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AI）的飞速进步，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到来。最近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神童柯洁，这只是人工智能展现实力的一个小小开端。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结合，在今后几十年内，将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西部世界》等科幻片所描绘的是未来的现实世界。据日本和英国媒体联合调查，世界上的820种职业和2069项工作中，有710项工作可以被机器人替代，占全部工作比重的34%，其中日本、美国、欧洲各国基本上有一半左右的工作将被机器人取代。
可见，人工智能的成熟普及不仅将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比如大面积失业潮。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久前，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斯蒂夫•霍金、马克•库班等商业和科学领域大佬均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创造的新财富将进入一小部分人的腰包，例如有地位和资金的AI投资人、利用人工智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管理者、从事相关产业的工程师、律师、分析师等。
与此同时，几乎整个蓝领阶层和相当一部分白领岗位将彻底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难以有效安置这些被技术革命革掉的弱势群体，很有可能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大动荡。
其实，我们从19世纪工业革命史中可以看出端倪。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英国各地织布工人以“卢德”的名义对工厂织布设备打砸抢，以示对机器取代人工的抗议，爆发了卢德（勒德）运动。
其实，当时的工人并不完全排斥织布机，因为织布机的开发大大促进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工人是一件好事。工人们要求的是“公平的利润”（fair profit），因为企业由于大机器生产而产生的新增利润没有进入工人的口袋里。
到了1812年，英国当局颁布法律，严禁损害工厂机器，并派出上万名士兵镇压。最终，24名卢德分子（luddites）被绞刑，数十人被关入监狱，51人被流放澳洲。
历史上的卢德运动仅限于英国织布业，但是未来人工智能的覆盖面将远远不只某一个特定产业，而是数以亿计就业人口的社会全行业。
到那时，无论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送餐小哥、快递员、出租车司机，还是房产中介、银行业务员、制造业工人，都面临失业下岗的必然结局。
特别是未来十年进入这些行业的年轻人，工作多年后接到裁员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们会发现世界突然变了，还在身强力壮的中年时期就已经被淘汰了。
他们的儿女从大学刚一毕业就会发现，大学教科书里的知识结构已经毫无意义，所有科目都被机器运算彻底战胜。
他们会不会像卢德分子那样，在极端的失落与愤恨中，群起而攻之？想想这种可能性就会不寒而栗。
但是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最先普及的日本、美国、欧洲，由于开放包容型的代议制政治模式，社会结构稳定、国民素质高、信息渠道畅通，民选政府会及时调整政策（比如比尔•盖茨建议向取代人力的智能机器人按照工资收税），然后通过相对公开、透明、合理的财富分配，将新利润的一部分补贴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度过阶段性的难关。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球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会在这些国家得到长期的疏解与缓和，直到找出新的机遇和出路。
所以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开发，我们应该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由于人性使然，科技的脚步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反对就停滞不前，我们只能在接受现实的基础上，用人类智慧预想到潜在的危机并找出解决办法。
再说，在开放包容型制度的发达国家，他们也有试错的机会。毕竟再坏的决策也有制衡与监督，再坏的公权力也有替换与更正。
但是对于世界上某些崛起中的国家，就没有这种试错的机会。一失足，必成千古遗恨。
在这些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一般当局的首要目标是保护既得利益，追求“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并不为大众负责，他们希望维持“自己吃肉别人喝汤”的结构体系，只要喝汤或吃瓜群众达到“温饱小康不折腾”的程度就可以了，政府的运作和决策难以反映各阶层大多数人民更进一步追求权益的愿望和心声。
在本公子看来，到那时，这种国家面对人工智能的科技进步，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失业压力和潜在的动荡因素，拒绝或部分拒绝人工智能新革命，继续按照自己的脚步发展各产业。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由于科技革命而跳跃式发展，而中国由于固步自封导致差距越来越远，我们还在做加号，人家已经做乘号。
在崇尚弱肉强食的“数码社会达尔文主义”（digital social Darwinism）世界里，经济、科技、军事以前所未有的爆发速度发展。任何对新技术应用扭扭捏捏的排斥，都等于自我放弃，而自我放弃就等于自取灭亡。
第二：真正拥抱人工智能新革命，以战略姿态紧追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已经存在的社会就业等各方面内部压力在短时期内会以几何倍数增长，国家机器的动员力和强制力则越来越跟不上，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围追堵截，实行焦土政策。
同时由于裙带攫取型体制的僵化本质，也无法进行开放包容型先进国家那种低成本又高效率的疏通和引流。
权威体制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人工智能，但是由于驾驭能力有限，并且对西方AI技术无法全盘掌控，又由于价值观不同得不到外界任何发达国家的强有力援手，最终经过痛苦挣扎还是会被洪流冲跨。
可以看出来，这两条路最终殊途同归。
你可能会问，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可选吗？
我的答案是：既有也没有。有，只存在于理论；没有，是客观现实。
我关注的是宏观叙事下的社会生存，不愿意再费劲口舌去谈论任何未发生的偶然与例外，这种逃脱理论就不谈了。
当我们观察文明季候披沙拣金的历史大潮时，人工智能，或许将是压倒中国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