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4日讯】“摇动摇篮的手掌控世界。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说法。历史上的每一个不入流的独裁者都知道，你必须控制下一代。”鲍尔斯说。
十年前，柯蒂斯·鲍尔斯（Curtis Bowers）制作了纪录片《蚕食美国》（Agenda: Grinding America Down），详细描述了共产主义腐蚀美国体制的过程，从教育到好莱坞，再到媒体，从内部颠覆美国及其价值观，主要战略则是分而治之，挑动美国人互相对立。
本期节目，我们将与鲍尔斯进行座谈，讨论一下他的电影在当前的政治时刻对我们的启示，以及美国人应该怎样与他们的同胞重新建立联系。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共产党人接管美国的计划
杨杰凯：柯蒂斯·鲍尔斯，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鲍尔斯：来到这里我很荣幸，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柯蒂斯，自从你拍摄影片《蚕食美国》以来，已经过去10年了，这部纪录片主要揭示了共产主义针对美国的阴谋及其影响。在你看来，目前正在发生着什么？
鲍尔斯：我看到蚕食还在继续，其方式同以往相比，目标更加明确，更明目张胆。多年来，它更多的是躲在幕后，背景微妙，但是如今它已经走上了我们的街头。它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得如此之快，着实令人惊讶。
杨杰凯：柯蒂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大前提，或者说要探索的内容，就是多年来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改造成一个更加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我认为你提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一块垫脚石。在纪录片《蚕食美国》中，你讲述你决定要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激起了你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我记得当时是在1992年。请告诉我你参加那个会议是什么感觉，你学到了什么？
鲍尔斯：我去参加那个会议是为了帮一位先生的忙，他一生都在研究共产主义，还写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他知道他不能去参加那个会议。他说，“他们会知道我是谁，所以你能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吗？”强调一下，人们需要记住，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了。这时是6个月后，1992年的夏天。
美国共产党正在召开会议，要分裂出一个新的团体。所以我去参加会议是为了帮某人的忙。第一个震惊来得突然。在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我以为是大学激进分子在开会，所以我就买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一场革命。我想这应该是会议的主题。
走进礼堂，我看到大约有1400人左右，都是50、60、70岁的人，都拿着公文包，身着西装，我是那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我突然意识到会议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严肃。这是第一个巨大的震惊。
杨杰凯：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对会议议程了解到了什么？
鲍尔斯：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讨论如何从内部干掉美国。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努力破坏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商业结构和美国的道德。他们说，“我们现在需要更进一步。”他们承认他们对苏联不得不在军事和其它方面退出世界革命感到失望，“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更严肃的层面上，继续我们所做的工作，通过教育、媒体和娱乐。”他们想要影响下一代，想让人们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试图慢慢地从内部打倒美国。
杨杰凯：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你显然是掩饰真面目潜进去的。
鲍尔斯：是的，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当我还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教给了我如何做事，所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我潜进去了这儿，我只能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而我也介入了这个谎言，不是谎言，而是欺骗。你知道的，罗纳德·里根赢了冷战，的确如此，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这仿佛意味着共产主义结束了，结束了。我稍稍介入了。
如今我去那儿参加了一个有1000多人参加的会议，我听到了他们充满激情的发言，我能记住每个人想法，他们几乎就像教堂里的牧师那样敲打讲坛。他们谈论美国和我们喜爱并欣赏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方式，令人难以理解。
我还记得那个老家伙在那里发表议论。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制度”，一边说，一边敲打讲坛，一边流汗。于是我就离开了，觉得这些人都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只是在胡说八道，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大约30年前。
杨杰凯：这很有趣。这是1992年。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后来，你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变化。
我记得（1992年时）人人都在庆祝。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是看到我的父母逃离了共产主义的波兰，这让我有点激动。我记得我母亲相信苏联永远不会垮台，他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而苏联占领了波兰，他们非常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苏联解体时，对我父母来说，这是某种难以置信的奇迹。
你认为人们不再关心共产主义了，而一个（共产主义）议程正（悄悄）推进着。那么发生了什么？
鲍尔斯：哦，然后就是（到了2008年）我已经结婚16年，养育儿女，做生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生意的国家，我刚刚还一直在很享受美国的生活。然后到了2008年，我当选爱达荷州州议员。突然间，我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项法案，这让我第一次我回想起前面说的那次会议。
在商界，有人给我打电话，谈到一些环保立法，说“这项立法对环境没有任何帮助，只能伤害我的生意。你会投票反对吗？”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它。这时我想，“慢着，这就是他们在1992年所说的，他们想要摧毁自由企业制度的方式”，他们说他们要隐藏在环保运动的背后，用它来制造大量的规章制度和官样文章，让企业难以生存。
在1992年，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很难理解，因为环保运动就是人们把自己绑在俄勒冈州的树上之类的东西，并不是一场主流运动。但是到了2008年，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刚刚上映不久，掀起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环保）运动。这让我重新审视他们说过的话，然后在更严肃的层面上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者针对美国制定的颠覆行动目标
杨杰凯：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正在谈论的一些事情。你在影片中也提到了一本名为《裸体的共产党人》（The Naked Communist: Exposing Communism and Restoring Freedom，裸体的共产党人：揭露共产主义及恢复自由，注：书中曝光了共产党针对美国制定的45项颠覆行动目标）的书，这本书写得很早，它也描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议程，把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让我们从书中举几个你认为特别相关的转型尝试，也许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从今天美国各地的景象中找到它们。
鲍尔斯：绝对可以。我这里就有一个列表，因为我想你可能会提出来。（例如《裸体的共产党人》中列出的）“目标17”。所有调查显示，70%以上的年轻人想要社会主义。一项民意调查甚至显示有30%的年轻人说他们想要共产主义。显然他们不知道这两者都是什么。他们被洗脑了，认为它们都是好东西。
“目标17”——这些目标都是由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四、五十年代收集起来的，然后放在一起组成了《裸体的共产党人》——他们在会议上谈论的“目标17”是控制学校，利用大众传播带传播社会主义，软化教学内容，“我们要利用它们，作为传动带，宣传社会主义，传授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让它们听起来公正、正确、真实，成为关注焦点。”
这非常关键，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摇动摇篮的手掌控世界（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说法。历史上的每一个不入流的独裁者都知道，你必须控制下一代。这一议程主要集中于影响文化，使他们能够影响儿童并接管教育，使他们能够控制未来。因为如果你教会70%的年轻人热爱社会主义，当他们长大后，我们就会实行社会主义。
杨杰凯：这让我想到了校园里普遍存在的言论自由问题，尤其是在大学里。这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鲍尔斯：你可以称其为政治正确，这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他们提出了禁止某些东西的想法，你不能谈这个。这真可恨，这个或者那个。
他们总是想出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能有言论自由。这样就不许你说出故事的另一面。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每一个故事听起来都是真实的，直到你听到了反方的声音。”
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另一种说法。如果年轻人能见到你在波兰长大的父母，让他们说“我们过去的经历是这样的。”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谎言就会很快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搞政治正确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制定规则，规定在大学校园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为一旦你在听到谎言的同时，也听到了真相，你就不会相信谎言。这是废除言论自由的一个关键策略。
杨杰凯：你当然会在影片中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你对此也了解不少。请简单地给我讲讲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是你在影片中提到的那个在文化马克思主义议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鲍尔斯：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被带到美国，原因是在欧洲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现代公共教育之父，是他把这些人带到了美国，并把他们安插进我们的很多顶尖大学。
威利·蒙岑贝格（Willi Munzenberg），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介绍了他们的目标。他的主要观点是：“我们要让西方变得如此腐败，让它发臭。我们要从其内部撼动他们，我们要向年轻人灌输不道德的观念。我们将努力推广色情，我们将努力增加酗酒人群。”他们有很多目标。
他们来了，被安插进很多顶尖的学校。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媒体和教育，然后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来改变文化。在电影中，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要做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它的真实目的，就是巧妙地打破传统，打破我们一直做事情的方式，然后搭建舞台，向年轻人展示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对好莱坞和教育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和教育体系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杨杰凯：在《蚕食美国2》（Agenda 2: Masters of Deceit，蚕食美国2：欺诈大师）影片开头的介绍片段中，你讲述了奥古斯汀·布拉斯克斯（Agustin Blazquez），古巴电影制作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家人一度是革命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来取代已经存在的东西。请给我讲讲这个，还有这种理想主义以及利用这种理想主义进行的欺骗。
鲍尔斯：（他逃离古巴）50年后，和他交谈，事情变得发人深省。他说，“我现在在美国听到的很多宣传，听起来都是卡斯特罗当年在做的事情。那时我们都觉得，这听起来不错，都是关于正义和平等，都是公平和为人民着想。”（但实质）只不过是同样的骗局，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他的家人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晚间新闻，我们看到我们的叔叔在行刑队面前被处决，我们就知道情况真的很糟糕。那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共产主义者刚掌权时，有时不会立刻变得极端。他们慢慢地确保自己控制了一切，继续进行宣传，然后他们开始进行镇压。
他告诉了我关于镇压的事。他的父亲有一天从他们的甘蔗种植园回来，那是古巴最大的甘蔗种植园之一。他说有好几个小时父亲都不说话。妈妈一直在问“怎么了？怎么了？”他只是摇着头，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说话了，他说：“我们一无所有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没收了甘蔗种植园。我现在要在田里给他们干活，割甘蔗。”
他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理解。我们就是不明白。我有幸与美国各地数百名这样的人交谈，因为这部影片，人们前来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一样：“我们被许诺得到一切，但是除了一场噩梦，我们什么也没得到。”真的令人震惊。
在他18岁准备离开古巴，再也不回来的时候，他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线人（在监视你），但是他不知道是谁。他害怕这可能会让他走不成。他获得了某种许可，可以去读学位，然后回来帮助古巴变得更好。他知道他不会回来了，而且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他不能告诉自己的父母。
那是一个制造恐惧的系统。有一次，十几岁的他走在街上，被扔进警车后座，送进监狱。他在那里待了24小时，受到了虐待，然后被放走了。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如果我非常害怕他们，我就得永远服从他们。他们对每个人都这样做，周期性的。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待在那儿而已。于是我知道我必须得走，大多数时候，我都害怕离开家，除非我不得不离开。”
这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造成的。人们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为什么社会主义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行不通。随着它开始崩溃，掌权者不愿失去他们的权力，就会采取暴力。
只有创建了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他们才有能力这样做，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有控制杠杆。而从自由企业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很困难的，因为民众仍然拥有所有的财富、权力和赚钱的方法。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你必须首先进入社会主义。
先让政府获得权力杠杆，然后，无论何时，只要你需要，你就可以说：“再也不需要好人先生了”，你有能力做到，因为你可以切断电源，或者可以让人丢掉工作，可以为所欲为，社会主义都是这样，因为这套体制行不通。
竭力制造分裂与对立是共产主义者的策略
杨杰凯：在你刚才谈到的事情中，有很多事情需要解释。第一个让我想起了告密的事。这种事任何一个和我交谈过，并且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都能完全理解。但是对于没有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有点令人困惑，因为这很难想像。
这让我想起了获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别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为窃听风暴）。我要向所有正在观看本节目的观众推荐这部电影。“别人的生活”是英文译名。它主要讲的是一名史塔西特工的经历。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是公认的苏联集团中最邪恶的警察之一。
影片描述了生活在一个人人互相告发的社会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都得到了积极的激励，也就是说，他们都会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或者是消极的激励，就像你前面描述的那种方式，反正是希望你能告密，能对档案部门做出贡献。
我还记得我在波兰时，了解这些事情，如今我自己仍感到有点儿气愤。我记得在1989年后波兰人打开档案时都惊呆了，他们看到例如，教区牧师会告发向他们忏悔的人，丈夫们一直在揭发他们的妻子，补充黑档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对那些知道大家都在相互告密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他们原本希望其中某些人际关系仍然神圣，可以不被污染，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我的评论，我得回到与你的谈话。这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2020年是充满动荡的一年。我经常看到人们说，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在2020年看到了一切，可是又出现了一些让它更加疯狂的东西。你如何看待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你的影片《蚕食美国》里都有。
鲍尔斯：甚至和你刚才所说的每个家庭的告密者有关。告密这个概念是分裂的最后一个层面，你甚至把每个家庭都拆毁了，每个人都不能相互交谈。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所有这些运动，都企图让我们彼此分裂，让我们相信我们就是彼此对立，让人们感到不满，彼此恐惧。这就是马克思的策略。
没有一个善意的人，会试图让人们认为我们是对立的，不让人们往好的方面想、朝着好的方面努力。这就是分化击破策略。他们知道，像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健康、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征服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分为富人与穷人对立，黑人与白人对立，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立，竭力制造对立。
他们只是在创造一群人，不是为了帮助那些人，而是利用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兑现过自己的承诺。他们只是向你承诺一切，引诱你加入，上他们的贼船。但是他们的承诺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原本就不想实现，因为你从来就不想解决这些问题，你只是想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才第一次意识“这些人的想法和我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低估了他们，为什么说我太天真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试图让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或者制造分裂、仇恨、愤怒和困惑，但是这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看看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的教育。为什么过去的五六任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一个教育计划来改善我们的公立学校？你只是被告知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他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你解决了一个问题，政府的权力就减少了一分。
如果一个问题可以变得更大，那么他们就需要更多的权力，来解决更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想让问题变大，变得越来越大。任何属于建制派的成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都希望政府能够扩张，不断有更多的钱能进来，来解决更大的问题。
在我研究、琢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似乎他们每个总统，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小布什到奥巴马，都是如此。我曾经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当我还在教育行业的时候，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对整个制度没有帮助。这不会帮助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只会在这个过程中伤害他们。
你看到了它背后的谎言，然后你就会意识到，他们想让这个系统创造出一些无法养活自己的人，然后政府必须进一步设立一些部门，提供就业、收入和医疗保健，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没有品格、德性、道德和纪律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正在很多领域发生。分裂击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使用的共产主义策略。
通过教育让人口低能化是腐蚀美国手段
杨杰凯：这非常引人深思。很多善良的人会说，不，这只是管理不善，这是一种阴谋论：说有人破坏教育系统，故意使美国孩子表现不好，以便更容易被控制。你找到了什么证据反驳吗？
鲍尔斯：是的，有几件事。事实上，这曾是我30年来的想法：“这些（管理不善的）人只是太天真了，完全不懂什么是好的教育。”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开始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在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意识到，教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读书，只需要每天一个小时，持续六个月。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统里，用了13或14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18岁的孩子，却几乎不能阅读？
所有的这些事情开始让我反思，等一下，这儿有点不对劲儿。证据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如何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几百年间我们一直知道，它包括严谨的辩论和论证、逻辑思维、数学和科学。可是如果你看看今天的学校，这些东西几乎没有。
他们已经把一切可以使人拥有敏锐的头脑、能辨别真伪的东西拿走了。他们不想让人能够明辨对错，因为你不能使用一个能辨别真伪的人。所以这类教育目的性很强，有很多证据能说明这一点。
杨杰凯：是什么让你决定在家教育孩子呢？
鲍尔斯：就是我们刚才谈论过的事情。我自己在20年前当过老师，当时我想，“这个体系已经崩溃了。”一切都被简化到最低层次，你不是尝试拔高水平，你必须把教学降到最低水平，于是聪明的孩子会觉得无聊，中间的孩子会觉得“无所谓”。
很明显，这是一个我认为靠不住的系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有一个未来，为了拥有未来，你需要良好的教育，你需要知道如何阅读和思考。所以如果你能阅读任何东西，你就能学到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不可能教给你们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读者，我没有教你的一切，都是在一本书中。你可以在任何时间阅读任何话题的任何书籍，并成为专家。你可以读历史，这样你就可以穿越时间，和那些你永远不会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去见那些你永远不会遇见的人，你可以在一本书中做很多事情。”
菲利斯·施拉菲（Phyllis Schlafly）在她一生中，花了很多时间揭露教育体系中发生的事情，这个体系有意不让孩子成为优秀的阅读者。他们甚至不能阅读关于国父们的著作，因为这需要足够的阅读技巧，他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控制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让人口低能化。
制造混乱和加重福利负担以制造系统崩溃
杨杰凯：非常精彩。当然，这也非常令人不安，得知这是某些人正在思考的事情。我想起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明的柯洛华—丕温策略（Cloward-Piven strategy），我相信你对这个很熟悉。从本质上来说，我不相信这会进入你的电影。有人要制定一个计划，来压垮纽约市的福利制度，来打破工作和薪酬之间的联系，进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可以这么说。
我在过去几年里，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很惊讶，难以想像有人竟然想到了这个，并且真的付诸实施，而且可以说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个城市搞破产了。你还知道其它类似的计划或者议程吗？
鲍尔斯：这个计划背后的整个哲学，就是制造混乱，就是要造成系统崩溃，想尽一切办法让事情变得更糟，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知道很多听众在想，“他们真的想让事情变得更糟吗？”是的，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不会那样想，因为你是个友善、体贴、善良、有爱心的人，但是这些人就是这样想的。
你读过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写的《激进分子守则》（Rules for Radicals）吧，他是当前这场运动策略的指挥官。其实我这里就有一些他说过的话：你散布关于反对派的谎言，同时指责他们散布关于你的谎言。你要把一切都搅乱，这就是目的。
但是柯洛华—丕温策略，一定会加重整个系统的负担，使其崩溃。通过崩溃，你可以演一出木偶戏（注：通过提线木偶，讲自己的故事）给人们看，显示正义和平等，目的总是要把穷人，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是利用穷人，而不是帮助穷人。
最近在帮助穷人方面谁做得最多？是川普总统，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川普总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棒的经济环境，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少数民族，获得工作。我对此非常兴奋。我想在他执政的头三年里，就有1000万人被从福利名单中删除了。这是一场成功的战役。
而他们想要通过柯洛华—丕温策略，来增加福利人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系统中来，我们知道这个系统行不通。在这个过程中，它让人自由了吗？不，它没有。无论我们如何争论这些项目是否出于善意，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60年来的事实，可是我们仍然会说“这可能行得通！”
它并不能帮助任何人获得独立和自由，或者帮助人们致富，享受生活在美国的好处。它做不到，它将奴役他们，在“福利”中世世代代为奴。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现在发生的（与影片揭露出的）类似事情，就是邮寄投票。任何可以破坏美国信誉的事情，让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失去信心，都是（左派所干的）同类的事情。很多人做了很多研究，就在最近几周，已经揭露了所有的腐败。有人在收集选票，做各种手脚。这是他们败坏整个系统信誉的另一种方式。当你想摧毁某种东西时，你需要开始把它分解成碎片，这样它就会崩溃。
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以改变事态
杨杰凯：那么你给人们提出什么建议呢？你在2010年做了一个预测，说事情正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你激励人们做出改变。你的第二部电影《蚕食美国2》（Agenda II）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你今天在这里甚至更加强调，事情仍然没有好转，有很多人幻想破灭。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鲍尔斯：永远也不要认为华盛顿，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过分地等待着他们去完成事情，他们不擅长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们当地，我们的市、镇或者县。
作为居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社区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怎样才能组织起来，在地方层面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联邦政府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当我们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我们就有了责任，和真实的人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我们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摆脱那种纠结心态：以为我们必须按照联邦政府的方式行事，以为他们能解决问题。如果现在行不通，那么只要把我们的人弄进去，就会行得通。长期以来我们都看到，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大。
我认为川普总统在履行他的诺言方面做得很好。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都让人感到精神振奋。看到某人在做他说要做的事儿，就像呼吸新鲜空气。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做的事，至少他是诚实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方面。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实际办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需要关注年轻人。我们必须做他们（左派）已经做过的事情，这是合乎逻辑的常识。如果在你去世之前，没有把你认为对的东西，传授给比你年轻的人，你的想法就会消亡。你必须投入、影响、教育那些比你年轻的人，也许是你自己的孩子、孙子，或者是其他人的子孙。
如果你是一个年长的人，就去当地的大学，邀请一些家伙来吃比萨，向他们展示如何给他们的车换机油，建立关系，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有影响力了。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相信我们说的话。一旦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就不会相信我们了。
如果没有足够的前提条件，你很难接受与你已知的观点相反的东西。这需要一种人际关系来实现，因为这是一座难以穿过的大桥。于是你意识到，有人正在进行洗脑，因为当你把真相呈现给某人时，他们无法接受，尽管事实很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你没有撒谎，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被洗脑了。如果你只是不了解某一件事，而有人想告诉你一种不同的做事方式，说“这个怎么样？”你会说“哦，我不知道，谢谢！谢谢你告诉我。”
我在餐饮业做了很多年，招聘过数百名大学生为我工作。我们是好朋友，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三、四年。但是作为大学生，他们有很强的自由派思想，每到晚上我们就会针对许多时事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他们知道我爱他们。
我总是向他们呈现真相。很多时候，我熟悉的年轻人会告诉我，他们对某个问题的想法。然后我会说“好吧，现在你听听这个。”我会和他们分享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很多时候，他们无法迈出那一步，即使他们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知道我没撒谎，我不是一个骗子，我是关心他们的。他们只会说：“我的教授说……。”我就明白他们已经被洗脑了。
当事实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能迈出一步，这表明你相信的不是真的，这是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一直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建立联系，并且在年轻人身上投入时间的原因。然后继续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鼓励你们做的。如果你有三个朋友，影响这三个朋友。我们需要认识到，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杨杰凯：柯蒂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了一场浩大的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警察以及其它部门对美国黑人的不公平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得知，“黑人的命也是命”实际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是公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关注这件事吗？你知道吗？
鲍尔斯：是的，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想解决问题，他们想制造问题，或者让已经存在的问题变得更糟。索尔·阿林斯基在他的书中提到，这是一个关键的策略点。他说我们需要把革命和共产主义分开，来掩盖我们的真实动机。所以结果就是目前的情况。
你看到建筑物被烧毁，这对美国的黑人没有任何一点点帮助。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解决方案，总是比问题本身更糟糕。如果有人想深入了解黑人社区，如何被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利用了几十年，那么有一本书就是为他们准备的，书名叫“肤色、共产主义和常识”（Color, Communism, and Common Sense），作者是曼宁·约翰逊（Manning Johnson）。
曼宁·约翰逊是一名黑人，曾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他甚至去了莫斯科接受训练。他开始意识到，“慢着，这是在利用黑人，而不是帮助他们。”他记录了他脱离共产党的过程。他在国会作证，揭露他们对黑人社区的伤害，后来他就写了这本书。
他旅行和演讲了一年，然后去世了，这是一个悲剧，他本来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揭露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黑人社区的策略。他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他们的策略，但是针对黑人而言，长期以来被他们所利用或者以不同方式虐待，他们试图重新挑起种族矛盾。
我认为种族问题真的已经改善了很多，我知道确实存在种族问题，但是问题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我将鼓励人们采取另一种行动。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和事情被挑起的方式感到很难过。这件事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每当我看到一些黑人家庭或者个人坐在一起，不急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走过去说，“在这个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说“当然，什么事？”我想起了那两个黑人，我从旅馆走出，他们正坐在旅馆的长椅上，我对他们说了这些话。
我说，“我显然是白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一生中认识成千上万的白人，但是我还从没见过一个人不爱你们，不欣赏你们。我们甚至钦佩你，钦佩你的运动能力，你的音乐能力和你的幽默感。我只是想知道，当有人告诉你们白人恨你们的时候，他们是在骗你们。我们不恨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感谢你们。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这一点，因为我对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
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要对你遇到的每一个黑人都这么说。”我说“好吧，我会尽力的。”这会让他放下负担，不再认为“白人恨我”。那是谎言。在美国可能有少数白人恨我，但是这还不到1%的十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可是我们太固守这个问题了。
这是媒体干的，因为他们喜欢煽风点火，他们参与其中。我们在许多领域团结得很好，但是，重申一下，他们要的是分裂。但是那些白人可以超越障碍，用一种充满爱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很高兴你们来到我国家。我们爱你们，我们感谢你们。不要相信他人告诉你的其它的话。”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这真的让他们精神振奋。他们说“谢谢你。”我说“不客气。”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在当地层面上影响到真实的人。
你就在那儿，你正在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我帮助那些人祛除了谎言，让他们的余生获得自由。他们不会再想“所有这些白人都恨我”，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憎恶媒体把这些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因为这种行为是邪恶的。我有很多机会说：“我们爱你们，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和你们生活在一起让我们很感激，你们是美国的一部分，不要让他们把你们和我们分开，我们需要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不同领域里需要做的，从一次向一个人揭穿谎言开始，然后在地方层面上寻找解决方案，来对抗这种试图摧毁这个美好国家的策略，而这个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天赐福分。
杨杰凯：柯蒂斯，你最近在做什么？
鲍尔斯：嗯，我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旅行，就这些话题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因为在建筑物开始燃烧之时，人们开始说“你的影片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吗？”我说“是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一直在这么做。我做了一个播客，正在启动，此外还利用一些其它的教育工具，让人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每周都做，只有你尽力去做，才能改变生活。
杨杰凯：柯蒂斯，访谈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鲍尔斯：我想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说一声谢谢。我很欣赏你们的节目，很欣赏《大纪元时报》所做的一切。有一个新的媒体是一个福分，让人们能够听到事实，来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但是要远离这个大“议程”。对我个人来说，你们一直是我的一个莫大的福分，对我所遇到的成千上万个通过阅读这份报纸，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研究了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哲学，正在统治着世界。BBC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人们过去一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是谁，结果是卡尔·马克思夺冠。
你们是唯一一份向人们揭露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径的报纸，揭露他们的学说，以及他们的战略，让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它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正在威胁着我们。你们一直是一个福音，正在帮助人们最终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揭示真实发生的事情，揭露他们真实的行径、真实的想法。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建议人们都要订阅《大纪元时报》。这只是拼图的一块，但却是关键的一块，因为它给了你某种你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东西，价值非同寻常。
杨杰凯：柯蒂斯，非常感谢你的溢美之词，谢谢你接受专访。
鲍尔斯：我也非常感谢你。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