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26日讯】二十一年过去了，“四·二五”中南海和平上访，没有因为时间的增长而被稀释，当天，几万名法轮功学员的浩然正气，在宇宙中历久弥新。
真相的力量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晴朗的清晨，我如往常一样早上五点五十五分到清华小树林法轮功炼功点，当我听到：何祚庥在天津一家杂志上给法轮功造谣，学员请该杂志更正错误，结果几十位天津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殴打和关押。我决定上访，请朱镕基总理出面阻止坏人的恶行。我与另外几位清华学生骑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信访办。路上，两个小时的行程，我脑中出现一九九六年光明日报诽谤法轮功事件、一九九七年北京青年报诽谤法轮功、一九九八年北京电视台给法轮功造谣、一九九八年清华大学对法轮功开始诸多限制（甚至要求不让放音乐和挂横幅）。因为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真相，让人不要跟随坏人做坏事，每次，我们都带着各种证明资料（有的带医院的病历本、有的带CT扫描图像、有的带科学证明资料、法轮功传单和书籍）去向相关部门讲真相纠正错误。我那时想为什么总有坏人不断不断肇事挑起事端，这次一定要让朱镕基总理（也是我的清华校友）知道，让他出面阻止坏人的恶行。
早上八点，我们到达中南海，我们看到许多条路的人行道上已经有很多人静静地站着，一看他们都非常朴实、个个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就知道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锁好自行车后，径直走向中南海府右街的西华门。几个警察过来，叫我们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不要集中在一起。由于来自不同地方，周围许多学员都不认识，我们也不聊天，每个人都默默的学法背法。
后来，西华门有人走出来，大家鼓掌，由于我站得远、看不清，那是朱镕基总理出来见学员，并带三位学员代表进入中南海，其中有我认识的北大法轮功学员孔维京女士。接近中午，我遇到从中南海出来的孔女士，得知她向朱镕基总理反映了我们的情况和向信访局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三是希望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由于学员们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我们继续安静的等待着。下午三点多，我见周围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还没有吃饭喝水，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地说：“谢谢，我不要，我怕用后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我说：“没关系，我会让人带您去厕所的。”她非常客气地说：“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没多久，清华的王久春教授过来，认出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后来天色渐晚，王久春教授就让人打出租车将老太太送回家以免她的家人担心。多么好的老太太呀！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同时，也从大法中修出了能为别人着想。
后来法轮功研究会的人员李昌等五人，在下午也进了中南海进行对话。晚上，九点多，我们得知朱镕基总理将会妥善处理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学员的事件，我们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家。法轮功学员们在二十分钟内全部散去。
法轮功学员的正行，使经历过中共反右迫害的朱镕基总理，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诚意和合理请求。法轮功学员的正行和朱镕基总理的处理，使得“四•二五”和平落幕，赢得海外媒体一片赞誉之声。
缅怀在中共残酷迫害中离世的清华同修
虽然“四•二五”和平落幕，但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却跳了出来，不顾其他政治局六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决定镇压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中共嗜血专制机器，碾轧无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成为当今最大的人权灾难，尤其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令人发指。
我的导师高春满教授，他是带我修炼法轮功的领路人。我们每天都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听录音，我们一起洪法，建炼功点。高教授承担了俄文翻译的工作，他将《中国法轮功》翻译成俄文版，在《转法轮》翻译中也发挥了作用。高教授在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中的影响较大，他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同时因为参与二零零二年三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首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筹委会，并发表文章《未来的教育工程》，让中共江氏集团视为眼中钉。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法日，江泽民和曾庆红则胁迫俄国政府特意在这一天强行绑架和遣返具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高教授的恶性事件。在国内，中共给高教授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不能与亲人住在一起，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在一次中风后难以恢复，于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离世。
在清华同修中最早被迫害离世的是袁江，在一九九四年，我们每天清晨炼功，傍晚都在清华工字厅（校长办公室所在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九九五年七月他从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到兰州市电信局工作。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在清华大学法轮功辅导站站长王久春教授家，见到从兰州赶来北京上访的袁江，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于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被非法拘捕，遭到甘肃省公安厅公安长达一个多月的酷刑折磨，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光刑具就拉了两车。袁江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离世，年仅二十九岁。
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校友柳志梅，一九九七年十七岁时，曾以成绩被保送清华大学。最早见到她是在一九九七年新生入学时，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通过发传单介绍法轮功，那时，她和另一位女生非常有兴趣加入。可是，这个曾经风华正茂、远近闻名的清华学子，因修炼法轮功，饱经中共各级人员的迫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遭受了难以想像的摧残。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临出狱前，她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时，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早上，柳志梅的尸体在家乡邻村西中荆村的井里被发现，面部呈紫色，头部有伤，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内衣和毛衫。柳志梅离开了人世。
我本人受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我曾两次去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两次被警方抓走，两次都被清华大学接回。当时，因为我被列入“六一零”办公室李岚清亲自要抓的清华法轮功典型，了解并爱护我的校领导和老师，不忍心我遭难，劝我赶紧出国。那时，我已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当时正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拿到英国的签证后，立即飞往英国开始留学生涯。这一走，至今已离开中国二十一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的护照到期，五月十一日，我到伦敦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办理延期或换新护照手续。结果是中共大使馆一直不给我办理护照延期或更换。没有护照，给我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不便。每次搬家，去警察局更换地址，我都要多花很多时间。每次在英国延长签证，也要等待很长时间，我不得不附加许多英国议员对我没有护照的关注、支持材料。每次英国政府都会发给我一张盖有签证章的纸，但这样的签证不能作为出国凭证，因此，我没法出国旅行，无法参加相关课题研究的国际会议，在找工作和办理银行业务时，也非常麻烦。从二零零四年五月起，我成为无国籍人士，长达七年之久，直到二零一一年，我加入英国国籍。
我出国前，母亲和弟弟都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开始后，弟弟多次被抓被关，警察二十四小时监控，母亲失去了正常修炼的环境，旧病添新疾，加上天天思念我，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离世。因担心我赶回国被抓，家里人都不敢告诉我，直到母亲下葬后，弟弟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中共的迫害使我不能在母亲痛苦的最后日子里尽孝。
中共国安还找到我的姐姐，让她劝我别参与法轮功，姐姐的回答是：“这个我可做不到，那么远又这么久没见面，他怎能听我的呢？”
回首“四·二五”
回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中国的法轮大法弟子们的浩然正气在人类历史上立下了永恒的道德丰碑。在之后的二十一年里，大法弟子们秉持真善忍原则，面对中共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屹立不倒，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唤醒世人良知。二十一年里，很多大法弟子在中共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中失去生命、被活摘器官、妻离子散、失去工作、流离失所。但，我相信：还世间公道不会久远，一切邪恶将无处遁形。
（注：谢卫国教授曾获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清华万字号学生，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清华校报《新清华》首页清华人物。二零零三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