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破四旧”背后的故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篇社论煽动唆使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所谓破“四旧”的运动,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疯狂扫荡的目标。这场狂潮首先席卷了北京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10万多户被抄家,偌大的北京城几乎被折腾得底朝天!据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俱近400万件。紧接着,这场狂潮又迅即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这期间,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大量“四旧”,尤其是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等文物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毁于一旦。

然而,积极回应中央文革的号召的红卫兵小将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到处抄家“破四旧”的同时,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长”却乘机将大量被抄家抄走的文物字画占为己有,狠狠地捞了一把。

当年,红卫兵抄家抄来的贵重物品都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据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披露:有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康生等人在挑东西。仅林彪、叶群就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

陈伯达堪称是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50年代曾捐了80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阿英的书房,陈毅、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文革抄家风起,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的藏书因此未被毁掉。但到了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康生更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龙云、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康生将一心腹召去,指示他带人先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10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5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11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等等。

一面在台上摆出一副十足的革命架势,拼命煽动“横扫四旧”,一面却在台下中饱私攘,大肆侵吞攫取文物字画,这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嘴脸。可见,他们信誓旦旦鼓噪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忽悠民众的政治把戏。

今天,虽然主角换了,剧情也是新的,但这样的把戏仍在上演,甚至更出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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