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功洪传世界30周年纪念日，也是第23个“世界法轮大法日”。
我有幸在大法开传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至今我已修炼26年。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日起，我亲历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过程，经历了从中共最高层被打到中国最底层，再从中国最底层来到美国纽约的人生大跨越。
在这大起大落的人生旅程中，我有许多感悟。其中之一便是：严格按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修炼，确实可得到天佑神护。
在5‧13这个特殊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因为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入狱、出狱、出国的一些往事历历在目，特记录在此，希望能够对读者朋友有一些启示。
我入狱后的若干回忆
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书，我入狱的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这一天，实际上是我被北京警方抓进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的日子。从我被抓之日起，我经历了许多永生难忘的时刻。以前，我就此写过很多东西。今天，再写相关联的三件事。
（一）关于警察抄家的回忆
我被抓的当天，北京警方对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被抓之前，我一直坚持以寄挂号信的方式，给中共最高层官员讲清法轮功真相。
当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当我写一封信的时候，我都要把写信的时间、对象、标题、在哪个邮局寄的、寄给了谁、挂号凭证号码是多少、发票编号是多少等，记录在案，并将信复印存底，与挂号凭证和发票等一起归档保存。
我寄信的对象包括一批离退休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如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前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前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等。
包括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我曾经的老领导，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等。
还包括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江迫害法轮功的两个最大帮凶——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继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等。
这些按照年、月、日归档的信件和物证，是我预备作为将来审判江泽民等之用的。
这些归档的信件和物证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我的卧室的壁柜里。
被抓进看守所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批珍贵的书面文字证据和物证，被抄家的警察全部抄走了。
2013年7月10日，当我经历了五年（1825天）冤狱回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我过去存放在家里的所有物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事先，我已经做好上述证据全部被警察抄走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打开我的卧室的壁柜一看，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五年前整理、归档、保存的信件及物证，一摞接一摞，全部都在，一件也没有被警察抄走。
中共610办公室是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
2007年3月至4月，我曾亲自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的办公室送信。每送一次信，我都请韩军用钢笔写一张收条。当时，韩军曾对我说，你不用每天这么跑来跑去的，你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就行了。我没有听韩军的，仍然坚持送信，坚持请韩军写收条。
我的目的是，亲自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收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证据。韩军每次都按照我的要求写了收条。
韩军亲笔写的收条是证明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有罪的重要证据。这一批证据也全都妥善保存在我的卧室的壁柜里，一件也没有被警察抄走。
（二）关于我家防盗门钥匙的回忆
我被抓的那天，随手将我家防盗门的钥匙放在口袋里了。
在看守所，警察搜身时，搜走了我的钥匙。
我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共计被关押347天。当时，我非常担心警察拿我的钥匙，开我家的防盗门，然后进入我的卧室，把我归档的信件及相关证据抄走。
2009年12月17日，是我从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被押解到北京市前进监狱的日子。那天一大早，离开看守所前，负责押送我的警官将我的个人物品还给我时，里面就有那串钥匙。
当天下午，我被押解到北京市前进监狱第一分监区。狱警在搜查我的随身物品时，搜走了我的那串钥匙。
在监狱里，我也曾担心狱警将这串钥匙交给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官，然后，这些警官悄悄进入我家，将我保存的珍贵证据抄走。
我出狱时，我的那串钥匙不知所踪。
所幸的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北京警方没有用我的这串钥匙从我家里取走一份东西。
（三）关于我的电脑、U盘、MP3
北京警方从我家里抄走的东西中，包括我的一台电脑、一个U盘和一个MP3。
当警察抄走这些东西时，肯定以为从中可以找到我的“犯罪证据”。
但是，出乎警察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我的电脑、U盘和MP3，被送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做技术鉴定；鉴定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穷尽他们全部的IT（Information Technology）知识，也未能打开我的电脑、U盘和MP3。
最后，鉴定人只好凭猜测伪造了一份鉴定结论，说我的电脑、U盘和MP3里“均含有法轮功内容的文件”。
2008年12月12日，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当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姓宋的警官告知上述鉴定结论时，我当时明确指出，这份鉴定结论是伪造的。
从那时起，围绕“伪造我的电脑、U盘和MP3的鉴定结论”问题，我依法写了大量检举信、控告信，包括上诉状，要求法官依法在法庭上质证、查实这份鉴定结论的真假。
但是，无论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还是北京市第一中法院法官贾连春，都不敢依法在法庭上质证、查实上述鉴定结论的真假。
有关情况，参见我2019年10月5日在大纪元发表的《中共政法大骗局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我出狱后的若干回忆
我是2013年7月10日出狱的。出狱那天，610办公室官员事先说好跟我的家人一起到监狱来接我。但是，我出狱时，610办公室官员一个也没有来。我是随家人直接从监狱回到家中的。
（一）610办公室官员没有找过我一次
如前所述，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类似纳粹德国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主要是通过他提拔重用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操控610办公室，再由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实施的。
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关、被审、被判多少年刑、是否减刑、减刑多少、何时出狱、出狱后的监控等，610办公室全程操控。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出狱后，610办公室官员都会以不同方式与之联系。有时，要求他们到610办公室写所谓“不炼功的保证书”；有时，打电话警告法轮功学员在所谓“政治敏感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有时，以“看望”、“慰问”等名义，跑到法轮功学员家里，给他们施加压力；有时，找借口将他们关进“洗脑班”，搞所谓“转化”等。
我入狱前，610办公室官员是我家的“常客”，与我联系最多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我被关进监狱不久，韩军就通过监狱教育科的警官给我捎话，说想来监狱“看望”我，被我拒绝。
我出狱前夕，北京市610办公室组织了近十名官员，跑到监狱对我进行所谓的“帮教”。一番东扯西拉之后，一位官员对我说，我出狱当天，将把我送到“法制教育基地”（实为“洗脑班”）“办一些手续”，当场遭到我的严辞拒绝。
我从2013年7月10日出狱到2015年1月22日到美国，一年半的时间内，北京市610办公室官员、北京市西城区610办公室官员、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没有找过我一次。
我出狱后，没有工作，找了一些单位，人家都不敢接收我。为此，我曾给我所在的居委会领导写信，请求他们向上级反映，补助我8000元人民币。
信交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有一天，我亲自到居委会去问，得到的答复是：司法所推街道，街道推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推司法所，三家推来推去，谁也不想管这件事。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610办公室官员一直没有露面。
（二）赵洪祝指定陈浩与我联系
我出狱后，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写信，反映我在监狱里遭到的各种问题。
赵洪祝是我曾经的老领导，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内蒙古考察时发现的人才，是尉健行直接把他从内蒙古调到中纪委工作的。之后，在尉健行的一路关照下，赵洪祝担任过中纪委办公厅主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赵洪祝接替习成为浙江省委书记。中共十八大上，习担任中共党魁后，赵洪祝被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协助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反腐打虎。
赵洪祝收到我的信之后，指定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负责与我联系。当时的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是我在中纪委工作时的同事。
这样，我一出狱，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反映问题的渠道。从陈浩到刘明波到赵洪祝到尉健行，我给他们寄了很多挂号信。
2008年11月19日，我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东一区102监室时，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写过一封信，检举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我的迫害。信末，我提出两点强烈要求：第一，依法逮捕周永康；第二，周永康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2014年7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审查。据国内外的有关报导，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被抓捕。2014年12月6日凌晨，中纪委宣布开除周永康的党籍，周永康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随后，最高检察院宣布，正式依法逮捕周永康。
周永康是当年中共最高层迫害我的直接责任人，在我提出依法逮捕周永康五年后，周永康终于被抓捕。
赵洪祝是我的老领导尉健行最信任的老部下，也是负责审查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中纪委主要领导之一。
（三）北京警方没有找过我一次
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日起，我就成了北京警方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
当天，北京警方对我的住所和我在中纪委大院内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当晚，派专人参加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
1999年12月2日，我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之后，就成了“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公安机关常年累月派专人在我家门口监控我。
2008年7月11日，我被北京警方抓进看守所。由于我曾经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之一，抓捕我，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能够决定了的，最上面作决定的，应该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往下，应该是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
在我被抓半年后，2009年1月12日，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被中纪委“隔离审查”。
郑少东是2005年被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提拔为公安部部长助理的，当时，郑少东是周永康最得力的助手之一。2007年周永康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后，郑少东成为继任公安部长孟建柱的助理。
根据我对中共高层内斗的观察，郑少东被抓与我被抓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你周永康抓尉健行的人，尉健行的人就抓你周永康的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是尉健行一手提拔重用的。国内有报导说，郑少东一案由何勇的秘书亲自主管、经办。
2010年8月24日，郑少东因受贿826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郑少东被抓、被重判，实际上，是对周永康、孟建柱的严重警告。
在我被抓进看守所之前，就法轮功问题，我在给中共最高层官员寄挂号信的同时，也给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官杨金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派出所警官张岩恒寄过挂号信。
从我给马振川、杨金方、张岩恒写信、寄信、查信的经历看，他们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上面不下令抓我，他们根本不会动。
我出狱后，北京警方没有找过我一次，原因可能与上面谈到的情况有关，也与周永康及其亲信，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抓捕有关。
我出国的若干回忆
2015年1月22日，我出狱一年半后，持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护照，从北京机场出关，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美国纽约。
（一）我出国前办护照签证给习近平等寄挂号信讲过
出国前，我将我办理护照、签证的情况，及时寄挂号信，向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得一清二楚。
比如，2014年7月10日，我出狱一周年之际，写了一封致习近平的信，7月13日在北京北新桥邮局寄给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请陈浩上交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转习近平收，挂号凭证号码是XA36860201511；同一天，在北京东四邮局寄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转习近平收，挂号凭证号码是XA36402199511。
信中，我写道：2014年5月16日，我到公安机关办理了出国护照。5月28日，我收到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护照。
又比如，2014年9月28日，我写了一封致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明波的信，当天在北京中国农研院邮局寄给中纪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陈浩，挂号凭证号码是XA34785273 811。信中，我写道：“2014年9月9日，我获得了美国驻华使馆签发的赴美签证。”
（二）我出国前委托了律师
出国前，我是做好了在机场被海关拦截的准备的。
因为我入狱五年，反迫害五年，在我写的检举信、控告信、上诉状中，白纸黑字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出狱时，我没有写一个字的“认罪悔罪”。我肯定在江泽民的亲信掌管的中央610办公室的“黑名单”上。
出国前，我曾征求过我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放教授的意见。
当时已是86岁高龄的高放教授，根据他对中共官场几十年的观察，根据他认识的一些人出国在机场受阻的经验，根据他对我的案子的了解，得知我的想法后，非常肯定地对我说：“你绝对去不了美国。即使你办好了所有手续，登上了飞机，也会被当局从飞机上‘请’下来。”
我自己也听说过一些案例，比如，2014年11月10日，作为法国大使馆邀请的客人，张磊律师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为防患于未然，出国前，我专程拜访了北京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并在他家里签署了若干份空白委托书，一旦我在机场被抓，就请他做我的辩护律师。
但最终，我预备的辩护律师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我出国一路绿灯，一路平安。
（三）我在北京机场过海关出奇的顺利
2015年1月22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北京机场。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后，我来到边检窗口。边检人员对我的护照、签证、机票等进行了例行检查，一句话也没有问，就放我进去安检。安检人员对我的身体和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常规检查，就放我出关了。整个出关过程，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顺利到超乎我的想像。
在候机厅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来到登机口。这里，居然还有一道随机抽签的安检，正好抽到了我。此时，高放教授的话在我耳边响起。虽然心里“咯噔”一下，但从外表上没表现出来。我不动声色地配合安检，看看会发生什么，很快，安检完毕，啥事没有。通过安检后，我顺利登上了飞机。
下午6点半左右，夕阳西下时分，我乘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滑过机场跑道，徐徐起飞，升上万里蓝天。
直到这时，我才舒了一口气。在满天的彩霞中，我终于离开了给我带来无尽苦难的北京，奔向自由的彼岸。
结语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都是信神敬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在做，天在看”，“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天”就是“神”。
中共当政73年，一直在向亿万中国人民宣扬无神论，并利用一切方式斩断炎黄子孙与神的联系，让人不信神，不敬神，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许多人无所顾忌，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敢干。
有人曾问我，法轮大法有什么好处？我说好处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新唤醒了许多人对神的信仰与敬畏。
许多法轮功修炼者都亲历过神迹，都感受到神就在身边。
我能活着走出监狱，我能活着来到美国，皆得益于我按“真、善、忍”修炼，得益于天佑神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