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8月09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一批民族资本家被打成大右派。其中，上海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董事长兼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成为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
今天，我就根据萧小红的文章《赎买二十年与资产阶级身份》等资料，谈一谈李康年是怎么被中共打成大右派的。
民族资本家李康年
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文人家庭，他的父亲李国盘是清末的贡生，即秀才中的成绩优异者。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李康年从小就打下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
李康年14岁高小毕业，17岁至24岁在家乡宁波习商，先当学徒，后在各商号历任文书、会计主任、秘书、经理等。27岁到上海，在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工作，历任文书、总务科长兼济兴银行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康年写下座右铭：“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表达矢志抗日的决心。
1932年，为抵制日货，李康年与九家国货厂联系，组成“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开业。
之后，他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得到方液仙等知名实业家支持，筹得10万元资金，并租到南京东路353号的门面，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1933年2月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事务主要由副经理李康年打理。
据李康年自述，“参加国货公司的商家最初是九家，很快增加到三十多家，半年后达五百多家，一年后增加到二千多家。”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方液仙拒绝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于1940年被暗杀。之后，李康年成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负责人。
李康年还分别于1938年、1940年、1941年创办了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鸿兴袜厂。因经营有方，三家公司的主打产品——“钟牌414毛巾”、“三五牌闹钟”、“狗头牌袜子”，都是当时的名牌产品。
1949年中共建政后，李康年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统战对象。
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黄埔区两级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等；1952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后成为民建上海市委委员；1954、1956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市、区两级人大代表。
李康年的建议书
1956年，中共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决定对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股本采取赎买政策。
同年，中共清产核资后确认的私人股本是22亿元。中共提出，政府将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股本，发放定息的年限从1956年起七年不变；如七年后私营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可延续一段时间。
中共将拿定息的人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重大问题都是中共干部说了算，资产阶级是受歧视的。
1957年1月8日，在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康年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其中谈到，既然政府提出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私人股本，从1956年算起，赎买期应该是20年，而不是7年。
李康年的建议是：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22亿元人民币（1956年、1957年的定息已发放，扣除），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现；在完成“赎买”后，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李康年认为，在公私合营企业内，拿定息的人已不是资本家，希望政府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身份。
李康年的建议，先是在上海市人大会、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联内部讨论，后被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征求公众意见；再后来，被上海民建市委提交给民建中央，再由民建中央分发给17省市做专题讨论。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赎买20年建议”，供全社会讨论。
时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认为，李的主张“是消极性的表现，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李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对千家驹的观点进行反驳。
他说：“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吗？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他还认为，千家驹把财产赎买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等同起来，是混淆了政策；“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应该像千家驹所说的从1949年算起。
他还特别谈到他的建议的依据，是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康年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没有任何极端言辞。
被打成大右派
李康年的建议发表后，虽然反对的人不少，但是，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赞成他的意见，认为他的建议实事求是，是“真正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
从实际情况看，李康年提出的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性。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营工商业多达几万家，8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此外，大多数工厂或商店资金微薄，股东多至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李康年所在的中国钟厂，1954年公私合营时，资本总数36万元，股东总数754户，平均每户资本仅477元。李康年应是第一大股东，资本也仅2万元。中小股东为数众多，所持股票常分散多处，定息数额有限且领取手续繁琐，这是李康年要求银行统一支付赎买存单的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正式开启。
李康年的主述言论，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言论。
1957年5月，当赞成和反对李康年观点的双方激烈辩论时，毛泽东跟他的秘书林克私下评论说，“工商界最先神气……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是一种典型。”
毛虽然提出对私人股本进行“赎买”，甚至表示要“赎买到底”，但毛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而是要在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
李康年却是用商人的头脑在想问题。他希望中共按照契约原则处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解脱由定息蕴涵的阶级关系的束缚，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李康年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可谓南辕北辙。
李康年被打成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他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400多元跌至80多元。再后来，他的全部职务被取消，被勒令在上海的工厂“劳动改造”。
到1958年，上海工商界，包括李康年和他的外甥林炳炜在内，共打了2704个右派。
李康年的二子是外交部的医生，四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他是宁波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只好由二子、四子替他在会上读材料。他的二子、四子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儿子被扣上“组织反革命”的罪名，被劳改。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康年家里经济来源靠他的长子。他的长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949年前就到美国做了医生，经常经香港，通过中国钟厂老板的路子寄钱到上海。
1964年，李康年因中风在上海去世。
毛泽东曾向工商界人士承诺，中共对私人企业的赎买是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事实上，中共的做法就是半赎买，半没收。
1950年代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曾间接承认，中共搞的公私合营，是对广大工商业者经济剥夺。他指出，“实行5%的定息后，原企业主的收入大大减少”，其次，定息从1956年到1966年，“一共领了十年，仅为原股份的50%”。这个数字与李康年建议书的计算几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李康年的建议书，不过是向中共讲了真话而已。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把李康年的建议，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对于李康年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必须政治上打倒，经济上搞垮。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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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