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4月11日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让人记住了戏中的“七仙女”扮演者——严凤英，但在戏曲名家光环背后，有一段含冤而死的悲惨遭遇，文革中，严凤英惨遭裸体解剖。
1930年，严凤英出生于安徽桐城，乳名鸿六。这个戏曲界的精灵，恰恰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在她成名以前，黄梅戏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唱戏的人更为乡邻所不齿。
桐城人几乎都会哼唱一两句小调，但如果有人以歌戏为职业，便会受到家族的惩罚。严凤英自小耳濡目染，便爱上了黄梅戏，13岁时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艺。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使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
女孩学戏触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点被族人沉塘。为了保命，严凤英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她在江淮一带漂泊，结识丁永泉等老辈黄梅戏名家。在名家的指导下，15岁时严凤英就能从容驾驭《小辞店》主角柳凤英，因此更名“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
“七仙女”背后的故事
1951年，严凤英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官员与“新文艺工作者”渗入演艺界，“帮助”严凤英等“旧社会”的艺术家接触“新文艺思想”。
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她陷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的荒谬逻辑中，对中共、“新社会”充满感激之情。因而，严凤英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外，还唱改编戏，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运动涂脂抹粉。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为宣传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现。
中国人从古代到民国时期，对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合八字等诸多仪式，体现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窃政后，于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歪曲传统婚姻为包办、买卖婚姻，鼓吹自由婚恋。
为推广新法，传统戏《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艺家”篡改成符合一部政治需要的新剧。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一年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并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旦角七仙女。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电影，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却成为多年来红遍海内外的艺术影片。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跟风的戏曲电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严凤英，也成了为黄梅戏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然而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包藏不住中共败坏传统文化、毁灭国民道德的祸心。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将神州大地变成血腥的修罗场，那些追随中共的文艺家几乎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严凤英几乎是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
严凤英遭无妄之灾
遭文革批斗，对严凤英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初期，她因演唱黄梅戏，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罪名，屡遭“文批武斗”的折磨。
1968年3月，因受4年前“天津黑会”反江青运动的牵连，她与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蔑成“围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
1964年，江青在北京发起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安徽省以省委宣传部的徐味为首，组织七人观摩小组北上观戏。
在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龙驹与严凤英等三位戏曲演员随后进京，在北京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看戏时，他们仅从专业角度发表几句评论。
没想到4年后1968年，北京之行被官方定义成“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安徽省观摩组与严凤英一行人，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发表社论称，徐味为首的“代表团”与“戏剧界的牛鬼蛇神”，围攻江青的革命现代戏。
4月6日，剧团内外的造反派轮番提审严凤英等人，当时，造反派扣下严凤英，逼她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一干人的反动证据。
严凤英明白，这是要通过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缄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饭时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则后果自负。
4月8日，严凤英服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
严凤英惨遭裸体解剖
事实上，严凤英在被发现服药自杀时人还并没有死，如果及时抢救的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料，中共军代表刘万泉不顾人命，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严凤英家，对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直至人死了，刘万泉又叫了个医生来给严凤英的尸体开膛剖肚，寻找所谓的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
刘及剧团的领导们说：严凤英之死还有不少问题，有人揭发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才自杀的，所以要剖开肚皮，检查她肚皮里的特务工具。
那个医生最初抗拒说，他只会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没学过，那是法医的事。但刘万泉张口就骂。于是，这个医生害怕了，找来一把医用的小斧头，开始当众剖尸。
红梅剧团当时有四个人在现场监视着这个全过程：一个造反派男头头与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分站两边，上方站着官员，下方站着军代表刘万泉。
医生当众将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用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左一斧右一斧地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将内脏拉出来。在胸部没有找到发报机，继续再往腹部找，掀开肚皮，肠子也翻过来，结果只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其他什么也没有。
即便如此，军代表刘万泉仍然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当最后一斧劈开了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尿喷了出来。刘这才罢手了。
刘万泉望着严凤英支碎的尸体，悻悻的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事后，刘万泉被评为“活学活用毛着的积极分子”，还被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派出的调查组找到他询问严凤英一案，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说，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不打严凤英打谁呀！”
1978年，严凤英在悲惨离世的10年后，得到平反的虚名。然而，像严凤英被迫害致死的类似案例，在文革中十分普遍，在那个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凸显出在中共专制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