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残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数百万人死于非命。遭到残暴的迫害时，被迫奋起反抗者，当然为数不少。如张志新的悲壮就义；傅雷的以死抗辱；马思聪的绝命出逃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千千万万受迫害者是难以采用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们的反抗大抵上或是争辩、或是沉默、或是“认罪”，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反抗，给他们带来的也只能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灾难、更惨的结局，这样的悲剧，在文革浩劫中实在是数不胜数。那么，面对无法抗争的迫害时，有没有巧妙的抗争方法呢？本文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运魁，1896-2001，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资深教授。当年我母亲在外语系担任日本语教学工作时，是他的青年同事。杜运魁教授不仅聪明能干，学术水平极高，而且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对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颇多关照和帮助，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谢杜运魁老教授。
我从小生长于西北大学家属院，杜运魁家与我家住对门，两家门到门的距离不超过五米。他的小女儿杜棠与我姐姐同岁，两人从小是玩伴，小时候两位小姐姐在一起过家家玩时，常常拿我当她们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其乐融融，终生不忘。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我13岁，是我有生以来有体会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西北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属于“重灾区”，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资深老教授杜运魁，当然首当其冲。我曾亲眼见到他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而且被一位凶狠残暴的年轻造反派打得满脸是血。我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不由得死死地记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班学生、文革宣传队的头子。尽管这些凶手们文革后仍能心安理得、逍遥法外，但“举头三尺有神明”，恶行终会有恶报的。
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造反派们在一间教室里召开批斗会，批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杜运魁。但见几位臂裹红袖章者站在台上，对着杜运魁狂呼乱叫，声嘶力竭，命令杜运魁“老实交代问题”，随之满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喧嚣，此起彼伏。杜运魁老先生则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条斯理地说，自己年老体衰耳背，没听清是什么问题，请发问者大声再说一次。然而再大喊数次之后，杜运魁似乎仍然听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屡屡所答非所问，引起满场哄笑。无奈之下，批斗者只好把问题写在黑板上。但见杜老先生步履蹒跚地走近黑板，颤颤巍巍地带上自己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一顿一挫地缓声回答。然后，批斗者们相互交头接耳一阵，再逐次把后面的问题一条接一条地写到黑板上。如此一来，书面问答使得批斗会的气氛逐渐走了样，变得冗长疲沓，沉闷枯燥，台下的造反派们被磨得不耐烦了，大感索然无味之后，逐渐锋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门溜达者有之，批斗大会最后终于开得大煞风景，草草收场。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捧腹大笑，对我父亲说：“杜伯伯可真厉害，弄得批斗会上的造反派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呀！不过，他的耳朵真的这么糟糕吗？我常常在家门口见到他并打招呼，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耳背呀？”
当时我父亲也和杜伯伯一样，是“牛鬼蛇神”、批斗游街的对象，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样“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杜运魁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他年迈体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远没有那么严重。他这是故作聋哑，是在用疲沓战术作无声的反抗，意在耗尽对方锐气”。在批斗会的险恶场合下，也只有这种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他的这种反抗，合情、合理、合法，是顺应环境的最佳方法，那真是一种充满了睿智的反抗艺术！
杜运魁老教授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心胸宽广，硬是熬过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他又恢复了教授的职务，受迫害期间被扣发的工资，都被如数偿还，并且健康长寿地活到了105岁，成为西北大学著名的老寿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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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