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占造反革命者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童进行的迫害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没有采用新手法。尽管是以青年的热情和虐待狂进行的，但它们在其它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非常相似。我们可能想知道它们是否是自发的。如果相信毛泽东及其党羽在每一个红卫兵小组中幕后操纵，将无疑是荒谬的。但是，例如，在降临于刘少奇主席身上的不幸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刘的妻子王光美的嫉妒。他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当毛泽东认为他被充分隔离时，他被投入监狱，在那里被折磨而死。另一方面，也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逃脱了羞辱。该运动真正引起轰动的方面是利用红卫兵在高层算旧账，显示出党内团结甚至在长征之前就已终结。对共产党年轻干部的清洗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其中60%的人被解职，尽管许多人像邓小平一样，于几年后复职，甚至在1976年毛泽东死之前就已复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暴力也远未达到极致。与3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不同，许多高级领导人和干部在其受到的虐待中幸存下来。一名鲜为人知的矿业部长被红卫兵殴打致死，但没有高层官员被司法处决。刘死于1969年，死时精神失常。彭德怀于1967年7月在官方所称的“一场斗争”中被打断两根肋骨，并于1974年死于癌症。外交部长陈毅于1969年被发配下乡，但说服当局让他及时返回，在林彪死前到场，不久后，自己也死去。最具戏剧性的案例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案例。1965年11月，他在一场清洗中被免职，以便为康生扫清障碍，次年被监禁，随后在试图跳窗自杀时遭受严重脚伤。他的脚于1969年被截肢，而且这次艰难的手术长期被拖延，以便使他彻底坦白。然而，他继续比毛主席活得更长寿。领导人的监狱条件令人羞辱和痛苦，但严重程度远远低于被自己发配到劳改营的数百万囚犯所经历的任何事情，他们至少得到了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
红卫兵的手段在全国各地每个城市和大学都令人悲哀的相似。聂元梓在广播中宣读了大字报（大字书写的布告）后，一切都于1966年6月1日开始。她是该国最富盛名的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名哲学教师。这份布告号召进行一场“斗争”，并将敌人妖魔化：“瓦解修正主义分子的邪恶影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瓦解！消灭这些牛鬼蛇神，这些赫鲁晓夫式的改良者！”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开始组成委员会，很快就把他们的教授、老师以及曾试图保护他们的省市当局定为要穷追到底的“牛鬼蛇神”。运用一定的想像力，他们称他们为“邪恶天才”、“牛鬼”或“爬行幽灵”。中央文革小组一名极端分子戚本禹，于1967年7月18日谈及彭时说：“毒蛇已不再动弹，但他还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可以杀人不眨眼。他是死亡大师。不要被他的装模作样所愚弄，他是一只不动的蜥蜴，他只是假装死亡，这是他的本能。甚至昆虫和最低等的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像他这样的食肉动物更糟糕。把他踢到地板上，踩他。”这些场景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因为其目的是使认同受害者变得不可能，以此来压制怜悯。这种辱骂推动了“斗争”，并经常导致有关人员死亡。在北京发起大学运动的“杀死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并不是一种虚声恫吓。“阶级敌人”背部被贴上告示，穿戴着滑稽可笑的衣服和帽子（尤其是女性），被迫作出古怪而痛苦的姿势。他们脸上被涂上墨水，被迫像狗一样吠叫，四肢着地，以致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一名叫Ma（意为“马”）的教授被迫吃草。另一位教授的一名同事被其学生殴打致死。这名教授说：“我几乎可以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地主当时是敌人，他们算不上是人。你可以用暴力对付他们。这是可以接受的。”1967年8月，北京报界宣称，反毛主义分子是“过街老鼠”，应当全部被杀死。在以前，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时期，人们就已见过这种非人化（dehumanization）过程。有一个例子：一名地主被绑在犁上，一边被迫耕地一边受到鞭打；而农民则喊道：“过去你像对畜生一样对待我们，现在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牲畜了！”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牲畜”以类似方式被消灭。一些甚至被吃掉：广西至少有137人，主要是教师和大学校长。这是在共产党地方分支的干部的帮助下完成的。一些红卫兵要求食堂为他们供应人肉，显然这确实真的发生在某些地方。吴弘达记得，有个人于1970年在劳改营被处决，然后其脑子被一个安全部队成员吃掉。他的罪行是在墙上涂写“打倒毛主席”。
目前尚不清楚，在暴力的这些早期岁月，红卫兵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他们一方面有改造社会的真正愿望，另一方面也有大规模“意外事件”的参与意识。他们似乎在这两者间摇摆不定。这些“意外事件”可能是漫长炎热夏季的反映。无所事事意味着有可能被视为修正主义者。此时，这些感受与传统的因循守旧的、避免麻烦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进一步的造反。矛盾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毛泽东于8月18日所宣布的过于简单化的口号“造反有理”，随处都可以听见。不知何故，该口号被认为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千条原则”。与此同时，一场真正的个人崇拜开始在主席及其作品周围扎根，如有名的小红书，尤其是政府似乎决定着谁有权造反以及应当何时造反。结果是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其有资格获得“左”的珍贵标签。这种说法是，所有组织都受到攻击，但林彪控制下的军队保护了红卫兵。红卫兵于1966年秋季在全中国获得免费交通和最高优先权。这种串联打着“经验交流”的旗号，对从未离开过他们村庄的年轻人来说，往往仅仅成为一次令人眩目的旅游机会，其极致的吸引力在于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本人。女孩们必须展示出狂热和眼泪，是此类会面的一大特色。有时，人们在一片匆忙中被挤压致死。
8月18日，毛命令：“要武斗，不要文斗。”而红卫兵宋彬彬（其名字的意思是“温柔的歌声”）迅速将她的名字改成宋要武（“宋想要斗争”）。江青圈内人之一、新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于8月底对干警听众说：
我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行事并遵循正常的警察办案程序。如果你因为有人打了人而抓了他们，你就弄错了：杀人的红卫兵应当受惩罚吗？我的意见是，如果有人已经死了，嗯，他们就死；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不同意你们认为群众正在杀人这一看法。如果群众如此讨厌坏人，以至于我们无法阻止他们，那么我们就不要费事地去尝试阻止他们了。人民警察必须支持红卫兵。我们必须同情他们，并向他们传递信息，特别是在有关（黑）五类的问题上。
（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