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01月11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1966年10月，也就是文革开始后两个月，中共中央批准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
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逢甘露，雾航见灯塔”。
中共鼓动许多国家的左派大搞示威，包括当时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当文革的疯狂席卷到了香港的时候，引发了香港“六七暴动”。
今天，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往事。
复制澳门“成功”经验
1966年12月，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当地华人和葡澳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
当地的左派利用这些矛盾，借着中共“文革”风暴，引入文革时的斗争手段，大搞所谓“反殖爱国”活动，进一步加剧当地华人和澳葡政府之间的冲突。
最终诱使澳门葡萄牙军队向抗议的人群开怆，打死八人，打伤二百多人。随后，葡澳总督被迫在毛泽东的大肖像下当众认错道歉。
毛泽东想在香港重演这一幕，迫使英国人低头，于是导演了一场暴动。
当时的香港左派受澳门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获全胜的鼓舞，到澳门学习所谓的“斗争经验”。
据《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一书记载，1967年初，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副社长祁烽两人在内部会议总结澳门的“胜利”时，声言要在香港“大干一场”。此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阵营积极寻找发动斗争的机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上是中共的港澳工委，全名是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城市工作委员会，是1978年前中共负责管理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的机构。新华社的社长和副社长担任港澳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
“政治工潮”
1967年4月开始，香港几家工厂爆发劳资纠纷，引发罢工，警方到现场戒严，与工人发生冲突，导致一些工人受伤，一些被捕。左派就利用这些机会将事情闹大。
工人以及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革命口号。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拘捕超过100人。
工潮演变成了暴动。工人与警察对峙，用石头和玻璃瓶袭击警察。当局鉴于事态严重，宣布东九龙实施宵禁。
随后，暴动逐步扩大，大批群众上街聚集，放火烧车。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防暴队镇压。
中共称港英当局的做法是“民族迫害”，“野蛮的法西斯暴行”，中共政府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香港左派阵营提出的口号包括“打倒港英”“结束港英法西斯暴政”“港英不低头就走头”等。
当时，香港的街头写满了“黄皮狗”“白皮猪”的字句。黄皮狗最初是指香港警察中的华裔警察，后来包括在左派发起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业的工作人员，后来扩大至所有不参与左派斗争的香港华人。白皮猪是指英国人。
成立“斗委会”
1967年5月，香港的亲共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
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
斗委会试图以暴力手段斗垮香港政府，连日在香港各区发起骚乱，方法包括抢掠、纵火等。
情况进一步恶化，警方发射催泪弹镇压，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
为了继续扩大事端，中共给香港左派打气，公开暗示会提前收回香港。
《人民日报》在1967年6月3日的社论中呼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相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使香港左派有恃无恐。
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还通过中国银行汇款一千万港元到香港各界斗委会，支持斗委会发津贴给左派工人罢工及斗争。
罢工罢市罢课
6月，左派鼓动香港各界罢工罢市罢课，想要拖垮香港的经济。
罢工主要涉及到当地的交通运输行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包括天星小轮、油麻地小轮、九龙巴士、中华煤气厂等。
香港十大专业学院也成立了“斗委会”，学生们在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
与此同时，中共也与斗委会发起的罢工罢市配合，限制向香港的食品和水的供应。即使香港天气干旱，也拒绝把水卖给港府。
但是，拖垮香港经济的计划没有奏效。
《六七暴动》一书中表示，最初九龙的新蒲岗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不是无理取闹，因为厂方的规定中包括“工人操作的机器一旦损坏，资方不发工资”，“不准工人请假，厂方不会为请假的工人保留职位”等内容，而且港府在劳资纠纷中偏向资方。
但是，“随着抗争升级，左派逐渐将事情政治化，忽略了原本能争取市民同情的劳工福利课题，并慢慢地失去了斗争的支持基础。”
根据《第三条战线：“六七暴动”中的“经济战”》一文，罢工罢市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达到瘫痪香港经济的效果。参加罢工的工人最高峰时有14万人，只占当时香港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
对于多次参加罢工、不愿复工的工人，都被开除，并且由新聘的工人取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斗委会无力继续发放罢工津贴。
罢工罢市在7月初结束，只维持了一个月。
遍地炸弹 人心惶惶
由于罢工罢市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响应，左派就采取更加恐怖的手段，开始进行炸弹威胁。这让普通的香港人更加不支持激进的左派。
据《明报月刊》后来的报导，1967年5月至12月，左派在香港各地放置和投掷了超过8,000件怀疑爆炸物，其中有超过1,100枚是真炸弹。
香港“六七暴动”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恐怖事件之一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在批评左派之后被人伏击，因此丧命。
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本名林少波，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暴行予以批评，谴责左派分子在香港的街头放置炸弹。
8月20日下午，一名八岁女童与她年仅两岁的弟弟在街头玩耍时被一枚经过伪装的炸弹炸死。惨案震惊香港社会。
林彬在节目中讥讽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动，谴责左派暴徒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
而亲共报纸《大公报》及《文汇报》没有报导两名儿童被暴徒炸死的消息，却在新闻版发文扬言要对林彬不利。《文汇报》更在报导中将林彬的名字都以谐音改为“临殡”，暗示他将临近死亡。
8月24日早上，林彬驾车载堂弟林光海去上班的路上遭到伏击。有装扮成修路工人的人拦住他的车子，再由同伙向车内泼汽油及纵火，林彬兄弟被烧至重伤，后来不治身亡。
林彬和堂弟被伏击几个小时后，左派媒体《新晚报》就刊出标题“锄奸突击队司令部公告”的文章，承认焚烧林彬事件是所谓“锄奸突击队司令部”的“锄奸”行动，文中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谋杀是“执行民族纪律”，声言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
1967年的香港没有手机或者传呼机，就连固定电话也不多，而有关林彬被伏击的新闻在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就见报，并且以半版篇幅详细描述林彬被伏击的经过，因此社会舆论认为左派团体是早有预谋杀害林彬。
杀害林彬的凶徒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林彬的遗属由中华民国政府接往台湾居住，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1968年8月发出总统令褒扬林彬，林彬兄弟的灵位被放入忠烈祠。
金庸家被邮寄炸弹
《明报》的创办人兼社长查良镛，也就是武侠小说家金庸，当时对于“六七暴动”的态度十分明确。他曾经多次在文章中表明反对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共煽动的暴动。
这大概跟他的家庭有关。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在1951年中共发动镇反运动时，因为是被中共划分的地主阶级而被处决。
金庸被亲中共的组织称为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及“豺狼镛”等等，不断进行诅咒和辱骂。
《香港夜报》等左派媒体在7月7日刊登了被中共当局列为汉奸的首批四人名单，其中包括金庸，声称名单内的所谓“汉奸”将会被执行“民族纪律”的最高刑罚。
林彬在8月24日被杀害后，金庸被亲共分子列入六人暗杀名单中的第二位。
金庸的住所随后收到邮包炸弹，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邮包的来历可疑，没有拆开，而是报警，然后由军火专家检查及将炸弹拆除。
金庸一家还受到暗杀威胁。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金庸离港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经被捣乱，还曾经有数百名左派暴徒闯入当时《明报》编辑部所在的大厦，准备对《明报》大肆破坏。
不过《明报》早有防范，已将门口的招牌和标示办公室位置的指示牌全部拆下来，并且紧锁大门。左派暴徒在大厦内花了半小时都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警察赶到，《明报》办公室才躲过一劫。
“六七暴动”结束后，金庸才返回香港，受到香港政府保护一直到1970年代末。
这就是“六七暴动”，也叫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而当年的红卫兵、亲共团体及《人民日报》称它是“香港反英抗暴斗争”。
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1人死亡，包括11名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超过800人受伤，包括200名警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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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