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后果
目前，无法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沦为恐怖的受害者。1995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审判中，就引用了1977年2月至1978年6月这段时期仅首都就发生了一万起政治暗杀这一数字。试图将受害者分为几类，也许是非常不合适的（1979年被屠杀的亲华的法拉沙犹太人等等）。正如卡雷尔．巴托塞克就捷克斯洛伐克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寻找一个在幕后徘徊、吞食自己孩子的邪恶人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斯大林一样，德尔格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并埋葬了每个人，仅在事后贴上“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或“来自EPRP的、反人民和从事颠覆的无政府主义者”之类的敷衍性标签。如同前苏联一样，现在仍有万人塚被发现，里面可以找到大赦国际记录的许多“失踪者”。那时，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家人甚至被要求向国家支付处决费。尼龙绳，即“门格斯图领结”（Mengistu bowtie），是使用最广泛而且独特的方法之一，尤其被特卡．图卢（Teka Tulu）上校所实践。他被称为“鬣狗”，是国家安全部队最遭人恨的头目之一。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这种方法也被用在了失势的皇帝（尽管官方宣称他在外科手术中死亡）及其孙女伊杰卡耶胡．阿斯法公主（Princess Ijegayehu Asfa）身上。
东德国家安全部队斯塔西和苏联克格勃的援助是通过许多渠道提供的。在某些情况下，苏联安全部队将莫斯科的埃塞俄比亚学生移交给埃塞俄比亚安全人员。在亚的斯亚贝巴，勒塞塞．阿斯法（Lesesse Asfaw）中士担任东欧和苏联专家与埃塞俄比亚专家之间的中间人。把酷刑死难者曝尸于首都人行道上，是惯常的做法。1977年5月17日，救助儿童基金会瑞典秘书长悲叹道：“有1,000名儿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遗弃街头，正被野鬣狗吞噬……当你驾车离开亚的斯亚贝巴时，你可以看到被谋杀儿童堆积的尸体躺在排水沟里。他们中大多数年龄在11至13岁。”
1991年以后，在新总统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的司法体系下接受审理的1,823个案件中，大多数都与城里的知名人物有关；但恐怖蔓延至该国整个122万平方公里，并波及了全部的3千多万人口。沃洛（Welo）遭受了沉重打击。EPRP在那里有一个相对稳固的立足点。1997年5月，范塔耶．叶赫德戈（Fantaye Yhdego）上校、海乐．格贝雅胡（Haile Gebeyahu）中尉和阿莱穆．阿姆巴切夫（Alemu Ambachew）上校被送上亚的斯亚贝巴的高等法院刑事法庭，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其中包括1977年2月在德赛（Dese）和孔博勒查（kombolcha）用毒气杀死24名EPRP成员。在中部省份施瓦省（Shewa）以外，最有名的情况是厄立特里亚的。那里的民族主义反对派组织得很好，在第三世界其它马克思主义团体中拥有坚实的支持。它们成功地收集和传播了信息，来让亚的斯亚贝巴政权在国际社会眼中名誉扫地。1974年12月20日，该政权重申了该国的不可分割性，并指出，这个前意大利殖民地和英国保护国的任何分裂都将使该国与其红海沿岸隔绝。
在印度洋附近的东南部，索马里对欧加登的领土要求引发了冲突。欧加登是埃塞俄比亚一个主要由索马里人居住的地区。从1969年起，索马里领导人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med Siad Barre）就正式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在1974年签订友好条约后，莫斯科与摩加迪沙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日益密切。苏联被迫在两个受保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徒劳地试图说服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也门成立联盟后，莫斯科选择了亚的斯亚贝巴政权。此后，门格斯图得以利用友好条约、苏联军队的海上和空中后勤支持以及古巴远征军，来击退（也是马列主义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游击攻势，以及1977年6月至1978年1月索马里军队的入侵。
门格斯图的行动非常有效，以至于在1988年3月28日至30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全球统一联盟署（Worldwide Unionist Federation Bureau）第39次会议上，该组织颁发给他一枚金牌，“以表彰他为争取和平与诸国安全及其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所做的贡献”。1988年6月，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提格雷省（Tigre Province）霍岑（Hawzen）大约2500名居民在一次轰炸中丧生。就像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格尔尼卡（Guernica）一样，袭击发生时恰逢集市。无论是在殖民战争还是在反民族主义镇压期间，旧帝国的周边地区〔厄立特里亚、提格雷、奥罗莫、欧加登、韦勒加（Welega）、沃洛〕都常常被“人民阵线”所领导的起义所动摇。其干部用了与其对手同样的马列主义辞令。各种军事资源被部署下来应对这些情况。某些极左派和亲中派痛苦地指出，起义期间所犯下的某些暴行得到了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的支持。
模仿反美国干预越南运动的“国际民族权利和解放联盟常设法庭”（Permanent Tribu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and Liberation of Peoples）于1980年5月在米兰开庭，关注在厄立特里亚犯下的暴行。其报告由比利时援助厄立特里亚委员会（Belgian Committee for Aid to Eritrea）于1981年发表，其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意见。它搜集的一些信息（得到大赦国际的报告支持）堪比纳粹犯下的暴行。在法庭上，法国观察员把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与纳粹作了比较。在那里，成群的人被赶进教堂，然后教堂被烧毁。“常设法庭”出版的小册子举了沃基杜巴（Wokiduba）村的例子。1975年夏，110人在那里的东正教教堂内被屠杀。代替亚的斯亚贝巴的白色标致汽车，沃基杜巴的行刑队驾着棕色的大众货车，将尸体快速移走，倒进万人塚。在门德费拉（Mendefera）附近的阿迪夸拉（Adi Qualla）也有一座集中营。
尚不清楚门格斯图在1977年8月向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宣布的“全面战争”中有多少人丧生。估计1978至1980年间有8万平民和军事人员，包括出于报复的大规模空袭的死难者，但不包括因政府随后对传统生活方式进行系统性破坏而丧生的人。城市中心拥有合理的供应网络并受益于有薪水的军人的存在，他们确保了经济相当稳定的运行，而农业地区则深受牲畜毁灭（经常是由空军人员，尤其是喜欢轰炸骆驼的人所进行的）、雷区、森林砍伐以及威权控制（authoritarian control）的干扰效应之苦。传统上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的妇女，遭到士兵系统性的强暴。他们的存在也导致了一种永久性的不安全气氛，几乎无助于鼓励与其它地区的商贸活动。（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