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发生的中共史上特大外交丑闻

【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讯】(新唐人综合报导)日前大陆《依法行政网》刊登《党史文汇》中的部分内容,披露了一起“文革”期间的特大外交丑闻。由于中共外交工作人员翻译错误,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资料披露,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共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以为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

当时的周伯萍自己也没有按照程序亲自看请帖。当他们出了中共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此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共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因为中共夺取政权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美国记者便问周伯萍:“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为这又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

次日,《纽约时报》就中共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而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为防止事态扩大,周急忙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称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共外交政策不变。不过,不久后中共外交部就要他立即回国。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将其定性为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

文革外交笑话:外宾被迫早请示晚汇报

在文革,中共外交部还闹出不少笑话。

署名雷颐的文章《历史:何以至此》指出,在“政治”为最大的文革中,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 学习前,要“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作为外国人,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文革,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 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中共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

中共外交部笑料不断

到今天为止,中共外交部仍然笑话不断。

在3月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上周日发生的公安对境外媒体骚扰殴打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与数十家境外记者一来一往的激烈交锋,与外国记者吵架近90分钟的新闻成为传媒的笑资。姜瑜还指责记者是制造事端者。

日本各大媒体,连续两天报导姜瑜在对外记者会上的新闻。《世界日报》说:“这次记者会创下了多个记录,包括时间最长、单一问题询问最多。逼得姜瑜数度要求记者不要再提‘王府井事件’。”

在3月3号的例常记者会上,外国记者援引中共在奥运期间颁布的国务院537号令,指出这条法令容许外国记者在西藏以外地区采访,姜瑜却对记者发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姜瑜这番言论招致网友炮轰和嘲笑。有解滨指出:“连法律都不能拿来当挡箭牌,那什么才可以?关系?官爸爸?李刚?……”《南方周末》也以评论文章《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不指名的回击了姜瑜言论。

此外,8月初中共外交部利用官方微博刊登招聘消息,使用时下流行的“淘宝体”发布:“亲,你大学本科毕业不?办公软体使用熟练不?英语交流顺溜不?驾照有木有?快来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招人啦!这是个国际组织,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爱、宋慧乔的故乡韩国建立喔~此次招聘外宣等人员。”这则消息在三个小时内被转载4800多次。网友质疑说:“该严肃的时候不严肃,这样合适吗?”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