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访谈】专访韩秀(一):我是黑暗时期的幸存者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8月19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一位有着非同寻常经历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儿,出生在纽约。不到2岁,被带回中国,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长的岁月正遇上文革,历经无数磨难,而她冲出中共铁幕回到美国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回到美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12年后,1990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折射》,自此开启了笔耕生涯。

迄今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并荣获了2020美国总统国家与社会贡献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作家韩秀来跟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韩秀您好,非常感谢您上我们的节目。

韩秀:谢谢,很高兴。

主持人:好的,谢谢韩秀。韩秀我看你的这个书,然后在跟您聊天、说话。您其实在中国,相当于说是32岁的时候才到了美国,到美国以后才开始学习英文,所以实际上可以说中文是您的母语,英文是外文,是吧?

韩秀: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听您这个一口京腔,您在18岁之前一直在北京,然后山西3年、新疆9年,之后又回到北京2年,这时间线上大概是这样的,是吗?

韩秀:对。

主持人:我想就您的这个经历,如果说详细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能不能先跟我们观众概括地说一下您在中国的经历?

黑暗时期的幸存者

韩秀:我想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像我的这种状况,在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漫长的岁月里,这种敌对的关系就使得我基本上在中国的时间,就基本上是一个靶子,就是一个任何人可以随时随便攻击的对象。

上山下乡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为我拒绝学校党委的要求,写一个200字的声明,表示永远不会去寻找我的父亲,跟他彻底地划清界限,因为他是所谓中国人民的敌人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我理都没有理。我说我如果不写怎么办呢?他说那你明天就下乡,所以我就下乡了。这说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因为你提到这一个过程,这就让我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整个黑暗时期的幸存者。

幸存者的记忆不只是在脑袋里,幸存者的记忆在身体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山西3年,对于一个17、8岁的女孩,城市女孩子来讲,那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尽一切力量做了。

然后到了新疆,那就更不用说了,生活的条件、工作的强度都基本上不是普通的一个正常人能够承受得起的。所以等到我1978年,我是1967年到1976年在新疆。我返回北京的时候是1976年的春天。1976年的春天,然后就是感觉基本上就是疼痛,除了疼痛,我什么其它的感觉都没有。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拍了X光,然后就跟我说,说你有先天性的脊椎裂,你根本不应该上山下乡的。

这一说,等于是说我这12年都是瞎耽误工夫,对不对?那根本就不应该上山下乡,结果我去了,而且去的是真是要命的地方。然后1976年夏天,我就被分配到服装厂工作。说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返回北京第一件事情是到派出所报户口,对不对?我就递上了兵团给我的那些文件,我说我回来了,我报户口。你知道派出所的那个人说什么吗?他说:“唷!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主持人:他都知道你,他都知道你的。

韩秀:他们什么都知道呀,他说你怎么活着回来了?我说命大。他就说我想大概也是,然后就给我办理了手续。然后我说好了,我有了这个手续,我就应该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对不对?他说不是。他说你先去街道办事处。我说我去街道办事处干什么?他说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去了街道办事处。到了街道办事处,你知道那是1976年呀,街道办事处那大墙上贴了好大的纸,就是把这个街道、这个区域里头的所有的可以怀孕的女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然后就写出来她们有没有小孩,她们结婚了没有,她们有没有小孩,以及她们是什么时候有的上一次的例假。

哎呀!我一看这个,我说这跟我没关系,我单身。你知道那街道办事处,那小脚侦缉队说什么吗?她说你单身也没关系,你是适于怀孕生产这个年龄的女人,你都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们,你也得告诉我们你上一次例假是什么时候。我说没有什么时候,就是现在。他说那是几天以前开始的,我说2天以前开始。他就真的把我的名字写上,然后写上我这个时间,然后他说下个月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我们。

你要是不告诉我们,我们到你家去问,因为他要百分之一百地贯彻那个一胎化的政策。所以我说那我行了吧,我说我可以走了。他说,哦!我们会给你一个纸,说你已经在我们这儿登记过了,你拿着这个纸再去上山下乡办公室。所以我就拿着那张纸,拿着派出所的那我已经上了户口的那张纸,然后到了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安置办公室。一见面,一看我名字,心中都有数了。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啥都没有,可是他们都心中有数,脑筋就很清楚。看看我说,你的成分那么高,然后岁数又这么大,这国营的地方是不能去了,去一个地方的工厂好不好?挺好的吧,我说挺好的挺好。说你服装厂怎么样,集体厂子行吧?我说行行行,什么都行,有什么不行的。我早就知道我该干嘛,对不对,我只是需要有那么一个单位。我需要那个单位帮助我,拿回我的出生纸和我小时候的美国护照,我该回家了。我跟你们这儿耗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让我去什么厂子我都去。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电影的这样一个开场白,然后我们就开始倒叙,就因为您刚才说的很多词儿,别说美国人了,很多中国人可能都不明白。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华人,像台湾的华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您这个故事太多,我都不知道从何问起。我就先这样,我就先想稍微的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在插队之前,去山西插队之前有这么一个缘故,是因为您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您的身份。您的父亲是当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武官。

韩秀:1943年到1945年。

主持人:1943年到1945年。

韩秀:而且他也是喜马拉雅生命线的负责人。

主持人:喜马拉雅生命线的负责人?喜马拉雅生命线快给我们解释一下。

韩秀:飞虎队经过驼峰,把援华物资从滇缅边境运到陪都重庆,支持中国政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那条线叫做喜马拉雅生命线,他的主要工作就在那里。

主持人:好,然后您母亲可以说是一个左派的文艺青年。

韩秀:我想就不谈她了,因为谈她,我们的时间就全都浪费掉了,我还是接着说我的这点事儿。

主持人:好的。

朋友告诉医生:你就当她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的人

韩秀: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说到这,第一是,你上山下乡这件事情本身按照医生的看法,我是根本不必去的,我根本不应该去的,但是我去了。所以我就是说到无论怎么样讲,你回到北京也好,然后是回到美国也好,这个创痛、这个创伤是不会离开我的。因为疼痛这个东西等于如影随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从2002年起,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颜面神经痛,痛了整整十年,痛到我服的药都是癌症末期病人所服的疼痛药。

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从台北国际书展提前回到华盛顿,我跟我的医生说,我说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我的医生说,Teresa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救你了,怎么办呢?你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接受手术,开颅手术。我说我什么都接受,只要能够不再那么痛,我就可以。接受开颅手术之后,确实就不那么痛了。但是这个开颅手术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沾黏,神经结和血管的大面积沾黏。

这个医生,就开刀的医生,是极好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就问我,他说你在20岁、21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出过车祸?我说我20岁、21岁的时候,我在新疆,我没有车,所以没有车祸。他说那你有没有被撞到?我说我有被撞到,他说是什么东西撞了你的头?我说是枪托。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武斗高潮,晚上的时候都要开会,在这些批斗会上的时候,我面前站着的那个人就基本上是被活活打死。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准备站起来。我旁边的一个人就说话了,他说哎,他说你是要走啊,你要走我可不给你带板凳啊。那个时候晚上集会都是自己带着板凳去,他这一说不要紧,后边的民兵就听见了,知道我要准备离开会场,抡着步枪就过来,拿那枪托就照我头上就砸下去。我的美国医生问我,他砸你砸了几下啊?我说一下就不行了,就晕过去了,我哪里知道砸了几下。

他说然后呢?我说然后他们就把我拖出去,丢在戈壁滩上。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恢复知觉?我说那已经是3天以后了,3天以后我是爬回了连队。那个医生就说,他说这就证实了我的推测。我说您的推测是什么?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美国橄榄球?我说我知道橄榄球。他说这橄榄球运动员会冲撞,头跟头会撞上,撞得很厉害。他说当时没事,但是这些运动员有的过了40年以后,他会发生严重的神经痛,就是这个沾黏。

他说我就从这些橄榄球运动员的情形,我就想到你可能是被什么东西撞过,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痛。我说,哦,原来是这样。但是我的故事让这位医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跟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人。他说这么样一个强壮的身体,这么样一个健全的人,会被折腾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社会、这个制度绝对是有严重问题的。

方菲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跟人讲到你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人家会接受你的看法吗?

我就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所有给我看病的医生,他们都受不了这个样的一个状况。我1978年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只有95磅重,骨瘦如柴。然后所有的身体检查的数字全都是一塌糊涂,血压不到30、60什么的之类的,还常常地没有脉搏,还常常地没有心跳。

医生说,你上哪儿去了?弄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不会说)什么英文,所以国务院中国科的Sophia,非常好的朋友,她还带着一本大字典,英汉的医学字典。

然后她看了医生实在是没办法了解我的状况,Sophia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她跟医生说,你就这样想,Teresa刚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你懂了吗?

主持人:真的,真的。

韩秀:医生说我懂了,他说我懂了,他说我了解,现在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照顾她。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医生没有见过这种人,就好像我们二战的时候的军人,到了那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看见那些人像骷髅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办呀。因为那都是非正常社会里造成的伤痛,而那些幸存者必定要带着这个伤痛,一直走到他们死亡的那一天。

新疆9年 邓小平一张纸条 我回到北京

主持人:所以您是在生死边缘走过来的人,但是您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幸运的,因为当时邓小平一张纸条把您弄回了北京,但是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永远留在新疆了,是吗?就是当时跟您在一起的那些人。

韩秀:这个是事实,因为有过尼克松跟基辛格的这一段儿,对不对?70年代初的这一段儿。1973年也就有了美国的联络处,在北京,虽然没有大使馆,但是有美联处。邓小平办公室的这个纸条,我并没有看到这全部,我只看见中间那一行。人家把那其他的部分都拿掉以后,就把那一行给我留在那儿了,就是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然后要求我3天之内离开新疆。我说好了,我问都不问。

1964年是此生不宜录取,不准我上大学,现在是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让我回北京。行了,那我就开始我的这个征程,我的这个征程就是我回家的征程。

主持人:您那时候就觉得既然能让您回北京,您就觉得有希望就一定会回美国,是吗?

韩秀:我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一个除了谎话,没有半句真话的一个地方继续活下去。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中国政府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参加华沙谈判,在华沙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派代表团去谈判,那个代表团团长王炳南,他就看见过我的护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邻居,我们都住在史家胡同。所以你说说看,明明是这样,你为什么在华沙谈判的时候,一再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你为什么胡说?对不对?我的存在就是证明他们全部都是谎言。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离开新疆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身体状况也并不好,但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揭穿这个谎言。这是为什么我拼尽全力,我一定要到美联处去。我知道公安局的人马上就会到家里来抄家,他们一定会不断地给我找麻烦。但是我一定要让美国政府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美国公民存在。

主持人:所以当时因为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什么使馆,它叫美联处,就是美国联络办公处,是这意思吗?

韩秀:是,因为1949年之后中美断交之后,一直要到1979年元月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之后,1973年美国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联络处,我们布什总统还曾经担任联络处的处长。所以怎么讲,就是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办公室,负责联络事情。可是实际上在那儿的这几年,从1973年一直到1977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络。可是1977年的2月份,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就居然到了那个门口,手里头拿着在美国出生的出生纸,以及一本不到2岁的时候得到的美国护照。

服装厂书记帮我要回美国护照和出生证

主持人:我觉得您拿到这个出生纸和护照的这个经历也挺传奇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自然。

韩秀:那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唐山大地震,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市的东单的一个服装厂上班了。上班的当天就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房倒屋塌呀,哎呀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工厂里头的那些工人、师傅都是拖家带口的,都苦得不得了。然后上级发了一些什么木料什么,搭防震棚。我就跟他们说,我家里头就我跟我外婆两个人,我们的房子还够结实,我说我不需要那防震棚木料了,我说这些师傅请你们就拿去用就是了。

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虽然有外婆,我把外婆安顿好了还挺好的,夜里头我也挺放心的,我说我上大夜班,你们就照顾好你们家里人就对了,就大家都苦得不得了。我的情况我讲老实话,我家里人口简单,事情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做大夜班。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这个工厂里的师傅们对我就好得不得了。说这一段时候就全亏了你这上夜班,我们才能照顾家里人,真是可怕极了,那时候。我们工厂那党支部书记也挺好的,他就问我了,他说你对我们真好,我说这是我应该的,我就是人口简单嘛,我没事儿。他说你为我们做很多事,那我能不能帮你点儿什么忙呢?

我说是这样,文革抄家,就红卫兵拿走了我的一些东西,包括我的出生纸和护照,我说要是能还给我的话那就太好了。他是一个非常……家里是三代的工人。可是文革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小工厂集体工厂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他也被批斗,也被什么……所以他特别痛恨那红卫兵。他说红卫兵拿走你的东西了,我说是。他说红卫兵拿走了,这政府没还给你,我说没还给我,他说我去给你问。我应该去问谁?我说你应该去问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他说:哦,行,去。所以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那个外事处的人还真的接待了他,还真的答应了他。说确实的,这个女孩子的出生纸和护照都是四十年代的东西,没有用了,就还给她,就让她留个纪念好了。我们这书记说:就是,是人家的东西就该还人家。那红卫兵抄家拿走了人家东西,就该还人家。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警察就到了我们厂子里,带着那个护照和出生纸,当着我们那个党委书记和我们厂长的这个面儿,就把这东西还给我了,说你留着做个纪念就好了,我说谢谢您,我也谢谢工厂的书记。我说你们真是帮了我的忙,这个东西是个纪念品,对不对?他们说是啊、是啊,说这文革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这一笑泯恩仇了,我说对对对,没错、没错,我就拿回来,就这么拿回来了。

主持人:他没有想到这个多么重要。

韩秀:去美联处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可就找我们这个书记的麻烦了。说你知道不知道,她拿了这个护照是要准备闯美联处的。那个书记就说了,别说是美联处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美国护照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怎么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人家的一个东西。另外,就是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说这个女孩子在我们这儿是工人,就算是她回到美国,她不也就是个工人吗?全世界的工人不是都应该联合起来的吗?我们这书记,你说他这马克思主义学得有多好、多可爱,结果为了这个,就给他办学习班,就整他,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我有了这个护照和出生纸,我很清楚,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认为这就是一个纪念品。

惊心动魄闯北京美国联络处

主持人:所以您就去美联处办新护照了。

韩秀:没那么容易。我不是学服装的吗?我不是在服装厂吗?所以我就做了一条喇叭裤,然后我还做了一件小夹克,那个特瘦特小的那小夹克。然后我本来是梳辫子的头发,我就把辫子松开。穿着小夹克,穿着我的牛仔裤,这个挺宽的这个裤子,喇叭裤,我就到了友谊商店,从友谊商店我就往北走,那面星条旗就是我的目的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一天是美国总统生日,那一天美联处不上班。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眼睛看着那面星条旗,那面美丽的国旗,我就奔着它去。

所以我先走到那面国旗对面儿的一个大使馆,那是一个非洲的大使馆,我走到那个警卫面前了,那警卫看着我笑,他说您大概走错路了,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非洲的大使馆,出出进进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没有我这样的。所以他就看着我笑,我也冲着他笑,我这个笑容还没有收住,我就转身以90度直奔美联处。我跑得很快,穿过了那条小街,直奔着那条白线就冲过去了。

门口那警卫根本就什么都没看见,就忽然冒出了一个人站在那条白线上。他就说,嘿嘿!你干嘛的?我就跟他扬一扬我手里的文件,我说我的护照过期了,我来办手续。他说:你什么人啊?我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他就笑了,他说,你才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美国人都知道,今天美联处不上班,美国总统生日。

站在那条白线上,看着他,他这个时候可是脑筋清楚了,他就把他的枪端起来对着我。他说你过来说话。我说我不动,我就站在这儿。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你一枪把我打死,我得倒到白线里边,白线里边就是美国的领土,我一定要把这份护照和这份出生纸丢进去,让美国人知道有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打定了主意,根本没打算活着走。因为这太明显了嘛,我哪里有救啊,对不对?我不能出去,我出去公安局马上就把我逮捕,说我闯外国的驻华机构,那我还有活路吗?我没有活路。我宁可他一枪打死我,我把东西丢进去。我当时只有这个想法。

上帝的眼睛睁开了!这时一个美国外交官,就是美联处的一位外交官,这一天回来拿他的网球拍子去打网球,因为他把网球拍子落到办公室,他忘了。车子一直冲到白线这儿。为什么?他在窗户里头就看见了我手里的那本美国护照是绿色的,那是四十年代的美国护照。现在的美国护照都是蓝色的,对不对?那时候的是绿色,而且是布面的护照。看见了。他就他把车子停住,人就一直冲到我面前,他说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说当然,我就把东西递给他。他也站在白线上,他也随时准备冲进去,因为他绝对不能把这个文件留在外边,所以他看了护照。

他正好是Wardlaw (万乐山),他是一个资深的领事官,非常熟悉领事法。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不可以站在这儿不动,我说我可以。他说我进去找人,我说好。他就冲进去。1分钟之后,滕祖龙出来了,就穿一个毛衣。二月的北京那大风多冷,嘴上还叼着烟斗,然后这个Wardlaw就搬出来了那个美国的领事法,就抱在怀里。这两位就跟我一块儿站在白线上。然后滕祖龙说,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说当然可以,我就交给他,我根本都不打算拿回来。

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跟这个警卫做商量,这警卫这个时候把枪放下来了,满头的汗,二月。然后这两个人就说了,说她是一个美国公民,她得进去跟我们办一点儿手续,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得请示领导。滕祖龙跟那个Wardlaw说没问题,你请示领导,我们站在这儿等。他就打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各国使馆的门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看,说这个美联处向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今天可热闹了。今天这看起来有意思了呢,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那个警卫就这汗如雨下呀,这不得了。

还好,10分钟不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叮铃叮铃的来了。怎么回事?就问。这滕祖龙跟Wardlaw就说,这就是她一个美国公民,这个是护照过期,我得进去办一点手续,可以吧?那个人挺有水平的,那个人说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我们不阻拦美国公民进入美联处。这两个人异口同声说,她就是美国公民,那绝对没有问题。他说那好,那请便。我就跟他们进去了。跟他们进去了,那个时候的美联储的处长是盖茨先生,盖茨先生那一天虽然是假日,他可是在办公室的。

主持人:哎呀!都在。

韩秀:他在,而且这个联络处的副处长丁大卫先生,也在。为什么他们都在办公室?因为他们要用这个周末、这个假日跟美国的亲友通电话,只有联络处的电话他们能够打而不被窃听,所以都在那儿。

然后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滕祖龙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回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我的出生纸号码,报告了这个护照的号码,请国务院查核。你知道他们用了几分钟?6分钟,美国国务院在6分钟之内确定我是生在曼哈顿的美国公民,6分钟。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美联处不是大使馆,所以他们不能在当时就给我一本有效的美国护照。我得等1个月以后回到美联处去领取我的新的美国护照。

丁大卫先生问我,你能不能记得5个电话号码?他说因为你出去以后,你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公安局没收,我们给你的所有的电话号码、名片、什么东西你都留不住,你能不能记住5个电话号码?我说能,没问题!别说5个、50个、500个都不是问题,我什么都记得住。你就让我看一下,我就记住了。好,他说你1个月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跟我们联络。他说我们一定要帮你回家。不管是你活着,还是他们把你干掉了,我们也要把尸体领回家。

和中共公安斗智斗勇 终于拿到护照

主持人:我这里插一句,韩秀女士。为什么美联处当时它不能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这个护照我帮你更新了,他想办法弄到给你呢?就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韩秀:它不是大使馆,他没有办法,他手里没有任何一本新的美国护照。

主持人: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拿到了你的新的美国护照之后,他有没有任何渠道、或者关系、或者人,能够把这个护照交到你的手中,而不是让你去再回到他们那个地方。

韩秀: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一段时间里头,从我的工厂一直到我的家,从我的家到美联处,这一路上全是警察、便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是没有办法。我得自己想辄。现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现在的人有电脑、有手机、有各种办法,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个是1977年到现在,那已经是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so(所以)之后就不用谈了,就是公安局的提审,我的体重就是一天一天的掉下来,没有什么话说,详情细节就不用讲了。

到了1个月的那一天,我照样上班,我的工厂的门口、我的车间的门口有警察,工厂的门口有警察。我们这个史家胡同56号的大门外头有警察,哪儿哪儿都有,我上班的这路上是五步一岗。我就一直穿过他们那个线,警察、便衣组成的线,到工厂我照样上班,那一天我什么事儿都没干。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试着打电话,我打遍了……我那一天没有去,他们就基本上放心了,基本上就觉得我这就大概就差不多,被他们整的也差不多了,大概我就拉倒了,所以他们就不那么看着我。我就想着打电话,到处打电话。打不通的。市区内的任何电话都打不进美联处,一点辙都没有,我焦头烂额。

那个时候我外婆已经知道我去过美联处了。公安局也找她,说你这个外孙女在学校里头是个好学生,到了人民公社是个好社员,到了新疆也还算不错,说她为了什么要奔这个美联处去,她为了什么要放弃社会主义,奔这个资本主义去?她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她的背后一定有一双黑手,你知道不知道这双黑手是谁呀?我外婆说那当然就是我了。

警察心里话说:您怎么会呢?她(外婆)说你也说这个女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也说她是好学生、好工人、好农民。她在这儿有什么前途吗?她在那服装厂里跟其他的师傅一样把眼睛熬瞎,她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换了是你家的孩子,你让不让她走啊?我让她走!我这么老了,对不对?我这70多岁的人了,我在乎什么呢?让这个孩子走,让这孩子走,她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她好歹她还能有点儿希望,所以我赞成她走呀!说你要是想知道这背后的黑手,这黑手就在这儿呢。警察没辙了,警察就回家了。

我外婆就跟我说,你这样子不行,你这样子你很快就被他们拖垮、拖死。咱们得吃好一点儿,你去西单,去买一只烧鸡回来,咱们好好的吃一顿饭,你好好的喘一口气。我说:好嘞,听外婆的,我去了西单。从东城跑到西单。烧鸡这东西要排队,我就挺乖的排那队呢。可是我就瞄见他们那厨房的墙上有一个电话,是日本时候的电话。我就心里想,这日本人挂摆的这电话,这东西是已经是老古董了,没准这电话成。我就走过去,“四分”!那工作人员跟我说,让我交四分钱,我赶紧给人家四分。我说四分、四分。我说我得跟我外婆说一声,这排队排老长的,老太太等,他说没关系,交钱了就行了,你打吧。我就打电话了,电话就直接的到了滕祖龙的桌子上。

我跟他说明天早晨不到8点钟,我一定到。第二天早晨4点,警察还没上班呢,我出去了。我坐这个长途公共汽车,直达密云。我从密云有一班车,直达美联处北边的日坛医院,中间不停车,警察上不来。所以我4点钟到密云,从密云再返回,就同一个车站打另外一辆车到日坛医院。那时候我梳了小辫儿,穿的是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衣裳,混在一群病人里头就向这个美联处接近。远远儿的我就看见滕祖龙站在门口,手里头握着我的那本护照。看见我了他就叫,说嘿,就是你,赶紧来,你手续都弄好了。我跟着他就走进去了。那警察根本还没反应过来,我人已经在里边了。滕祖龙跟我说,赶快签字,签了字今天我就上外交部去为你争取回国,因为你现在是有效护照在手上。他说,没错,我们会给你这本护照你带回家,公安局还是会没收,一切的一切都会发生。但是还是那句老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跟中国政府闹定了。就这样,我被公安局不断的提审,当天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上了房顶,呵,哎呦,那如临大敌。

主持人:可以拍成电影啊,简直是。可以拍成电影啊!

韩秀:所以我也就走进他们审问的什么那个屋子,这中间放一个凳子,让你坐那凳子上。我有经验呀,我在新疆被人家后脑勺上打过,所以我就把那凳子一直挪到墙边,我顶着那墙,你就别想从后边袭击。我是准备跟他们玩命的。

主持人:您这是斗智、斗勇,真的太厉害了!

韩秀:哎呀!就我一个人,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事前没有告诉我外婆,就算是我外婆已经知道我去过一次,她也不知道我第二天去。我不能连累老人家,我也不能让老人家伤心。但是外婆说得很清楚,她说你走这条路是对的,你就走下去。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你都不要在意,她说你好好的去迎接你的未来。就是这样。

美中建交的大气候下 我成为返回美国第一人

主持人:所以之后我们那个细节就暂时不提了,但是就是说拿到了真正的护照之后,最终中国政府、中共就让步了,然后……

韩秀:没有,8个月,等了足足的8个月。8个月之后就是我们的国务卿访问中国开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头有几个是有亲友在美国的,知道他们的亲人可能流落在中国的,提出来的。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因为他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有这么一个美国公民在那儿。但是国务卿提出来的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如果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先把我们的人还给我们。

所以我熬了八个月,然后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在香港就事情开始顺利了,就飞回美国。飞回美国我踏进美国国务院,因为我没有亲人,我什么人都没有在美国。我父亲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香港总领事就跟我讲,你到国务院到中国科,就一切一切就从那里开始。我说没问题,就所以就到了中国科。

就当天卡特总统就指示美国国务院,说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严正的这个,你说是警告也好,你说是严正的要求也好,什么都可以。现在一个Teresa已经站在华盛顿,已经站在国务院的中国科,你们给我们把所有的被迫滞留于中国的美国公民给我们交出来。三年之内陆陆续续回来三百多人。

主持人:您这个是第一个啊

韩秀:第一个,1949年以后被迫滞留于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的第一个人。

主持人:而且您是无亲无故,就是靠自己。

韩秀:无亲无故,没有人能帮助我。我到中国科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就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我,他在十年以前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可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呀。你只要努力,你只要肯做,你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就这么回事。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国的时候是1978年嘛,那个时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后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这本书的,中间过去了12年。那您是什么时候动念要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书,还是说您一直都在想这么做?

方菲访谈》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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