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家谈】军警入沪持枪巡逻 中共内部“互防”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11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一(4月11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主持人)。今天嘉宾为时事评论员秦鹏、《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副教授章天亮。

今日焦点:2022年,中国竟“高度还原”文革场景;军警入沪“持枪巡逻”,中共内部“互防”+测试“忠诚度”?习围绕二十大行动,上海成牺牲品?

中国新一轮疫情还没有平息的迹象,中共也还在进行灾难性的“清零运动”,导致乱象丛生、民怨沸腾。

这两天,很多网友和观察人士重复提起一个词:文革。有人说,小时候总会想:十年文革,全国人民是怎么熬下来的? 现在看看,不知不觉,大家都已经熬了三年了。

我们看到网上流出的消息,确实有同感。比如文革的时候,买东西要凭粮票、布票、油票等,现在为了所谓“防疫”,有的地方上公共厕所要凭票、农民下地春耕也要凭票。

文革时,有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到处打人抄家,现在上海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叼着烟,不顾阻拦强闯民宅,要求住户删除在网上发表的言论。

文革批斗中有一种侮辱性的做法,给人剃阴阳头。4月5日,网民爆料山东菏泽鄄城县凤凰镇志愿者,抓住一名疫情期间“私自”外出的居民,强按着他胡乱剃头,以此作为“惩戒”。之后官方居然辟谣称,那是当地人拍的“恶搞”视频。

文革时,不少知识份子等不堪羞辱,被逼自尽。这次长时间封锁中,网上视频显示很多人跳楼了。4月4日,大陆自媒体再爆出消息: 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人员、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时军,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一名感染病人做手术,被扣上“疫情扩散直接责任者”的帽子并被抓。

文章说,关押期间时军被审讯了7天,每次审讯四、五个小时。有关人员称,时军的行为导致全县损失数亿元,威胁要判他重刑。期间,时军被戴着手铐、脚镣去体检,在同行面前受尽屈辱。他最后精神崩溃,用牙刷把自己大腿大动脉挑开自杀。

另外,网上4月6日流出消息,部分上海人通过长江偷渡到江苏南通的海门区,海门当局连夜展开所谓“敲门行动”,挨家挨户排查,要抓捕这些出逃的上海人。当晚九点,南通当局发布通告,对所有居住小区和企事业单位实行封闭管理,不知是否和这批“脱沪者”有关。

我看到一个视频中,一位上海大爷受不了了,对那些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说,“全中国搞成什么样了?”“比文革还要文革”、“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 ”、“人吓人要吓死人”。

【中共式抗疫:集多场政治运动之“大成”】

扶摇:胡平先生,您是经历过文革的。现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您觉得跟文革时期的相似度有多高?

胡平:今天中国的防疫状况使很多人联想起文革,我是文革的过来人,对文革的全过程都经历过。

拿这次中国抗疫的状况和文革相比,我觉得它和文革初期所谓“红八月”的情况有些类似。“红八月”的情况大家知道,什么破四旧啊,然后红卫兵就出场了,到处打砸抢、打人等等。

红卫兵当时就是共产党政府的一个“别动队”,他比政府还可恶,做起事来更不讲章法,更不顾任何法律和政策,只是按照他所体会的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因此他的行为格外野蛮粗暴。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广大民众都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忍受,这是文化文革初期“红八月”的一个状况。

到后来文革有些阶段和这次抗疫也有类似之处,比如说到处都在停产,都在闹停课,所谓停课闹革命,别的什么都不管了,就在闹革命。

然后再到中后期,到了后期要抓生产,特别是“农业学大寨”。我们当时都是知青,都下过乡的,对当时“学大寨”的做法也有很深的体会。

在这一方面,其实今天中国抗疫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和文革的类似之处还不是特别大,倒是和此前的一些运动类似之处更多一些。因为文革基本上是整人的运动,它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斗争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然后不同的阶段一会儿清查“五一六”,一会儿又清查“保守派”,一会儿又清查所谓“造反派”,它总是针对人的。

抗疫名义上针对病毒 但在搞运动 “白卫兵”当先锋

而在文革之前有些运动,它名义上不是针对人的,尽管实际上把人折腾得够呛,但它目标不是针对人。比如大家都听到过,像“除四害运动”,针对是四害,什么苍蝇、蚊子、麻雀、老鼠这些“四害”。另外“大跃进”,要大炼钢铁,都是为了一个很具体的物质目标。

但是它的搞法和今天的抗疫有很多类似之处。今天的抗疫名义上针对的也不是人,而是病毒,看来还是“为人好”。但它折腾的那种方式,就和除四害、大跃进、大炼钢铁就变得非常相似。

基本相似之点在于:第一,它是运动式的;另外做法就是一刀切,简单粗暴一刀切,根本不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还有一个,它基本一点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动员一切力量,不惜牺牲一切其它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在正常状况下,人们都是在同时兼顾各种目标,你一个国家的政策法令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一种目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它而不惜一切,这当然就是极不合理的。而现在共产党搞运动就是这个样子,它现在什么都不管,要紧的就是所谓防治疫情,把防治疫情的种种手段推到极致、推到极端,因此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们社会交流、交往的影响,社交活动的影响,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扶摇:秦鹏先生,您会把中共的抗疫模式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作比较吗?

秦鹏: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已经把这次封城防疫的一些动作和文革进行比较了。其中一个网民们经常用的词,非常典型,叫“白卫兵”,就是指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官员和志愿者,(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一些社会痞子流氓。

这些人就和“红袖章”一样,他可以肆意剥夺民众的自由,随意抓人;对有不同意见的人经常按在地上暴打;或者是作秀拍摄,然后把看似要分发的东西拿走;或者把年幼的孩子抓走,单独的隔离;或者是打死民众的狗;或者严格封控的地方逼着病人没办法治疗而病死;或者让一些普通的人因为没有饭吃饿死,等等。

这些你就发现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么暴力的代表,看起来非常非常像。所以很多网民都不把他们叫作“大白”,而把他们叫作“白卫兵”。

当然我们知道,文革时期还有几个经典的、符号式的代表,像伟大领袖、红卫兵、肆意剥夺自由和财产、军管,还有社会失去正常秩序。这些也和严格封城地区(的状况)惊人地相似。

我们刚才谈到“白卫兵”,还有对“伟大领袖”(的盲从)和现在也很像。我们知道现在病毒的变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奥密克戎大部分是轻症,甚至只有万分之几的死亡率。在中国,上海近10万例(阳性),他甚至没有公布一例的新增死亡。

可是,你依然必须服从“伟大领袖”的绝对清零政策,进行检测大面积,进行隔离,然后进一步制造很多很多次生灾害。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对原有政策的坚持,你就不能说它是科学,只能因为这是最高领导人下达的一个政策,所以你不能(改)动,因为你动就是政治有问题。这一点当然就和文革非常相似。

此外,现在我们看到封控地区的个人自由,甚至财产、尊严也是没有的。很多人被迫在那哭着喊着跪着,都没有用,对吧。

社交媒体还在热传,中国的“女巴菲特”、著名投资人“今日资本”的创始人徐新,她在微信群里居然在寻求面包,而这个人的身家资产是超过160亿人民币。还有什么券商的首席经济师也在寻找自己分发的老母鸡,等等。

这些事情证明,在大的防疫政策之下,什么高低贵贱,什么你的尊严是没有的,你只有对最高政策的支持和配合。这一点当然和文革也很像。当然我们说文革有军管、有“刀把子”,现在也有军管,有“刀把子”。外地大量的军警调入上海,同样也没有法治。

当我们注意到科学和法治被迫让位给政治挂帅的时候,难道现在的状态和文革不是惊人地相似吗?

【恶劣整人手段再现 文革从来没结束?】

扶摇:章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文革中的整人手段现在还会接连上演,甚至出现在号称“中国文明天花板”的上海?有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中国人有某些“劣根性”,您认同吗?

章天亮:中共其实各级官员,层层为了表忠心的需要,会把中共的政策执行得更极端。当时比如说毛泽东他要抓“右派”给了一个百分比,他说这个应该抓1%,但是省里面为了完成这个指标,甚至要做得更多一点,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变成2%,然后市里面,可能就变成3%,就这样一层一层压下去。所以中共一开始从中央下来的那个命令就很离谱夸张,但是到了基层,可能会变得更夸张。

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弱肉强食 谄媚上级

其实我觉得,是中共长期的“无神论”教育,教育出了一批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他们相信弱肉强食,所以平时他们就谄媚上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受了很多气,因为上级是强者嘛,所以他们只能点头哈腰的,肯定也是很受屈辱。那么现在突然间有了一个机会,掌握了权力可以去欺压更弱的人,他们心中的恶就释放出来了。

这个就跟城管打人是一样的。其实在公务员队伍中,城管的编制应该是属于最底层,但是他们打压更弱势的群体是毫不手软,甚至是更加恶劣的。这个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哪个国家都是一样,人如果没有是非观念的话,包括我们在西方也看到。比如说,像加拿大前一段时间,那个卡车司机抗议强制疫苗的时候,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就用马,踩了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老太太。就是说坏人在哪个社会都有,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大家比较有信仰的话,大家的道德底线就会守得牢一点。

那中国的话,因为整个中共无神论的宣传,就是长期以来,大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好像是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心中的恶一旦释放出来之后,出现像文革的情况就一点也不奇怪。其实,文革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结束,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包括对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崇拜,虽然可能不像对毛那样,但就是很多人对习近平那种崇拜。真的有点像文革一样。

之所以过去几十年,大家看到的,好像没有文革那么恶劣,那是因为党没有让他们干坏事。党如果让他们干坏事的话,干的坏事不会比文革的时候少。说到底,这就是因为中共把人变坏了,就是人没有道德底线造成的。

【派数万军警“战疫” 内部互防+测“忠诚度”?】

这次北京当局还有一个举动,在海内外都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就是出动大量军警。

日前,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张亚宏在新闻会上称,本轮疫情以来,上海5万公安全员上岗“战疫情”。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一些被广传的“鸡血文”,标题叫《十万大军集上海,国运大决战》等等。文章说,中南海高层正举全国之力要打赢这场“抗疫之战”,军队和16个省市十万人马驰援上海,其中已经动员的军方约万人。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些视频,有人员穿着防护服、扛着枪在街上站岗。

扶摇:秦鹏先生,您看了这些消息什么感觉?中共动用全上海的警力还不够,还要从外面调军队压到上海,想达到什么目的?

秦鹏:中共现在是把上海的警力动用到维稳,还要从外边调军队到上海,当然这不是简简单单像过去镇压民众抗议的这么一个目的。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贯彻执行最高当局的指示。

我们知道上海的抗疫,在过去接近3年的时间里,它有自己琢磨的一套,叫作精准防疫。这样一个防疫,当地不管是民众还是官员、专家、学者等等,是持非常高的支持度的。

现在在绝对清零政策下,我们看到引发了大量的社会混乱,甚至很多人的死亡等。民众当然会有大量的不满;除此之外,官员们也会有不满。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罢工,对吧,还有很多其他高层官员的(不满的)表现我们看不到,但相信也一定会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共调了其它军队到上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去防止这帮人造反的。这里边,非常典型、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他先调的是山东的军队。

我们知道上海属于东部战区,按理说你调东部战区的军警就足够了,对吧?现在东部战区的司令也进了上海的防疫领导小组。可是呢,我们知道在防疫的最初期的时候,他先调的是山东的军队,是北部战区的。

这什么目的呢?就是北部战区的人来看着你上海不要乱动,而且他要让两个军队进行相互制衡。这一点就很像当年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我们知道,38军的军长徐勤先,他是抗命的。所以后来还有其它几个军。后来当这些军队进京的时候⋯⋯当时参加过戒严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当时他们的军车有3辆,中间是38军,两边是其它军,一起往前开。两边的军队是有枪的,中间的这个军队一开始是没有子弹的。干嘛呢?看着这帮人。所以现在,其实这样惊人的一幕,我们在上海也看到了。

这也意味着实际上,中共高层内斗的状态,就是中共怕这是江泽民的大本营也好,或者是对科学防疫持不同看法的官员学者,他们(当局)也怕他们制造动乱。所以中共现在调了很多外部军队去防他们造反。这就是我理解他调军队到上海的原因。

用军警力量打“抗疫战”

扶摇:章教授,中共用军警力量打所谓的“抗疫战”,您觉得有必要吗?这么做背后的逻辑/目的是什么?

章天亮:其实我看就是中共,它喜欢通过“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共经常说自己有制度优势,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集中资源办大事。其实,中共经常是集中精力办坏事。

就像是奥密克戎这种病毒,本身它就是一个流感,其实也不怎么会造成很高的致死率。但是习近平既然下定了“清零政策”的话,就不能改了。现在其实变成了一种政治任务,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中,政治任务就是对党和习近平的忠诚。

中共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根基有多稳固,它也不知道老百姓对自己是不是支持。在西方的话,比如说美国的总统,我们只是说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几十年前,一个美国总统他是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支持度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大家选上来的,一定是有大多数人选了他,他才能够当总统。

但对习近平来说,他不知道老百姓对他的忠诚度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各级官僚对他的忠诚度是怎么样,所以他怎么去测试这个忠诚度呢?他就要去做一个非常坏的事情。

“指鹿为马”测试出“忠诚度”

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咱们说“指鹿为马”。如果我牵过来一匹马,然后我跟大家说,“这是一匹马”,你们说是不是?如果大家都说“是”,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说“是”的人,到底是因为你说的是“马”他们才说是“马”,还是本来就是马,他们才说是“马”,这是测不出来的。

你非得把一头鹿牵过来,你跟大家说“这是马”。这个时候如果这些人还说它是马,就是说他们可以昧着良心跟着你干,这个才能够测试出“忠诚度”来,所以当时赵高搞这个动作,就是测试一下秦庭中的官员们对他的“忠诚度”。

共产党其实也是一样。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搞“六四”镇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很多时候,他们也知道自己干的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他也得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明明知道它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大家是不是还跟着干。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测试出“忠诚度”来。

所以你会看到这次“抗疫”也是一样,完全没有必要的。它会造成很多次生灾害,造成人员的伤害,对生命的伤害,对经济的伤害,其实比“不抗疫”要严重得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要强行的推这样的政策。官员如果还能够去跟着它,它才认为你是忠诚的。

真正吃苦的就是老百姓 成政治实验牺牲品

所以这次孙春兰去上海,不就讲得很明确嘛,她说这就是一次“政治任务”。所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你到底是不是想二十大入常,你是不是还想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就看你对习近平是不是忠诚,那就没办法了。可是在这种“测试”的时候,真正吃苦的就是老百姓。

扶摇:有观察人士认为,老百姓已经成了某种灾难性政治实验的一部分。

章天亮:其实这种“灾难性”的政治实验,做过很多次,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然后邓小平“六四”镇压死了几千人。这种责任,当然不会由中共的各级官员来承担,最后肯定是老百姓来承担。

其实共产党是这样,就是你干的事情,干得越坏,那大家跟着你干的时候,那批人其实已经被你绑架了。它们维护这个体制,变成了维护它们个人的利益,因为如果这个体制完了,具体干坏事的人都要受到清算的。所以他在这个“测试忠诚度”的同时,也绑架了一批人跟着他。这个可能就是共产党执政的一种逻辑。

扶摇: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老百姓成为牺牲品的说法?

胡平:是的,确实是已经成为牺牲品,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次实际上是独裁者打着抗疫的名义,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迫使人们习惯于服从的一种训练;通过抗疫进一步强化对全体国人的监控。就这一点而言,它甚至已经超过了文革。

当然这是因为在文革期间,首先那时候科技也很差,没有大数据,没有无处不在的手机、电脑。所以当时当局的控制,都采取一些很原始的手段,这种手段就限制了它的控制程度。

而现在借助于高科技,本来中国的高科技,在控制国人的行为上就有很强大的覆盖效应。现在又以抗疫为名,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做得变本加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在这儿。

你看很多事情之所以那么不可理喻,像那么多小孩子、婴幼儿,有的才出生几十天,就被迫和父母隔离。你说这种事情,哪怕在战争时代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居然在中国各方面都最发达的大都市上海出现了。这显然和这次泰山压顶之势、实行这套“动态清零”,是在这个借口、名义之下(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最感到愤怒也最感到忧虑的,就是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以防止疫情为借口,对全体国人的一种严厉的控制,和要求人们进一步服从、驯服,从而强化极权体制。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祸害。

【面对领导 缺粮民众为何装没事? 】

我们再来说说,这次大范围封控中,一些中国老百姓选择反抗;一些承受不住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压力选择自杀;还有相当大部分人,选择配合。先一起来看一个视频,发生在吉林某地,有领导到一个小区视察,一户人家给出的反应。

扶摇:章教授、胡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一些人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不敢争取基本权利?

章天亮:其实我觉得,这有三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层面,首先他得知道这种“封城”是不对的,就是一个人在作判断的时候,需要有正确的信息输入,才能够有正确的信息输出,才可能有正确的信息输出。如果你告诉他,这是一个大号的流感,他可能就不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了,就是你把他吓住了,你告诉他的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这可能是他听话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说“很大一部分人”很听话,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很大一部分”是多少人,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如果真的做民调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恐怕也会认为封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出发,他也会认为说,“喔,其实好像也没怎么死人嘛,好像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

人对于恐惧,他慢慢会形成一种麻木的,哪怕这个病真的很可怕,慢慢人也会形成一种麻木。在做心理实验的时候,想让人去掉恐惧心,一种方法就是,让你和你害怕的东西不断地接触,不断地接触。

比如你怕一个毛毛虫,他就把毛毛虫放在你腿上,长期以来你会发现:我也没死嘛,你也就对它不害怕了。这种恐惧其实是慢慢的,随着麻木的过程,人也慢慢不再恐惧。

其实欧美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恐惧已经远远不像2020年那种情况了。恐惧还是源于未知。但是现在对于这个病毒,人们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东西了,所以就不应该恐惧了,这是第二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们在网上形成了一种声势,就是说“封城是对的”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生命负责任”。但是其实真正那些反对的人,他们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就像张文宏。这样就给大家造成一种“幸存者”的偏差,就大家认为说“OK,好,凡是网上传的声音都是支持封城的,所以封城就是对的”,就抱着这种“随大流”的心理。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的话,大家也不见得真的就同意中共这种做法。

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权利意识,这个权利意识中国人现在是相当淡薄,西方人这个意识比较强大,因为西方人认为这是天赋人权。

就是说,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的,是天给的,天给我长了一张嘴,除了吃饭之外还要说话;天给了我一个脑子,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比较淡薄,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讲无神论,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权利其实是政府给的,政府也可以有权力拿走。在这种情况下,“侵犯个人权利”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

扶摇: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很多中国老百姓不敢争取个人权利?

胡平:当然这种情况因人而异,各人有不同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因为你被封闭,处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想要得到的资源正好在政府手里头,这个时候你要抗争起来就有相当的难度。所谓斯德哥尔摩效应就来自于这一点,因为它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急需的物资在它手里,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采取乞求的态度、哀求的态度,而不是积极抗争的态度。

另外更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的社会,一方面它密得像一个铁桶,但同时作为国民来说,每个人又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感到自己是相当孤立的。因为你不可以公开发表你的看法、观点、感受,而且你又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因此每个人都成了所谓原子式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感到自己是完全是孤独的,当你有了不满想抗议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别人也站出来支持你,和你站在一起。因此你就感到自己是相当无力的。

这和你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是个自由结社的国家,能自由表达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已经习惯这种想法了,当你有什么不满,你就敢站出来说话。而且你相信说了,别人也会说;你的说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而且他们会把他们的支持表达出来,因此你感到你不是孤立的,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是有很大的力量的。而政府呢,对你们这种呼声是不可能压制,没有力量去压制。这么一来,在自由国家,人们就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提出自己对政府的批判意见,他们不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事实上没有面临恐惧。而且就养成这种习惯,一遇到不对劲的时候,他们不平则鸣,一定会说出来。

而中国(中共)长期以来各种政治迫害运动,枪打出头鸟,使得很多敢于说话的人就不敢说话,再加上现在严厉的控制,每个人就担心,哪怕你⋯⋯第一,对一般人来说,除非你的感受想法和别人做了交流,你发现别人跟你也有同感,你才会有自信,才敢说出来。如果你有一种感受了,你也没跟任何人交换意见,而你听到别人都不赞成你的意见,你就会比较心虚,不敢表达出来。

大多数人他既然生活在共产党那种控制舆论的环境之下,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孤立的,他觉得大部分人既然好像看上去都在支持政府,都在为政府的做法喝采,那不满的不就我一个人吗?那多孤单呢。所以他不敢说。

第二,就算你敢说了,也还是有另外一种恐惧,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中共)当局马上就把不满的言论删除掉,让你发不出声来,别人也看不到更多人有响应。所以大家都⋯⋯哪怕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害,甚至直接关系到生存,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敢表达出来。

这就是专制制度造成这种结构性的效果,它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彻底孤立的,不能对自己的声音、愿望、观点有足够的自信,更不敢出来公开表达。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要争取自由民主,说到底就是要免除这种恐惧。只有让人们从这种恐惧中走出来,才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封城叫好 多数人的暴政?】

我看到海外社交平台有人问,说新一轮的防疫真正的使出了极端手段,期间被饿死、气死、病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认为这次公权力系统性的强暴和肆虐,能不能让中国人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有人回答说,不会的,很多人感觉封城是对的,他人的牺牲也是必要的,否则病毒传播开会死更多人,就算侥幸不死,也会有后遗症等等。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对他人遭遇的冷漠,表现得很突出了。

扶摇:您有感觉中国人更怕死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群体现象?

章天亮:我觉得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同理心,就是他没有把自己放到受害的人、或者受到损失的人那个角度去考虑。其实就是一种自私心理了,就是别人牺牲多少都没关系,只要能够保住我就行了。可是真正牺牲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会发现真的是很痛苦。其实就是中国很多人,他认为“封城”是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民意的体现,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其实民意有的时候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对的。

在西方社会中,大家知道民主和法治,它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谓民主是大多数人说了算,但是大多数人说了算的话,容易变成一种叫“多数人的暴政”。就像耶稣是怎么死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犹太人都说“要杀死耶稣”;苏格拉底也是被当时雅典的人杀死的,那是真正的审判,大家都说要杀死苏格拉底,所以苏格拉底就死了。这其实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虽然是多数人同意,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对的。

所以在民主之外,还必须得有一个“法治”去制约它。所谓法治的话,就是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一些底线是不能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的这种权利是不能随意践踏的,这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所以如果中国人有这种民主跟法治的概念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你无缘无故地把这么多的人,无过错的,他也没有感染,他也没做什么错事,等于是把他监禁起来了,等于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了,这一定是违反基本的法治精神。

你看到其实西方的封城也是一种“软封城”,他建议大家不要出去,叫shelter-in-place,就是你在自己住的地方不要动,但是他绝不会用警察过来看着你说“你不许动”,那就是靠每个人的自觉,因为如果真的靠警察来约束你,就变成侵犯你的基本权利了,所以只能政府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那至于听不听话是你自己的事情。当然西方人他也很有这种道德感。他觉得如果我出去之后可能会传播病毒,那我还是不要出去的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习围绕二十大行动 上海成牺牲品】

扶摇:章教授,最后再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清零运动”在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各方面造成巨大的代价,习近平到底知道不知道没必要清零。如果他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他到底是被幕僚误导了,还是个人原因使然?

章天亮: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要二十大连任,其实包括像今年中央军委的一号令,也是让军队要保证二十大能够顺利召开。所以现在整个中共制定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所谓的政绩,在这个抗议的问题上,他是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嘛。

现在我们看这个情况,整个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要开放了,大家也知道这个(病毒)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致死率。如果中国不开放,它的经济影响就太大了是吧,而且对民生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共可能最后不得不走向开放。可是如果就这样开放,你会发现全国各地都搞封城,只有上海没有搞过。既然上海可以不封城就过去,那其它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对吧?那就说明习近平的封城策略是错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习近平明知道是错的,也要让大家搞一下,上海搞一下,要错的话大家一起错。

所以现在这个封城不封城,一个是涉及到习近平的面子问题,再一个也是对官员忠诚度的测试。就咱们刚才讲到的,孙春兰这次去上海不是明确讲,这一次就是政治任务,所以对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来讲,如果你想仕途更上一层楼,比如说国务院去做副总理,或者说你想进政治局做常委,那你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得保持跟习近平一致。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我觉得对上海官员忠诚度的一种测试,这一切其实都是围绕他的权力来运转,明明知道错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会要坚持的。

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他应该哪怕从中共自己的宣传上,他也会知道,比如像上海,一天检测出一万三千多人阳性,但最后没有一例报告是因这个疾病致死的。这个数据是中共公开的,他如果想看的话也能看到。

幕僚误导他的话,也很难误导。而且我觉得他的幕僚没有必要去在这个问题上误导他,除非是给他挖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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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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