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很多时候一样，对党内活动分子的镇压留下了更多的痕迹，因为这些人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且他们的网路常常幸存下来。一些宿怨在数十年后才得到了结，受害最重的干部总是那些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的敌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中央机关工作，常常指控他们过分关注当地问题，这无疑导致他们在观点上有所缓和，甚至可能导致他们质疑自己接到的命令。然而，这场冲突掩盖了另一场冲突：地方活动分子经常来自农民中较富裕的阶层和地主家庭，他们能识文断字，是党的核心之一；这些人支持共产主义，将其作为一种激进形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来自中央的激进分子和来自正规军的士兵，主要是从较低阶层和社会边缘群体中招募的，包括土匪、乞丐、游方僧侣、雇佣兵，以及妇女中的妓女。早自1926年开始，毛泽东就打算让这些群体的成员在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些人能够以极大的勇气战斗。如果以正确的方式领导他们，他们将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65年，他仍试图给予他们认同。当时，他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描述自己是“一位年迈的僧侣，在星空下撑着一把满是洞的伞向前走”。根据共产党领导人的说法，其余民众对革命令人吃惊地消极和无动于衷，除少数坚定的反对者（其中许多人也是精英阶层的成员）之外。这项评估包括“贫穷和半贫穷的农民”，他们构成了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一旦来自中央的人成为干部，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归功于党，并且经常渴望报复。在中央的支持下，他们倾向于选择最激进的解决方案，例如，无论在何处，只要看来适当或必要，就除掉当地干部。1946年以后，这成为对土地改革较血腥方面的一种很常见的反应。
1930年至1931年，有记录的首次清洗摧毁了江西北部的东固根据地。在那里，上面所描述的紧张局势因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团）而加剧。这是一支与国民党右翼有关的高度活跃的秘密警察部队。它使共产党员之间互相怀疑彼此叛党。这些疑心的产生，是因为当地共产党在帮会中发现了许多新成员。1927年，共产党人发动了一场自认为意义重大的政变，期间连三点会（Three Dots society）的首领都入了党。最初，许多地方干部遭到处决。然后，清洗蔓延至红军自身，导致约2,000名士兵被肃清。一些干部逃脱，并试图挑起一场针对毛──“党的皇帝”──的反抗。他们被邀请参加谈判，遭到逮捕和杀害。第二军中有一个分队反叛；该军全部被缴械，其军官被处决。一年多来，迫害夺去了大批文职和军职干部的性命，造成数千人受害。包括创始人在内的19名最高级地方干部中，有12人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5人被国民党杀死，一人病死，最后一人完全放弃了革命并移居国外。
毛泽东在延安的早期，除掉根据地创始人──传奇性的游击队战士刘志丹，似乎符合相同的模式，揭示了一个毫无顾忌但有着大量马基雅维利推理（Machiavellian reasoning）的中央机构。应负责任者似乎是与莫斯科结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王明。当时，他在领导层内还未被边缘化，显然想要控制刘的部队。刘自信地接受了对他的逮捕，在酷刑折磨下拒绝承认任何事情。然后，其主要支持者们遭活埋。王明的对手之一周恩来让刘获得了自由，但由于他坚持保留领导自主权，被称为“冥顽不化的右翼分子”。被送到前线后，他很快被杀，可能背部射进了一颗子弹。
1949年以前最有名的清洗，始于1942年6月对延安最优秀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攻击。正如毛15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所做的，他首先批准了为期两个月的自由批评。然后，突然间，所有激进分子都被“邀请”在数千次会议上批斗丁玲和王实味。丁玲此前被谴责为“男女法定平等的骗子”。王实味曾提倡艺术家的言论自由和创造性。丁挺不住，做出全面而公开的道歉并攻击王。后者拒绝让步。他被开除出党，投入监狱，并于1947年暂时撤离延安期间被处决。1942年2月，知识分子向政客屈服的教条，由党的主席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予以宣扬，很快具有了法律效力。整风会议激增，直到人们开始屈服。
一位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评论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手段： 党的纪律是基于形式刻板得愚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基层组织的主席决定谁将受到批评，以及出于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每次受攻击的都是共产党员。被告只有一项权利：忏悔其“错误”。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或看起来悔改不够，那么攻击就继续进行。这是一次真正的心理训练……我了解了一个悲剧性的现实。毛泽东称之为道德净化的残酷的心理强制手段，在延安党内创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该地区一批数量不可忽略的党内活动分子已经自杀、逃离或变得精神失常。整风手段是对“人人都应了解其他每个人的私密想法”这一原则的回应。这个卑劣可耻的指示掌控着每一次会议。个人私密的一切都要被不知廉耻地展示给公众审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仪式下，每个人的想法、愿望和行动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1943年7月初，清洗恢复并扩大。这项“抢救运动”旨在保护人们免受自己隐藏的怀疑和不足的伤害。该运动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康生。毛泽东已于1942年6月委任他领导新的总学习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整改”。这个“黑影”，穿着黑色皮革，骑着黑马，身边总陪伴着一只凶猛的黑狗。他接受过俄罗斯NKVD的培训，在共产中国组织了首场“群众运动”：批评和公开的自我批评；选择性逮捕导致坦白，反过来导致更多的逮捕；公开羞辱；殴打；把毛主席思想提升到不可侵犯的信仰地位，即成为唯一可靠的参照标准。在一次会议期间，康生向全场观众示意并宣称：“你们都是国民党的特工……你们的再教育过程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逮捕、折磨和死亡变得越来越常见，夺去了中央至少60名成员（其中一些人自杀）的性命，直到党的领导层自身变得担忧起来，尽管毛泽东声称“特务和头上的毛发一样多”。8月15日之后，镇压的“非法手段”被禁止；10月9日，毛泽东做了那种180度的大转弯（这后来成为他的标志），宣称：“我们不该杀任何人；许多人根本不该被逮捕。”然后，这场运动最终被停止。12月，康生本人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并承认所有被捕者中仅10%是有罪的，死者应该被平反。从那时起，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44年4月，毛泽东本人现身高级干部会议。他被迫道歉并向无辜的受害者鞠躬三次，之后被报以掌声。他的自发性极端主义再次遇到了顽强抵抗。但对于那些经历过1943年恐怖的人来说，对它的记忆依然不可磨灭。毛泽东损失了人气，却让人们更加恐惧。
镇压手段变得越来越老练。对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屠杀。它们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尽管如此，暗杀被精心锁定的个人仍变得越来越常见。正如帮派和帮会中的习惯做法一样，目标往往是背叛者。据一位游击队头目说，“我们杀了大量的叛徒，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的道路。”监狱系统扩大了，结果是处决不如以前常见了。1932年，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建立了劳改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曾是国民党法律所期望建立的。从1939年开始，被判长期徒刑的囚犯被一种新型法院分配到劳动和生产中心。这些法院是为处理这些案件而设立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当局不希望以看似过于严酷的刑罚来疏远民众；他们希望利用庞大的在押劳动力；希望靠狡猾的再教育过程，把新投奔的人转变为彻底的党徒。这样，甚至日本战俘也可以整合到人民解放军（PLA）——中共红军的后继者中，被用于打蒋介石。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