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成罪犯 永远是罪犯
任何认为指控有可能不成立或者受审者有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想法，在该系统中都没有空间。在中国，人们不是因有罪而被捕，而是因被捕而有罪。所有逮捕都是由警方进行的。警方是由共产党领导、受毛泽东掌控的“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质疑一个人被捕的原因，无异于反对毛主席，从而揭示出一个人真的是“反革命分子”。按照同样的推理过程，任何监狱看守不被人服从，都可以直接大喊：“什么！你胆敢违抗人民政府？”承认罪行并完全服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自我苛评（Self-castigation）是牢房里的规则：“你是一名反革命分子。我们所有人都是。否则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根据该系统的癫狂逻辑，被告必须自己为自己的被捕提供理由。“告诉我们，你为何在这里”通常是指导员问新囚犯的第一个问题。囚犯必须起草自己将面临的指控，包括对量刑的建议。他们也被要求提供连续的供词（一出现严重问题，他们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这有时需要几个月时间，且有时长达数百页，详述了人们整整几十年的生活。审讯本身长时间进行，有些长达3,000小时。正如人们所说的，党有充足的时间。审讯人员经常使用的手段有剥夺睡眠（许多审讯在夜间进行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威胁要予以极端的惩罚甚至处决，或让囚犯对酷刑室（后来据称是一座“博物馆”）进行令人恐怖的参观。
上海一座监狱的前囚犯郑念（Nien Cheng）回忆说：
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值班看守就给我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讯员正等着呢。”
我拿起审讯员给我的那叠纸，看到和1966年冬要我写自传时给我的纸不一样。那次是空白纸。这次，在纸的第一页上印有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 是一个用红线划出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纸的底端通常为囚犯签名的地方，印有“罪犯签名”的字样。
我的直接反应是对“罪犯”这个侮辱性词语很是恼火，决心不在其后签名。不过，想了几分钟后，我设了一计要利用这种情况……
在毛这句印刷的语录下方，我也划了个方框，也在其上方写了“最高指示”，并在方框内写上毛的另一段语录。它并未出现在红宝书中，但我记得是来自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这段语录称，“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
我把那张纸交给值班看守。当天下午，我就被叫去受审问。
除了那名士兵外，屋里还是原班人马。个个脸色阴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无罪之时，我就对他们这种神情有所准备了。未等审讯人员示意，我便立即向毛泽东的肖像鞠了躬。审讯员选给我阅读的语录是：“我们必须实行全面的专政，来镇压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以及那些代表地主和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益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我写的那张纸到了审问员面前。我坐定后，他一边瞪着我一边猛敲桌子，然后又猛敲桌子，大声说：“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了指那张纸。“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
我沉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端正”，那老师傅说。
“你要不端正态度，就永远别想离开这里”，那年轻工人说。
未及我开口，审问员便把我写的那份交代扔到地上，页面散落开来。他站起来说道：“回牢房重新写！”
一名看守出现在门口，喝道：“出来！”
身体暴力本身相当罕见，至少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任何类似酷刑的手段，如殴打甚至侮辱，都被严格禁止，囚犯们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受到了虐待，就有一些获得赔偿的小小希望。因此，唯一真正的暴力非常不易察觉，或存在于“批斗会”中，会上允许其他囚犯对受害者进行殴打；或存在于牢房监禁中，牢房无供暖、不通风，小到不可能伸直四肢。在那里，囚犯被永久性地戴上手铐或用锁链拴住，经常双手反背于背后，结果保证卫生和吃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惩罚持续8天以上，这些牢房里的囚犯通常就会死亡。永久性地戴上过紧的手铐，是最常见的一种准酷刑，导致双手迅速肿胀、难以忍受的疼痛以及往往不可逆转的疤痕。
将那些特殊的手铐紧紧地戴在囚犯的手腕上，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监狱系统常用的一种折磨方式。有时囚犯的脚踝上还会套上额外的锁链。在其它时候，囚犯可能被戴上镣铐，然后其手铐被绑在窗栅上，这样他就无法离开窗户去吃、喝或上厕所。目的是侮辱人的人格，以摧毁其意志……由于人民政府声称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酷刑，官员们索性称这类手段为“惩罚”或“劝说”。
这些措施的官方目的是获得一份供状（其本身具有举证力量），以及显示囚犯诚意并证明警方指控是很有根据的多份揭发书。规则是三次揭发就证实逮捕是对的，因此链条无休止地延伸下去。除极少数情况外，警方使用的手法与各地警方所使用的相同：突出矛盾，假装已经知道一切，并把一份供词与其它供词或揭发相比较。无论是以暴力逼迫的还是自发的（大多数城市的街头都有一个特殊的“举报箱”），揭发一般来说很多，以至于很难掩盖一个人的过去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任何事情。正是看了揭发自己的信件，最终打破了帕斯夸里尼的抵抗：“这是一次令人恐惧的揭发。那数百个页面上，有同事、朋友和我只遇到过一两次的各种人手写的检举材料……我不假思索就信任的多少人都背叛了我！”郑念于1973年获释、未做任何坦白。这一点颇不寻常，部分是由于其非凡的性格力量，部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警方做法上发生变化。在之后的多年里，她周围满是亲戚、朋友、学生和佣人；他们所有人都把她举报给了安全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也承认这一点，声称他们在此事上别无选择。
当案件最终准备就绪时，囚犯犯罪的“真实故事”就以囚犯和法官联合制作的形式上演，其措辞完全颠覆事实。罪行“必须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影响”（如果法官和囚犯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点，它就更有用，如果其他人也牵涉其中，那就很有帮助了），但它完全是以偏执狂的方式重塑，如同一些激进而绝望的政治反对派的不断表达一样。因此，在国外的一封信中提到大跃进期间上海口粮略有下降这一简单行为，就成为证明一个人是特务的官方证据，尽管这些数据已在官方报刊上发表且为城里所有外国人所熟知。
通常的结果是放弃人格，正如帕斯夸里尼所证实的：
囚犯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丧失自信。多年来，毛的警察已经将他们的审讯方法改进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要对抗任何人来顶住他们的压力，无论他是否是中国人。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让你发明不存在的罪行，不如说是让你承认你的日常生活糜烂、罪恶且值得惩罚，像你曾经过的那样，因为它不符合警方关于生活应当怎样过的概念。他们成功的基础是绝望──囚犯认为其完全、无望地、永远地受到狱卒的摆布。他没有做任何辩护，因为他被捕就是他有罪的确凿和毋庸置疑的证据。（在多年的牢狱生涯中，我知道有这样一名男子：他实际上是被误抓的──真有其名，但不是此人。几个月后，他供认了对方的所有罪行。当发现错误时，监狱当局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劝回家。他觉得自己对自己交代的罪行太有罪恶感了。）这名囚犯没有受审，只经过一个精心排练的仪式，或许持续半个小时，没有咨询律师，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诉。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