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闻】红色恐怖——血统论兴衰(下)

【新唐人2017年02月14日讯】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兴起,使得红卫兵对所谓的黑五类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就打死了上千人,并在北京近郊的大兴县发动大屠杀。但这些红卫兵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他们却变成了反动团伙,“血统论”也在政治上破产。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请文革受难者遇罗克的弟弟,旅美作家遇罗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1966年的“红8月”,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说:不但不要约束打死人,而且“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6号,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第二天就开始对所谓的“黑五类”进行大屠杀。

旅美作家遇罗文:“它是有组织的。屠杀的指挥者是谁呢?是公社的干部,他们传达给各个大队。然后大队干部才去屠杀这些黑五类。而且公社后来又派了好多人,去到各个大队去监督(杀人)。”

屠杀直到9月1号才结束。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旅美作家遇罗文,曾走访过大兴县屠杀最为严重的大辛庄公社,他在《大兴县屠杀调查》中记载,大辛庄公社仅在8月31号一夜之间,就杀了100多口人。

旅美作家遇罗文:“我写了一个《大兴屠杀调查》。这些人活活被打死,而且有些打死的手段非常残暴,拿铡刀把脑袋铡下来,或者从腰那里铡两段。拿大棒子打脑袋一下就打死。其中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她自己的孩子被活埋,小孩不懂事就跟奶奶说‘奶奶,迷眼睛’,这老太太就说‘一会儿就不迷了’。就这么被活埋了。”

9月1号县里来人叫停了屠杀,但对杀人者的处理却只是象征性的。

对所谓“劣等血统”人的屠杀也蔓延到其他城市。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

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1966年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否定“血统论”的声音渐大。而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到了67年1月,“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取缔。指示过不要管红卫兵打死人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又指示公安部要镇压“联动”。

这使得赋予红卫兵杀人理由的“血统论”在政治上破产,一批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高干子女,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但遇罗文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是要否定“血统论”,而是想通过打击“联动”这些高干子女,以保证文革中顺利打倒老干部。

遇罗文:“‘血统论’就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他们怎么能反对呢?他们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央文革这些人为了拉拢底层群众,所以就提出反对‘血统论’,这样底层群众拥护它,孤立了‘联动’。但是他们真正反对‘联动’的,并不是因为‘联动’执行了‘血统论’,是因为‘联动’这些人保他们自己的父母,因为那时候毛泽东想打倒一切老干部。”

而中共对“血统论”的真正态度还在其他方面体现。例如“血统论”最知名的鼓吹者谭力夫虽然一度被抓,但在文革后却官至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而民间反对“血统论”的声音反而遭到压制,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曾经以《出身论》一文批驳“血统论”,虽然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但遇罗克在1968年被捕,70年被执行死刑,眼角膜还被移植给了一位北京的劳动模范。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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