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分 名单及简释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第三部分 对策与出路
(接上文)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因“‘涉谶’《推背图》”而见疑涉嫌，无疑是中共军队将领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当将领们面对这一威胁而寻求对策时，就不得不进而分析、探讨这一威胁及其危害的背景及根源，因而也就不得不追溯历史。而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一系列“党的历史错误”，就会明白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和最大危害究竟来自何方。
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或至少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来自斯大林“肃反”运动酝酿期(及前期)的影响，简言之，来自中共“党中央”国外的上级领导。
1930年代，斯大林为了消灭异己，在苏共党内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并宣称这是“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大清洗的一些口号也杀气腾腾，诸如“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肃清一切帝国主义间谍”、“[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恐怖万岁”，等等。受大清洗波及，苏联红军5个元帅3个被杀，师级以上军官被处决率超过80 %。
受命于共产国际相关的指示信，且受到苏共十六大精神的影响，中共党内、中国红军各部队内、中共各根据地即所谓“苏区”内都搞过“肃反”、“抓AB团”、“清除托[洛茨基]派”等运动。
夏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后，先后四次在当地搞“肃反”。其中1932年8月第二次“肃反”对党员进行大清洗后，杀得红3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几名党员。党员人数一度竟降至个位数。
张国焘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后，大搞“肃反”并多次大开杀戒。据徐向前(1955年授衔元帅)所述，仅1931年9月至11月期间，该苏区红军官兵就被滥杀了十分之一，达2500人以上。1933年秋，徐向前之妻、王树声(1955年授衔大将)之妹等又一批人屈死于“肃反”的屠刀之下。
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也大搞“抓AB团”的“肃反”运动，其极端做法遭到红军官兵抵制，终于在1930年12月12日导致红20军174团在江西富田发起兵变，随后脱离上级指挥、自行对敌作战，此即“富田事变”。193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代理书记毛泽东诱骗红20军兵变部队领导人以及不涉兵变的部分军领导前来谈判，趁机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处决。事件至此本已趋落幕，但三个月后的7月，毛泽东又以开会为由，诱骗红20军全军听命调动，随后予以包围、迫其缴械。该军从(新任)军长、(新任)军政委至排长、副排长共700多名干部惨遭屠杀，全军干部仅2人逃脱。全军士兵被杀得死伤惨重，大部分人最终下落不明。红20军番号随即撤销。
[1980年，经萧克(1955年授衔上将)等原红军将领呼吁，在中共中央掌门领导人胡耀邦主持下，重新调查富田事变。1988年，根据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示，再度开始曾于1987年中断的调查。1989年初，调查组写出报告，提出应该对富田事变作全面平反。不久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此报告之事遂不见下文。]
中共“党的最高领导”及各苏区领导在国外上级指使下，主持残杀自己的军队干部，比之其敌人更为心狠手辣。红军高级将领龚楚，1934年6月一度代理刘伯承(1955年授衔元帅)出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其后于1935年5月离队出走，投奔国民政府。据龚楚回忆录所述可知，他叛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整自己人整得实在太凶狠了。
对上述源自国外上级的“党的历史错误”，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屠戮、军队蒙受惨重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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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或至少在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文革”期间)，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来自北京，来自毛泽东所倡导、支持的名为“造反有理”、实则“无法无天”的种种暴行，来自毛泽东本人的“最高指示”，来自“[中共党内]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简言之，来自中共国内的上级领导。更具体地说，就是来自由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主体即“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乾纲、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所谓“中央领导”。
在毛泽东发明并挂名、后由张春桥主持执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十年浩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指使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通过抓人、开批斗会、刑讯逼供等手段，对从政治局到各地基层的广大干部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很多军队干部也身受其害。“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号召、煽动、诱使各地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搞打砸抢，造成停课停产、交通中断等诸多乱象。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引发的武斗(江青美其名曰“文攻武卫”)，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武斗双方甚至动用枪炮互相开火……这些乱象都伴之以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反修[正主义]防修[正主义]”、“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炮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等。
毛泽东还曾下令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支持“左派”(即所谓“支左”)。有些地区，省军区和野战军分别以“支左”为名、各自支持当地群众组织的不同派系。与此同时，地方上群众组织或派系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派为获取武斗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而不择手段——占据兵工厂、拦截军用列车、抢劫部队军械库，为此与部队武装对峙甚至触发交火事件。有的部队以“支左”名义暗中提供武器装备、私下派人充当地方派系武斗的战地顾问。火炮、坦克等重型兵器从兵工厂直抵火线参战，使得武斗规模及惨烈程度有如内战……
毛泽东在1967年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带枪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等口号。军内外造反派闻风而动，揪[元]帅、斗将[军]、殴校官、打[军校]教官就此成为时尚。北京多个总部机关、各地省军区的大部分机关、北京及各地一大批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军工企业等等，都多次遭到冲击，形成“文革”中“革命造反”、冲击军队秩序的又一轮“新高潮”。
“文革”期间，毛泽东直接害死了解放军十大元帅(1955年授衔)中的朱德(于1976年)、彭德怀(于1974年)、林彪(于1971年)、贺龙(于1969年)，间接害死了陈毅(于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斗徐向前，还打压过刘伯承、聂荣臻，排挤过叶剑英。
“文革”期间，解放军十员大将(1955年授衔)中，遭受批斗、侮辱、殴打、残害者计有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罗瑞卿遭受迫害至腿脚致残、无法行走，红卫兵仍硬把他放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会场上去继续批斗。许光达被无端认定是贺龙搞所谓“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连续几年遭受“[陆、海、空]三军造反派”的批斗、关押、审讯、上刑，最终去世时近乎被活活打死。徐海东大将身患重病仍饱受冲击，最后被停医断药甚至断供氧气而含冤病死。
“文革”期间，解放军有大批将校被迫害致死，军队家属子女中遭株连者难以计数。
对上述源自国内上级的“党的历史错误”，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军队蒙受巨大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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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军委班子就当时突出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下发《民主集中制手册》给解放军全体官兵，人手一册。这是前进了一小步，但也是“从○到一”的关键一步。当前军队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中央军委班子应当尽快再进一步：就上述“党的历史错误”(以及党的其他相关错误)下发《我党我军历史教训手册》之类读物给所有部队、单位及全体官兵。
要讲“党的历史错误”，就会牵涉到中共中央2013年9号文件。这个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文件提出了“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不准讲司法独立。
别的暂且不提，“党的历史错误”凭什么“不准讲”？为了解放军及武警的每一支部队都不会重蹈红20军全军惨遭杀戮之覆辙，为了每一位中央军委成员、军兵种主官、战区主官、集团军主官以及全军所有将领都不会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为了每一位将校及其家属子女都不会遭受徐向前、王树声等将帅家人被处死的惨剧，全军将士应该断然冲破“9号文件”所设置的禁区。即便是“党卫军”军人，也有人权！纵然是“党的人”，也不能任由“党的最高领导”随意宰割、肆意屠戮！军队各级领导应该带头宣讲“党的历史错误”，并且发动大家都来讲，做到官喻兵晓、将喻士晓。中央军委班子更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鼓励、表彰那些宣讲“党的历史错误”的先进典型，以避免新的历史错误，从而在军队历史上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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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上台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之后，自上而下推出过所谓“反腐败”运动，喊出过所谓“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等口号，提出过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四四二”、“准备内战”等提法。对于中共军队将领及党政官员来说，这些东西也同样属于来自中共国内的上级领导。其性质与斯大林、毛泽东下达、倡导、推行过的东西一样，无非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术，政治路线宣示，党内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其潜规则之类的“共产党文化”(即“党文化”)常规套路。
然而，为了变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为习氏一家世袭的“家天下”，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前就已开始从国外引进“非标准共产党文化”(或可称“准党文化”)的若干元素，那就是朝鲜金家王朝的“承继秘要”之类。习近平可能还借鉴了确保金家这个“白头山家族”世袭的法宝——“统军驭将”秘术。习本人不太了解朝鲜文化，金氏家族也不可能全套提供祖传秘术。因此，引进秘术之部分内容的，应该是中共高层“知朝派”中极个别人士。很可能正是在这些人隐密参与及操弄之下，习近平的朝鲜半岛政策可能于2016年“萨德危机”之初开始悄然转向，并于2017年7月十九大前夕悄然进入定型阶段。某种程度上，房峰辉、张阳等一批将领正是习的“半岛策”于2017年9月突然宣告转变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自中共十九大前后起，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平壤、来自朝鲜金家王朝的“承继秘要”、来自“白头山家族”的“统军驭将”秘术，简而言之，来自中共“党中央”国外的平级或同级领导。
对变“党天下”一党专政为“家天下”一家世袭的历史性倒退，对上述源自国外平级或同级的“准党文化”或非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新元素”，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迫害、军队蒙受大幅损失的倒退行径，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一定要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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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中共十九大之后的2018年起，习近平又开始着意借用纯属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源的一些元素，简言之，取自国内的民间文化及中国古代文化的若干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推背图》。
作为古代预言和华夏文化遗产，《推背图》固然有着其特定的预言价值。但习近平以此推定潜在的党内敌手，借此判定党内斗争的格局，据此想定斗争的具体部署和实施方案，则无疑属于“无知的滥用”。
习近平对《推背图》未必有足够的理解，甚至未必有足够的了解，但却要把它生吞活剥、急功近利地用于党内斗争的生杀予夺，并以此定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子兵法》语)，因而很可能导致滥抓滥捕的做法进一步泛滥成灾。仅以上列名单计，三届“党中央”内“涉谶”《推背图》的将领已经达64人。如果把这些人分别判罪、惩处、软禁、审查、内控、边控、降职降级、限制晋升、限令提前退休等等，是否就能让习近平放心了呢？仅以上列名单计，在第20届“党中央”44位军人成员中的16名“涉谶”者里，就有公认的“习家军”将领董军、钟绍军、陈国强等数人。如果面向全军推而计算之，“涉谶”的“习家军”将领又该有多少呢？
我们不妨以上文的“释谶”标准，对第20届“党中央”成员之外的将领试释一例：
陈登铝，陆军少将，中央警卫局政委
(其工作职责：负责主持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
姓名中“涉谶”2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铝”字带“金(钅)”，或涉“金剑”
故曰：“东边门里伏金剑”，“金剑”“铝”铸轻欲腾。“铝”剑腾飞指何处？直指“帝”位把基“登”。
陈登铝出生于习近平长期工作的福建，出身于习近平最信任的驻福建部队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对陈所作的考查结果也令习相当满意和放心，所以陈登铝[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少将]受命负责主持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即“党中央最核心成员”或“正国级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因此，陈登铝应该也属于“习家军”将领。如若习近平一旦怀疑最接近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并依据上述“释谶”标准行事(而“释谶”结果又如此令“帝”不寒而栗)，那么，陈将军因“涉谶”见疑而打入“另册”的可能性还真的不能排除，甚或不可低估。
好像从1992年刘华清、张震“入主”中共第14届中央军委的时代起，刘姓、张姓就一直是解放军高层将领中比例较高的“大姓”。例如第20届中央军委“当选”七人中就有“大姓”将领张又侠、刘振立、张升民三人。如若习近平心存芥蒂并依据上文所列“释谶”标准行事，那么，“‘大姓’不得进军委”是否将会成为一条内控军委成员候选人资格的潜规则呢？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定于一尊”后，却反而更加觉得：安全不绝对，绝对不安全。近年来，他在不少文类语体的行文中禁用“翠”字，据说该字的形体结构容易带来“习卒、习卒”的联想。他上台以来，曾经两度取消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即“大年三十”)，因为“除夕”与“除习”谐音。他还一直就《推背图》而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终日猜忌，直到开始频频抓人。长此以往，连“习家军”将领都难以幸免，其他派系的将领哪里还会有活路呢？
[解放军及武警将领们不妨再设想一下来自《推背图》以外、但也有可能被习近平采信的种种荒诞“谶释”：现任信息支援部队司令员毕毅中将，有一天或许会被宣布为“变色龙”、“两面人”；其原因居然是“毕毅”与“避役”同音，而“避役”与“变色龙”两者都是动物名称，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别名，反之亦然。或许有一天，已经退役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突然遭到软禁，起因是有传言称“李作成要当李自成”，并称两者姓名仅一字之差，而且从语音上看，“自”(zì)与“作”(zuò)两字同声母、同声调，仅韵母有别。那么，传言中“要当”两字又作何解呢？如果是“想要当”，则其人“大逆不道”；如果是“将要当”，则其势“迫在眉睫”。怪不得2024年急着要把李自成雕像从北京市搬走……]
种种“谶释”、处处“谶疑”，搞得全军将领人人自危。某将军出生在四千多万中国人(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6.5 %)死于“大饥荒”的1959年至1961年间。他出生时正逢全村开始断粮，母亲吃糠咽菜都难得半饱，所以没有奶水。他也跟着挨饿，整天哭。成年后参军入伍又立功提干，在部队一干几十年，届龄以将级军官资职退役，现在部队干休所度晚年。但谁知不到两年，所里就已有三名离退休将校被纪委人员带走，其中一名或遭“谶疑”。其他将校都不知纪委哪天找上自己，全所上下人心忐忑，可谓“熬日如年”。笔者愿为将军做个生平总结；一生顺利两头惨——出生时嗷嗷待哺，晚年时熬熬待捕。
据2024年10月一份中纪委、军纪委联合通报，有一批现役军官已经“熬熬待捕”到极度紧张，他们日夜佩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拒捕反抗。2024年8月，中部战区负责后勤的1名上校开枪拒捕，打死2名纪委人员。9月，南部战区管理装备的1名大校开枪拒捕，击毙4名纪委人员。虽然不知上述事件是否与“涉谶”有关，但“谶释”造成的恐怖氛围及其危害与后果已经显现。看来，离出现少将或少将以上级别者开枪拒捕事件或许也已为期不远。
斯大林“肃反”大清洗期间，苏联红军元帅叶戈罗夫(1935年苏军首次授衔的五位元帅之一)开枪拒捕，与内务部特工激烈交火。或许正是这位元帅，打响了共产党国家历史上军队将帅拚死对抗“党的最高领导”的第一枪。
前面叙述过的一系列“党的历史错误”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将领构成最大威胁及最致命危害的根源，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党指挥枪”的政治纪律。这四个祸根乱源，同样也是引发上述“将不聊生”、“军心叵测”等诸多乱象之肇因所在。
解放军一大批将帅在“文革”期间遭受毛泽东残酷迫害而致死的历史事实，可以为之作证。苏联红军将帅在“肃反”时期被斯大林大批大批处决的历史事实，可以为之作证。朝鲜人民军将帅动辄得咎、被家族世袭的“最高领袖”用各种离奇酷刑残忍处死的诸多案例，可以为之作证。而在习近平治下，尤其是2023年以来解放军及武警将领的落马潮，各军兵种、各领导部门、各建制单位的出事潮，同样可以为之作证。
2025年2月 (February 2025)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宋征时，男，1954年10月出生，1982年获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专业博士学位。2005年发表法文学术专著《Jardins classiques français et chinois》(中文译名:《中法［两国］古典园林比较》)。发表过学术论文十余篇，政论类文章数十篇。
1984年至1988年任上海《青年报》编辑兼记者。1993年起任法国矿业-电信学院(下辖的)商业学院语言与人文科学系教师。除同时担任其他课程教学外，2019年起在该校开设并担任人文学科课程《中共军队的军事思想》教学，直至2024年1月。2024年1月16日起退休。
退休前工作电邮 HYPERLINK “mailto:[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和 HYPERLINK “mailto:[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已于2024年1下旬由商业学院关闭停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