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奠父祭友再遭禁 共和风光把示君

【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讯】亦师亦友的谢韬老人走了一年,众多朋友对他的缅怀思念的情感越来越强烈浓厚,于我更盛。他是四川人,长我一轮。在他投身革命追寻民主宪政的岁月,我还是个孩子,而错落起伏的政治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辛子陵先生巨著《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虽然在香港出版,却搅动了大陆知识界的思绪,有如当年赫鲁晓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而谢韬老人为此书写的序中,有句名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此语似如一颗划破暗夜的流星,使不少国人翘首而待。自此“不争论的中国”有了争论:中国的未来到底向何处去?是继续走毛泽东一党独裁专制之路,还是纳入全球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继续走毛泽东一党独裁专横之路,必然亡国亡党,重回“三年人祸”的可怕年代。

自此,我们成为亲密的战友和朋友。他说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就是拒绝遗忘,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大家,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免于恐惧,重塑做人自尊自重的价值观。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开办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三真”(真事、真情、真人)半月刊的《往事微痕》,推动了民间的“批毛”声音,抑制重创了毛派的复僻阴谋,为国家政局的稳定起到了一定地促进作用。

谢老不但亲自为“往事微痕”题写刊头,还浓笔重彩写下一首“读《往事微痕》文稿有感”的“七律”诗:“百年风雨笼神州,莫道欺霜染白头。青春豪气追好梦,晚景总为民主忧。留墨迹,生活波澜度春秋。心底真情写实史,坦承反思共丰收。”可他走了,走了整整一年!

做为晚辈和后学的我,不能不怀念老师和战友的他。值他当年日记出版发行的日子,向他女儿谢小玲倡议,举行一次“《一盆红红的火》出版发行座谈暨纪念谢韬老逝世周年追思会”。他爱女小玲早有此愿,而更多朋友都积极赞同,没想到这个民间善良的愿望,合理合法的举措,竟受到当局如此的重奌打压与监控,近似一级“战备维稳”。为了回避矛盾和不触怒当局,我不出面由谢小玲张罗,但会前的一天,当局来了三人好意地对我进行说服劝阻,最后以“请吃饭”拍板。我严守“劝阻”,纵如此当日小区也有几位便衣警察把门。我在和他们“吃饭”时,总是愁眉深锁难以言欢,认为此会一定被“和谐”了。但没有想到进步的民主宪政潮流,使不少免除了恐惧,纷纷在当局的打压与监控下践约赴会,竟有80多人参加。我到成了一个胆小鬼,相较而忏。但一切并不顺利,有不少惊检场局与镜头,谢小玲当天在会上发言这样说:

首先,真诚地感谢大家能够光临这个会。我觉得能开这个会,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胜利。我没想到会遭受到这么大的挫折!(掌声热烈)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家去世了,亲朋好友给他做个周年,这件事很中国、很传统、很平常,为什么会造成风险呢?真是很奇怪。但是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种奇奇怪怪的事也很有传统。所以,我们还是就像我爸爸妈妈那种宽容、乐观、勇敢的精神来面对这件事吧。(掌声热烈)因为大家都是冒着风险来的,所以在此我深深地向大家表示敬意。 (掌声热烈)

再有呢,就是说说我父亲的这本书。今天来了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些被谈话呀、被威胁呀,说你要去参加会,你的女婿就不能升职呀、就什么什么的。在某种意义上真的为难大家了,添麻烦了。在此,真诚地、再次,刚才主持人已经道过歉了,我再道一次歉。 (掌声)(与你无关)我们今天这个会原来是在左家庄,部队的一个招待所,一切都谈好了,最后到21号,告诉我们不行。我们说这么多老人,90多个人呀都通知了,人家还是说不行。我们只好改在附近再找一家宾馆,也都安排得非常好,有会议室、有九头鸟的就餐处,高高兴兴回家。刚从左家庄回到世纪城电话就来了,说你来取定金吧,别人打招呼了我们不敢做趟生意。后来我又找了个地方,除了我和一个中介人知道外,谁都不告诉。人大党委、校办派人上我家“关怀我”了。他们给我送很多的水果,说你是不是不要开这个会了。我说,不是我要开,真的不是我要开,是朋友要来追思我爸爸。比起大家来,我真的非常惭愧。我们就是想在家里搞几个小型的座谈,也就算了。可是很多朋友他们觉得有话要说,要表达这种感情。面对他们,和父亲所一生从事的民主宪政事业,因为他远在22岁时,就在成都领着几千学生高呼要“民主宪政”的口号,就是要把毕生献给民主宪政。可是在他89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而我国的民主宪政与1943年比,真的是倒退了。 《一盆红红的火》这册的日记先是1943年至1944年的时间段,我搞出来就是出不了版。因为1944年有李慎之、王晶瑶、谢韬,他们把成都的中学生联合起来和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以李慎之为首提出了9条,最后学生只罢课游行了一天,省政府就全面接受。而我们的“六•四”呢?逃亡、坐牢。他们审稿认为1944年有游行不能出。好,我就出1943年没有游行的。请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看,信息量很大,有很多人夸奖这本书,我当然非常欣喜,如果有人批判这本书,我真心地更加欢迎,因为我们渴望的是言论自由,真理越辩越明。(掌声)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些非常浅显非常常识的事,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里却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种只求一己之安的人,每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文化水平高低,都去做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能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有尊严。

今天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过好多年农民工人的一个女孩子,非常非常平凡,可是今天却能和这么多德高望重、非常有水平,像李锐老、郭道晖老在全球都是知名的,还有父亲生前的高朋义友济济一堂,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褒奖。

最后,还要说些事务性的话。今天这个会本来有于浩成老,他来不了了,他被站岗以后,立刻写了4篇介绍纪念谢韬的文章,从他们年轻时的相识一直到在美国的偶遇。杜光老也来不了,他昨晚十点三十给我写了纪念文章,我们又找了复印后,把它印了,也是90份,每人送上1份,写得非常好。还有铁流先生打电话来,说他被盯得太死也来不了。曹思源写了文章是一定要来的,可也被别人“控制”来不了了。还有俞梅荪,昨天晚上就有人“陪住”了,焦国标出不了门有人“站岗”。张博树先生楼下也有人看着。我对他们都很钦佩,是我们国家有为的一代中年学人。可是现在他们这么“被优待”的,“享受”着这样的站岗和放哨。还有吴玉章的外孙女本来要来,四川省委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她去了,也赶不回来,她拿来了文章。最后提醒大家,安检害怕散发传单,咱们走的时候不要扎堆儿,避免找麻烦。我们都是为国家的,不是搞反动。但是你跟具体的工作人员是讲不清楚的。其实被堵住的还有茅于轼、钱理群、姚监复、丁东、崔卫平、李家骙等十余人。

她的话和平、宽容,有乃父之风,在我们追求民主宪政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坚强的女士。我庆幸,我欢呼,借此把心里郁结吐了出来。明天是十一,赶着写出此文做为一个小小的献礼。希望人民的国家爱人民,人民的国家不要监控打压人民。现在人民越来越觉醒,免于恐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严守宪法,怕什么?又有什么怕的?!

2011年9月30日夜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