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河南信阳姜寨村大饥荒时代的往事

恐怖的“万人坑

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大饥荒是当代中国史上最惨烈的事件之一,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不仅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而且吃人肉、炼人油的现象屡见不鲜。以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为例,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一文记述,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多户死绝。

当时,村里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生产队长姜树森来到村民姜振安的住处,对他说:“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姜寨村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19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都是村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后人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大饥荒过后,当年埋死人的那口井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村里的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他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如今,“万人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像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根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编辑整理)

吃人肉炼人油
1959年的10月和11月,是姜寨村饿死人的高峰期,不但每天都有几人死去,而且村民因为实在太饿了,有多人被迫吃过人肉,有些人还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

吃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外号叫孩儿娘的女村民。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

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除孩儿娘,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村民,吃的人肉也很多。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有时,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根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编辑整理)

不顾村民死活的队长
大饥荒时,姜寨村的生产队长叫姜树森,这个人实在坏透了,在他身上简直找不到一点人性。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姜汉义回忆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

大跃进时,姜树森把全村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他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

由于姜树森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当时,有位年轻村民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那位年轻村民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像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

1984年9月中旬后来,姜树森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根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编辑整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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