苏联恐怖的受害者——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和革命者
共产主义恐怖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共产国际、托派和其他异见者。上世纪30年代，仍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苏联，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但曾被苏联梦所吸引。其中很多人为他们对苏联怀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30年代初，苏联在卡累利阿（Karelia）地区发起了宣传运动，鼓吹俄罗斯与芬兰之间边境地区所提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黄金机遇。约12,000人离开芬兰，居住在卡累利阿；另有5,000名来自美国的芬兰人也加入其中。后者中大多数是美国芬兰工人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innish Workers）的成员，因1929年的股市崩盘，正经历巨大困苦。苏美贸易公司（Amtorg，苏联广告公司）代理人承诺给予他们工作、高薪、住房，并让他们免费从纽约前往列宁格勒。他们被告知要带上他们所有的财物。
艾诺‧库西宁所称的“奔向乌托邦”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些芬兰人一抵达，他们的机械、工具和存款就被没收。他们被迫交出护照，且实际上发现自己成了一片未开发地区的囚犯。该地区只有森林，条件极端严酷。据阿尔沃‧图奥米宁说，至少有两万名芬兰人被拘留在集中营里。图奥米宁领导芬兰共产党，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担任要职，直到1939年。后来，他被判处死刑，然后减为10年监禁。
二战后被迫生活在基洛瓦坎（Kirovakan）时，艾诺‧库西宁也目睹了亚美尼亚人的到来。他们是苏共狡猾宣传的又一批受害者，前来居住在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为响应斯大林要旅居海外的所有俄罗斯人回家重建国家的呼吁，许多亚美尼亚人动员起来，以振兴他们视为祖先之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其中大多数人此前一直流亡土耳其。1947年9月，他们中的数千人聚集在马赛（Marseille），3,500人登上了搭载他们驶往苏联的“罗西亚”（Rossiya）号船只。船只一进入黑海苏联领海，当局就态度大变。许多人立刻明白，他们走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1948年，又有200名亚美尼亚人自美国抵达。由于被庆祝活动所欺骗，他们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们一到，护照就被没收。1956年5月，在法国外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将访问埃里温（Erevan）时，法国数百名亚美尼亚人举行示威。在这些镇压期间，仅60户家庭成功离开了苏联。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到达苏联后不久就离开的。
这场恐怖不仅波及了那些选择回到苏联的人，而且波及了已在其它独裁政权下遭受苦难的人。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第29条，“对于所有因维护工人利益或权利、从事学术工作或努力实现民族解放而遭受迫害的外国公民，苏联予以庇护。”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小说《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中，描述了一名党卫军士兵与一名前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之间的对抗。在一段长篇独白中，这名党卫队士兵总结了成千上万来苏联寻求庇护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在不再有战俘的和平时期，又有谁在营地里呢？党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你们所熟知的人，因为他们也在你们的营地里。如果你们的囚犯在和平时期来到我们党卫军营地，我们就不会再让他们出去，因为你们的囚犯也是我们的囚犯。”
他们自海外来到苏联，无论是纯粹因为苏联宣传，还是因为寻求他们在原籍国不能指望的庇护或安全，抑或是因为其政治信仰，所有移民都被视为潜在的间谍。至少这就是给其中大多数人被判刑的借口。
首波移民潮之一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移民潮。他们中一些人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园和自己的梦想之国。但他们被残酷地欺骗了，在恐怖之下蒙受了极大的痛苦。3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支持者在苏联约有600人──约250名流亡政治干部和另外350名在政治学校接受培训的人。由于这些学员中很多人在完成学业后离开了苏联，1936至1937年又有100名活动分子离开去西班牙打仗，大恐怖只波及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约200名意大利人被捕，主要是因间谍罪；约40人被枪决，其中25人身份已确认。其余的人被发配到古拉格、科雷马金矿或哈萨克斯坦。罗莫洛‧卡卡维尔（Romolo Caccavale）发表了一项感人的研究。它追踪了数十名这些活动分子的运动和悲惨命运。
一个典型案例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纳扎雷努．斯卡里奥利（Nazareno Scarioli）的案例。他于1925年逃离意大利到达柏林，最后抵达莫斯科。他受到红十字会意大利分部的欢迎，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农业聚居区工作了一年，然后被转移到在雅尔塔（Yalta）的又一个聚居区。那里约有其他20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铁托‧斯卡尔塞利（Tito Scarselli）的指挥下工作。1933年，该聚居区被解散，斯卡里奥利回到莫斯科，在一家饼干厂找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的意大利人社区里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接着，大清洗的年代来临。恐惧和恐怖分裂了意大利人社区，每个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同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奥罗．罗伯蒂向该意大利人社团宣布，逮捕在一家滚珠轴承工厂工作的36名“人民的敌人”。罗伯蒂强迫在场的每个人同意逮捕其本人认识的工人。到了表决的时候，斯卡里奥利拒绝举手。次日晚，他遭到逮捕。在卢比扬卡大楼里遭受酷刑后，他签署了供状。然后，他被驱逐到科雷马地区，被迫在一个金矿里工作。其他很多意大利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死亡，其中包括：雕塑家阿尔纳多‧席尔瓦（Arnaldo Silva）；一位名叫切尔奎蒂（L.Cerquetti）的工程师；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多‧戈雷利（Aldo Gorelli）（其妹嫁给了日后的共产党政治人物埃吉迪奥‧苏洛托（Egidio Sulotto）；意大利共产党罗马委员会前书记维琴佐．巴卡拉（Vicenzo Baccala）；托斯卡纳人（Tuscan）、莫斯科搬运工奥特洛‧加吉（Otello Gaggi）；莫斯科劳工路易吉‧卡利加里斯（Luigi Calligaris）；在敖德萨工作的威尼斯工会会员卡罗‧科斯塔（Carlo Costa）；曾是列宁在苏黎世的一名朋友的埃德蒙多‧佩鲁索（Edmundo Peluso）。1950年，当时体重36公斤的斯卡里奥利离开了科雷马，但被迫到西伯利亚继续工作。1954年，他被予以特赦，随后获得完全赦免。然后，他又等了6年才获得签证返回意大利。
这些难民并不限于意大利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一些人是在国内遭受迫害、决定迁往苏联的无政府主义者。此类案例中，最有名的是激进的工会会员、自由斗士弗朗西斯科‧盖齐（Francesco Ghezzi）的案例。他于1921年6月抵达俄罗斯，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意大利工会（Trade Union）。1922年，他到德国旅行，在那里遭到逮捕。意大利政府此前指控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要求引渡他。他的支持者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蓬勃的运动，使他免于在意大利的牢狱之灾，但他被迫返回苏联。1924年秋，与皮埃尔．帕斯卡尔（Pierre Pascal）和尼古拉‧拉扎列维奇（Nikolai Lazarevich）联系密切的盖齐，首次与格别乌发生口角。1929年，他再次被捕，遭判3年监禁。考虑到他患有肺结核，当局将其转移到苏兹达尔，作为罪犯关押。他的朋友们在法国和瑞士组织了一场声援运动，罗曼．罗兰等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他。苏联当局随后散布谣言说，盖齐是一名法西斯秘密特工。1931年他获释时，回到一家工厂工作。1937年，他再次被捕，但这次他在海外的朋友无从知道他的下落。据报，他于1941年8月下旬死于沃尔库塔。#（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