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中国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改变

【新唐人2011年9月28日讯】2011年9月22日,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来到美国费城参加国家宪法中心为他举办的2011年自由勋章奖的颁奖典礼,在颁奖仪式前,盖兹与部分来自圣‧约瑟夫大学空军士官生、爵硕大学的陆军士官生以及部分媒体互动,分享他在过去五十年中,在政府公共事务,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看法,并回答了现场观众和媒体提出的问题。

在回答关于中国的问题时,盖茨表示,他认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已经不具备威胁性,即使是在中国,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人民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在军队方面,盖茨表示,中共在一些局部地区可能比较有威胁性,但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今年68岁的盖兹,生于美国堪萨斯州,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达26年。2006年11月8日,盖茨获美国前总统布希提名为美国国防部长候选人,2006年12月6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盖茨担任国防部长。他以捍卫美国军队而被人们誉为“美国军人的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对共产主义似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盖兹的前任拉姆斯菲尔德在2005年华盛顿呼吁抛弃共产邪灵,盖兹接任国防部长的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为两个不同党派执政期间服务的国防部长。

而近日在大连召开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和企业家交流,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但也并没有获得高层的回应。近日有学者在博客中引述网友爆料称: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该博文一经发出,立即被各大网站论坛转载,引发关注。

在署名信力健的博文中,作者提出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何以能触动某地方宣传部官员的“敏感神经”?笔者分析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政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是几代党和中共领导人确立的大政方针,可是,不知是何因,某些人一提到政改,就“神经过敏”,“紧张过度”。文章说,温家宝的呼吁,对于某些作风专制、思想僵化的地方领导人而言,肯定是敏感的。在他们看来,政改是不能随便提的,那是一个永远都只能被供奉于高堂之上的“时隐时现”、“远不可及”的“神物”。对他们提政改,就像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剪长辫子”一样,会令他们“心惊肉跳”。温家宝最近一两年频提政改,但不仅未获得中共高层的认同,关于政改的讲话,有经常无法全文发表或甚至被消音。对此,信力建在文章中写道:你见过哪国总理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够在纸媒甚至网媒上出现吗?你见过哪个国家的总理喊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却只能在国外吗?

文章还提到,还有网友爆料,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信力建认为,一个五毛就有权力决定总理的话对不对外发布,这是不是很神奇?信力建还指出,这不只是一国总理的悲哀,而是一国人民的悲哀!一个总理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平民百姓怎么办?谁去保障你的权利?信力建提起,前中共国家刘少奇在文革中惨死,即使是国家主席拿着《宪法》都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死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信力健是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著名时评家和思想启蒙人。

近期的维基解密披露,温家宝因作风偏向“自由改革派”,近年面对中共内部不少批评及压力。他因不喜欢官僚主义作风而下属为其感到头疼。根据中共官员的综合观点来看,温家宝不喜欢亲信和地方官员的“做秀式”工作态度,并在地方视察过程中不完全相信当地官员提供的统计资料,而是亲自向当地居民确认民情,因此让众多地方官员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倡导政改的温家宝在党内受到孤立,并且在任期末还不断遭到种种“非难”,其原因是因他在任的9年正是经济高度增长导致各阶层欲望爆发、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温家宝虽然能抓住平民百姓的手听他们抱怨,但却解决不了他们面临的问题。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表示,温家宝是有他个人的亲民的形象。温家宝也说过,希望中国能够有民主,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也替民工讨过债。叶科还据例说,在汶川地震时,温家宝当时调动不了军队,当时发了火:要记住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他以前到农村去视察的时候,故意绕开官方给指定的路线,他是真的想看一看中国农村和农民是什么样子。可是那么多年了,大家看到温家宝流了不少泪,可是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所以,像温家宝,或者这样类似的人物,不管他们怎样希望为国为民做一些事情,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即使他们有这个心,即使有这个能力,在那种环境下,他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身上都戴着铁链,都是共产体制的囚徒。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愿望,最后都碰的头破血流,折戟沉沙。

叶科表示,他有时也很为他们的这种命运感到叹息。在共产体制下,作为一个总理那么有权力的时候,可是他竟然不能按照自己意志去好好地为老百姓做几件事。叶科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改变共产机制,改变人的思想,能够跳出来,能够真正看到中国社会现在很多问题、很多困境、很多悲剧的原因。从最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共产体制所造成的,所以必须从那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才会有好的改变。

所谓共产体制,就是苏联模式的体制。“选举网”曾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周老先生的文章记述了俄罗斯的历史(从862年的基辅罗斯、1243年的金帐汗国、1547的沙皇帝国,到1917的苏联、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苏联74年的寿命(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还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文化(人造卫星、普及教育、禁锢思想、摧残科学)和苏联的政治清洗等等。文章提出:“苏联模式被人诟病的畸形特点,都是专制制度的表层现象,来源于沙俄奴隶封建专制的帝国。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帝王的光荣。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理论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发展社会主义,事实是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观点。但文章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文章有一个2003年的版本,题为“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拾贝集》中保留了“苏联历史札记”的原题,还另收录了“三垄断和苏联解体”一文。所以,不能要求该文进行论证,该文的目的不是论证,只是一篇非常好的“札记”。

但当原编辑用“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定题,目的不仅是在于吸引读者,而且在于认同这个说法。1,“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2,“精英转变”导致苏联解体。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观点。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久加诺夫提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所以,“三垄断制度”就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也就是“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与“西方和平演变(绿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论”相比,“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更加接近问题本质的“内因论”观点,它以鲜明的立场获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毫无意义,因为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更加致命的是,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人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但是,如何调解这句话与周老先生的另一句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之间的明显矛盾?说“专制是专制解体的深层原因”,同时又说“民主化是专制的催命羹”?到底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

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可不幸的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导致专制崩溃”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导致专制崩溃”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导致专制崩溃”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最近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有人又提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同样不幸的是,它还是没能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研究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被常识所困的学者跟中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什么“不满还没到极点”?“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斯大林从1930年代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使苏共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杀,767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其中,肃反运动前的6名元帅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杀,220名旅长有186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最后只留下1人。几十年下来,死在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最后他还不是寿终正寝?谁能拿他怎么样?“不满到极点”了又怎么样了?“敢怒不敢言”罢了。

在相反的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不满到极点”,可是,这类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权崩溃还不是接连不断?海地曾经是如此,阿根廷也曾经是如此;不仅拉美,非洲也是这样。结果,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满到极点”才导致政权崩溃,相反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不满到极点”。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很明显,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感情用事”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

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痛恨专制,希望专制马上玩蛋,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与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论”不同,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中提出,西方的两个流行观点都是错误的,其一是“计划经济崩溃论”,前二是“戈尔巴乔夫促成论”。沙赫赖提出的“精英转变论”认为:苏共上层精英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沙赫赖相信,计划经济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上比资本主义优越,但由一些精英掌权的制度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手中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崩溃。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

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沙赫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切身体验,但他的分析却充满了逻辑混乱:关于计划经济,他否定计划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承认纯粹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持续和有效。关于政治权力,他一方面强调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另一方面又虚幻地认为真正的主权不是民主制度。沙赫赖还把“苏联解体”的“政权崩溃”含义与“联盟解散”含义混同起来,并含糊地以为“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精英转变论”比“三垄断论”更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在西方,有许多人曾认真地预言过苏联的崩溃,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1969年的《困境中的苏联政治变革》,安德烈•阿莫尔里克1970年的《苏联挺得过1984年吗?》,埃马纽埃尔•托德1976年的《终极崩溃》,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奥国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多数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般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崩溃,更不必谈预测何时崩溃。对此,英国工党政治家凯文•布伦南在2004的“苏联学的失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研究的失败是因为它运作在一个鼓励失败的环境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苏联学研究者得到极大的激励去忽视某些事实,把兴趣放到别的方面。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阴谋。只不过,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可见,左的和右的“愿望型学术”到处存在,因为“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在苏联崩溃后,人们联系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结果,苏联解体原因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认为中国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改变。但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如何转变,却没有一个人开出一个良好的药方。预言共产体制的垮塌,实际上它已经垮塌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权贵专制,一种大国沙文主义专制,而且看来这种专制似乎比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更有“活力”和“生命力”。面对这种窘境,理论界学术界都莫衷一是。

看来,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冥冥之中都逃不过一种命运,即没有经过欧洲中世纪黑暗,必须补课的命运。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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