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22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在1950年代的战争中,最令世界震惊的事件是什么?不是长津湖战役,而是中共指控美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平民大规模使用生化细菌武器。但今天,充足的证据显示,所谓“美军细菌战”,根本是子虚乌有。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生物细菌战指控升级
1952年2月2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中共党媒,在头版刊登文章,声称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文中还附有投撒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同一天,朝鲜在联合国进行了同样的指控。
3月8日,周恩来将指控升级扩大,他说美军在2月29日至3月5日发动了至少68批、448架次飞机,在东北抚顺、新民、丹东、宽甸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从那时候起,这个故事越编越离谱,什么美军施放“毒气”,用大炮发散生物武器,对战俘进行生化武器注射实验等等,全都出现了。
其实,类似的说法在1951年就有。当年夏天,朝鲜流行过瘟疫;中共士兵也流行多种传染病,包括天花、霍乱、伤寒等。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恶劣,很多人因为得不到救治死去。而美军侦察机或战机,成了转移疾病焦点的最好靶子,中、朝栽赃是美军发动细菌战。当时,那些只算得上口炮,对社会主义阵营民众可以洗脑,对西方世界却影响有限。但是,1952年的指控,性质就变了,在全世界都引起震动和谴责。
那次事件初起,是志愿军42军在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有跳蚤(后来才知是雪蚤)、苍蝇等。因为恰好之前有美军机飞过驻地,他们就联想到细菌战上。志愿军司令部得到报告后上报中共中央,并下发收集可疑物通知。一时间,几乎所有部队都有大发现,上报的东西有死鼠、苍蝇、大蚊子、绳头和死鱼等等五花八门。也说有死人的,事后核实是道听途说。
时任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在回忆中说,他多次调查核实过这些报告的情况,认为还不能证实美军进行细菌战。他们对送检物进行检查和实验室培养,没有发现致病细菌。证据中被当作带菌昆虫的容器,其实是美军投撒宣传品用的铁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也没发现突然死亡或者可疑细菌致病人员。再说,室内灶台周围成群的苍蝇飞到雪地上也有可能。
吴之理说,“事先我们并不知《人民日报》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过世)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矩阵)局长奉命来找我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
吴之理建议暂时不要大事宣传,但他遭到严厉批评。中央批评他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彭德怀还斥责他是美帝国主义特务,替敌人说话。
国内外联手反细菌战运动
吴之理不知道,在党媒炮轰美军“细菌战”的2月22日前,毛、周就已经肯定了敌人在进行细菌战,并指示各地中央局对细菌战罪行予以揭露打击、动员全国人民反美援朝。他们还计划联络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先定罪再找证据。中共一边下令调拨杀毒灭菌药以及鼠疫疫苗等到战区,将设想中的疫情消灭在未发动状态;一边宣传找出的更多“证据”。
1952年3月,中共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反细菌战指示,要求各地搞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一场空前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席卷全国。
吴之理被任命为志愿军新成立的防疫办公室副主任。他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颁发全军,包括加强个人卫生,扎紧裤腿和袖口,注射多种疫苗等;他还获准可以解剖尸体。
同时,中共派出几十名专家前来检查督导防疫,但送检的标本被培养后,“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吴之理说,“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
显然,吴之理不认可中共文献中记载的细菌战感染及死亡人数与案例。
挂羊头的国际调查团
从周恩来升级对美军细菌战的指控后,美国就明确否认,同时要求指控国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实地勘察,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但这些,都遭到苏联一票否决。
中苏一方面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另一方面又自我组织调查团发布报告,一次次指控“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犯下了细菌战罪行”。其中,发表于1952年9月15日、由“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 and Korea,简写ISC)所做的调查有六百多页。这个ISC黑皮书成了中共至今最有力的“国际调查”铁证,挂着羊头也最能鱼目混珠搅乱真相。
然而,以“国际”名义出现的ISC,实际由苏联出资支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组建,团长是英国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李约瑟,副团长茹科夫(Nikolay Zhukov-Verezhnikov,也译作朱可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也是一名克格勃将军,他是十名成员中唯一的一位细菌专家。
1952年7月12日至25日,ISC首先在中国东北调查美军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还未进入朝鲜,他们就预先签署了确认细菌战的结论——这是受斯大林委托的茹科夫建议的。茹科夫说,朝鲜战场危险,先作结论签字,免得万一有意外劳而无功。其余人就听从了。
这已经证明这个调查团的不科学性。接下来入朝听证,结果可想而知。
瞒天过海的假证制作
在吴之理的遗书中,他还陈述了给ISC制作、提供假证据的细节。
在听证会上,志愿军拿出的证词是:20兵团驻地两名中尉在砍柴时发现的秘密跳蚤群,是不同于雪蚤的人蚤(Pulexirritans),培养出了鼠疫杆菌。而该军没有患者和死亡,是因为“紧束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
但实际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证词中不提小茅屋,而说是露天发现。至于从来就不存在的鼠疫杆菌,吴之理说,“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在之前的5月份,吴之理经北京批准,派人去沈阳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一管交给了志愿军检疫队长——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另一管亲手交给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因为鲁向他要过菌种。
做了这些准备后,吴之理还是很担心证据不足。美军细菌战被吹上了天,但是却没人死于带疫细菌,这个破洞不是太大了吗?得想好万全之策填补。于是,他对防疫队副队长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副队长说,总有办法可想。
至于朝鲜方面先作的两个案件证词,霍乱病死亡例和跳蚤导致的鼠疫死亡例,情节合理。这是他们请教了中方专家教授准备的案情。
此外,ISC调查团也得到了被俘美军飞行员的关键证词,《人民日报》早就发表了他们“承认”投细菌弹等情况。但这些人被交换回美国后,全都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美国有个叫费舍尔的机长曾在杂志揭露,在被俘期间,他受到日日夜夜的反复折磨,被迫承认他从没参与过的细菌战。他不是ISC取证的证人,不过他的遭遇令人联想:那些战俘的证词,是不是也在胁迫下完成的?
当然,还有不少解密文件和学者研究,都证明中共对美军细菌战指控不实,时间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研究资料:
1. 《抗美援朝大事记:1952年1月—1952年6月》
2.2013年《炎黄春秋》: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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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