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2月02日讯】中共不愧为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无奇不有。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
先说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种手段。
第一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就是一个典型。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标的刺激，促成了高产“卫星”的出现。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相辅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浮夸风”中放出的一颗最引人注目的高产“卫星”是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0434.14斤的记录。
这颗“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呢？原来，该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在田中，将泥肥耙融耙烂。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在并篼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
收割时，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指挥运粮的人群过完一次称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称过一次，如此循环反复，过秤的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统计出数字：亩产130434.14斤，一个全区、全国、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这样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纯粹是在反复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比如，明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了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在从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间，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了200位以上的将领，伤亡了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战的前6 年，当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时，它竟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它想方设法让日蒋火拼，自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也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但抗战结束后，中共却闭着眼睛说瞎话，将上述历史事实一笔抹杀，硬是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和进行抗战的伟大功勋记到了自己的功劳簿上，毫不脸红地把自己吹嘘成了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种是贴金遮丑，自我标榜。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多的的人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在本质上完全是背离人民的，既不是共和体制，与民主更是一点都沾不上边，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可是专制独裁是个恶名，背离人民更会遭人吐弃，这个本来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为了美化自己，它从建立政权的那一天起，就想着法子自我标榜，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中华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于是，一块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这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块牌子表里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第四种是只纵向比不横向比。
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0.5到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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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