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头上有神灵”，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无论祈福和敬天，人们对天地充满感恩和敬畏，这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天人合一”。从商周时代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历朝历代的君主都知道要遵从天道、顺应民意。在古代，当人们仰望星空，往往感叹上天的遥远，却并不因此而淡忘神明的存在。在历史上，有若干真实的记载，可以反映出中华文化敬天爱民的道德传统。
雨怕抽税
据《南唐书》记载，南唐皇帝李升，在位时，因关税过多，百姓不胜其苦。有一年，京城地区大旱，皇帝在北苑，举行宴会，问大臣们：“现在境外都下起雨来，唯独京城不下雨，难道是我们监狱中，有冤枉的事，违背了天意吗？”
教坊长申渐，高声笑道：“这雨是怕抽税，所以不敢进京城呀！”李升大笑，于是，下令免去一切额外税收。不久，便下了一场透雨。官吏们大惊，真是“老天有眼”啊。
后来，李升还汲取过去一些皇帝因奢侈、荒淫无道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很注意节俭。勤于政事，并兴利除弊，变更旧法，改革税制，因此国势渐强，人心归附。
康熙皇帝步行到天坛祈雨
康熙皇帝在谈到治国之道，首先谈到的是税赋，“兹念育民之道，无如宽赋。”(《清圣祖实录》卷160)
康熙亲政后，几乎每年都留下了蠲免地丁钱粮的记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张鹏翮奏报说：“臣查户部册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钱粮共万万两有余，是诚亘古所无也。”(《圣祖实录》卷二四)据见于记载的各省、县局部减免赋税的记录，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
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遇到天灾，必定要祈祷，这是三千年间中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采用的禳灾方式。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八年(1679年)，南北连续两年大旱。康熙皇帝曾经两次“步天坛祈雨”，从故宫一直走到天坛，诚恳地反思执政的过失，并祈祷上天降福于民。精诚所至，每次都神奇地化解了灾难。
这种祈祷，是“天人感应”观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续。不仅如此，清代皇帝还常常将天灾看成“天象示警”，从而找出“招灾之由”。
据《世宗实录》记载：以勤政著称的雍正帝多次批示，凡是地方旱涝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渎职，或者太守知县不称职。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风俗不够厚道。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和，而招致灾殃。
地方招灾，官员奏报，雍正皇帝就批示：像你们这样的巡抚，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天降冰雹，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真是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你们做官十分不妥，要小心。何等督府就有何等年岁。天道随人，快得很，实在令人生畏。在直省督府中，器量狭小、浑浑噩噩，没有像你们二位的。刚到湖南，水患到；调到江西，旱灾来，去了甘肃又下冰雹。如此响应，奇哉、奇哉!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
此“天眼”非彼“天眼”
现代科学把卫星送上天，认为物质空间不过如此，把卫星称为“天眼”，可以照射到地表的一切，征服自然的口号随处可见，早已忘记了过去对于神明的敬仰。在大陆的“北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不少媒体刊发文章：“北斗卫星：中国‘天眼’看世界”。然而这个所谓的“天眼”，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天眼”大相径庭，完全扭曲了其本来的含义。
借助卫星，多年以来，中共斥巨资对14亿中国人实行全方位监控，打造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国家监控系统。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中共当局数年来一直在大力推进所谓“天眼”系统监控国民，海外网路公司Surfshark最近出炉一份报告显示，北京的摄像头监视器数量高达115万，为世界第一。
英国消费者资讯科技服务评论网站Comparitech也曾对全球人口最多的150座城市进行分析，发现以人口比率来计算监视器密度，全世界密度最高的20座城市中，有18个位于中国。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会把纳税人的巨额钱款，不计后果地反过来用于监控人民。
近日，河北司机金德强因驾驶的货车被查出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被官方罚款导致其自杀。该事件引发舆论对北斗系统的关注，中共反复推责，称该事件与北斗无关。
一些网友发表意见：
“强制大车司机装北斗还收高额安装和服务费，是事实吧，啥叫跟北斗没关系，真好用吗？”
“底层人生活不易，有些单位只顾自己捞油水，全不顾底层人生活。”
更有甚者，直接利用电子眼制造“罚款陷阱”。近日，一则消息被公布，广东省一高速岔道口违章频发，62万人被“电子警察”罚款1.2亿元（人民币，下同）。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提出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他披露了交管部门基于私利扩张设置“罚款陷阱”的诸多内情。
不仅仅是交通，中共正在把电子眼系统纳入到其他日常税收的体系中去。在网络可以看到：“地税局启用税收执法‘电子眼’”，“税务立足大数据平台，积极探索‘电子眼’模式，规范信息采集，强化税源监控。”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GDP为74.41万亿元，中国财政收入是16万亿元，加上社保基金5.3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万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37,457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691.93亿元，如果再加上全国交通罚没收入数百亿元，几大项简单相加就是高达27万亿！公开拿走的各种税费就超过了GDP的三分之一，如果还要算上各种隐形的税费乃至见不得阳光的腐败成本，中国的税负水平毫无疑问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富裕发达的欧美国家。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曾公开坦言：中国宏观税负高达44%！中共最拿手的就是把与党利益相关的东西硬说成是国家利益，以迷惑世人。而在另一方面，却标语公然贴示：“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
暴力掠夺是共产党本性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恩格斯所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1917年，列宁曾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说：“至少逮捕100个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并将尸体悬挂在那里，让周围数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吓得瑟瑟发抖。”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谁家要是有什么值钱珍贵的东西，国家一定要让他上交。如果谁藏匿珍品，隐而不报，被邻居或同事告密后，这家人就会被捕，直到他交出东西为止。斯大林追求加速工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作为资本。当城镇再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可收时，就要开始掠夺农村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这表明共产党的仇恨训练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
1950年的中国，人民刚刚从战火中走出，却又被另一场灾难笼罩。“镇反”和“土改”针对农村，“三反五反”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场以谎言开路、以暴力维系的掠夺史。中华古老文明中的视民如伤、仁民爱物的传统，被破坏到荡然无存。然而冥冥天意中，历史早已铸就了中共必亡的命运终局。
结语
中共利用“电子眼”全民监控，且非法牟利，真是一个如意算盘。然而，就是在这样有如铁桶密闭的封锁之下，在海外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已有三亿七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他们看清了共产党西来幽灵的本质，勇敢地走下红船，静待中华大地迎来光明而纯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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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老天之眼与中共之眼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