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吳國光:回歸後的香港(上)

【新唐人2003年12月06日訊】(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報道)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的日子,二零零三年的這一天超過五十萬的香港市民走上了街頭, 然而我們聽到的並不是歡快的慶祝聲, 而是他們對香港現狀況不滿的呐喊聲。 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到二零零三年這短短六年的間,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呢?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熱門話題》欄目中我們請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吳國光先生談談他的看法。

吳國光:大體上六年來的變化可能可以概擴爲五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經濟的方面,其實現在香港從政府也好到老百姓也好,最關心的就是經濟不斷的下滑,整個民生是一片凋敝的這樣的一個景象,那麽,過去香港是非常有名的新興工業化的地區,它的發展經驗是全球引爲成功的。那麽在短短六年里,現在失業率已經上升到百分之八點幾,在九七以前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

過去我們喜歡去的飯館,商店這幾年就紛紛都倒了,再去就沒有了,然後再沒有新開的店,這種情況在香港生活的話感覺是非常明顯的,那麽更嚴重的就是說,香港很多人一輩子就是要給地産商打工,買一個樓,然後一輩子供樓,那麽他們在九七前後買的樓呢,現在就變成了所謂「負資産」,它就是說,等於你買了樓房也要背債,你不買樓的話你還不至於背債,過去幾年頗有一些人就是因爲這個就跳樓自殺了。

那麽再一個方面的變化就是民生,那麽經濟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經常是有錢買不來生活素質的。但是香港呢,過去的生活質素有一些方面是不錯,比如說香港的治安是很好的,那麽如果在中國大陸生活的話,那看香港的武打片呀、這個匪警片呀看的,認爲香港滿街都是兇殺,其實不是這樣的。我記得我是回國內的時候,經常有人會講你們在香港生活是不是不安全呀?我說,非常安全呀,哪怕晚上兩點鍾走在街上我也不會擔心甚麽,但是最近幾年情況就不太一樣了,最近幾年就是經常有人在街頭就被槍殺了。

當然還有生活質素的下降就是衛生,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那麽回歸以前香港人也是從大陸進口這個雞呀、鴨呀,但是沒有聽說發生禽流感。那麽九七年以來幾乎隔一年就要發生一次嚴重的禽流感。嚇得大家連雞肉都不敢吃。還有當然最嚴重的就是最近的這個薩斯危機。香港是最嚴重的災區之一。以前香港到公立醫院去看病,你是香港人當然沒有問題,不用交錢。你即使是到香港來旅遊,只要是合法進入香港,哪怕是五天來旅遊的,你在這期間生了病,你到公立醫院去看急診,不要錢。那麽這個福利是全世界沒有的。那麽現在呢,本地人看病也要交急診費,交個七、八十塊錢。那麽這個對一個比如說一個月收入只有幾千塊錢的人,那麽供樓就要供個上萬塊錢的人,這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福利上的損失。

還有就是教育的問題。我們中國人對下一代是非常的重視,香港的教育本來確實也不太成功,那麽最近呢經過所謂特區政府的這樣一個教育改革,是改哪里哪里出現問題。它改了小學,然後大家就紛紛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國外去讀書。所以去年夏天我記得有一個報道說,到八月底九月初,你到飛機場去看呀,很多十來歲的不超過十五歲的小孩子在那里拉著個行李,父母在那送他們到澳大利亞、到新西蘭、到英國去讀書。那麽顯然是這個地方的教育體質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還有這個很奇怪的一個事情就是環境、空氣。那麽我是九六年出來到香港,那時我在中文大學,每天在我的窗戶里都可以看見對面的馬鞍山的山頭清清楚楚。現在呢,我都不知道這個空氣污染怎麽會因爲九七變的嚴重,我都不理解這個原因在哪里,連老天爺也欺負特區政府啊。現在要想看到這個清清楚楚的馬鞍山的山頭,那麽只有連下三天暴雨以後有一上午可以看見,到了下午都看不見了。這是個非常嚴重問題。

那麽第三個方面就是政府管制能力的下降。特區政府背了嚴重的債,就是所謂鉅額赤字。這個其實已經成爲現在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最大的困難之一了。那麽年年就是在講這個事情,對香港的經濟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那麽有人不瞭解情況,說這是英國人留下來得爛攤子,那麽其實呢?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底英國政府撤走的時候,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個沒有赤字的政府,而且它的財政盈餘是非常多的。在九七以前中國的中央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吵架,吵香港,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建現在的這樣一個大飛機場,那麽爲甚麽要吵架呢?就是因爲中國擔心香港建飛機場,英國就會利用這各機會把這個錢全都花掉了,留給中國一個沒有很多的財政盈餘的香港。結果呢?這個飛機場建成了,那麽花掉的錢只是當時財政盈餘的一個零頭。我想當時的盈餘至少是幾千萬至少是幾千萬。那麽在短短的兩三年里特區政府就有能力把它變成赤字,那麽他們在這幾年里既不搞社會福利,也沒有甚麽大規模的這樣一個基本建設,大家還都不斷的減工資,大學教授以前說是最穩定的那麽現在已經連續減工資,那麽現在而且每個人都簽了信說你要不同意隨時給你減工資的話,那你馬上就走人就到了這麽一個地步,那麽居然財政赤字在不斷上升那錢都上哪去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的奇怪的。

那麽政府的管制的能力下降當然不僅在這里,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就是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在全球都可以引以爲自豪的。因爲我九七以前來到香港給公務員講課,講到大陸的這樣一個公務員的改革,我就會講說:我們八十年代在中國希望改革大陸的公務員制度時候就是要像香港學習,那麽當然香港公務員聽了很高興,那麽到了九八年我又去講課,回歸才一年,我又講這個話,馬上就有人舉手說:吳教授你是不是諷刺我們?剛剛一年他們就已經覺著我們這個公務員一塌糊塗。我都不知道有什麽一塌糊塗的。一個就是說,特首不信任他們。那你就是給政府幹活的,政府的首長都不信任你,當然你會覺著你非常的喪氣。那麽再一個就是說出現了幾次危機,包括失火呀、包括這個禽流感啊,包擴近海的污染的紅潮的出現。那麽這些事情出現了以後呢,公務員的應對表現的不是太好。那我們知道公務員是按步就班做事情的,那麽這個應對這個危機處理是要上面的領導人說你要怎麽辦,我才怎麽辦。公務員並不知道怎麽辦, 香港人過去是依賴公務員,現在也會批評公務員。我覺著這個公務員的體系的士氣的這樣一個的低落,內部的紀律逐漸的在渙散,這可能是香港一個長期的負資産。因爲人的這樣一個因素一旦也破壞掉了以後,這可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你經濟危機有幾個利好的因素可能就能走出來,但是這個因素可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因素。那麽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廉潔。過去香港的公務員廉潔自從其成立廉正公署以來也是全球有名的。中國的反腐敗是一個長期的頭疼的問題,也是經常要借鑒香港廉正公署的經驗。那麽現在我想公務員也不敢以此爲自豪了。

第四大變化呢,我想就是政治上的變化政治上的變化。我們知道香港的基本的政治支柱是法制和自由。不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當中香港都沒有民主,但是你會看到呢?因爲它的宗主國也就是英國有民主,那麽在這里即使沒有民主那麽法制的權威是受到尊重的。那麽自由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的。這個就使得香港能夠成爲國際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能夠成爲這樣一個進出口貿易的這樣一個巨大的在世界數一數二的轉口港。金融中心不是說光有錢就可以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的第一把手劉金寶出了腐敗案件,那麽香港人就要置疑這個問題,你中銀內部這麽多錢,不知道要借給誰,用腐敗的方式借給這個給你送錢的人,這個銀行在香港上市,這樣是不可以的。你要把這個資料告訴買你股票的人,要不然你就是金融詐騙。所以金融中心的第一位的一定是自由的資訊和這樣一個權威的法制才能保證的。沒有這兩個東西所謂金融就一定變成詐騙。

法制和自由對香港來說絕對不是一個抽像的概念,而是每個人生活中,每個人的經濟生活直接相聯繫的。回歸六年以來法制方面開始受到基礎性的破壞。比如說:一個就是胡仙案,就是香港的一個大財團的負責人過去胡文虎的他的女兒,她在一個報紙的廣告這個數位的虛假報案當中,那個總編輯,那個社長都被抓起來去問了,但是律政司司長,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長說:胡仙,我認爲不應該起訴她,也不應該找她來問話,結果就把她赦免了。當時引起了很多的批評的聲音。當然這個老闆不僅僅是因爲她是個財主,她和中國政府關係非常好,她是一九八零年代後期,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第一個批准外資可以進入中國,和中國的資本合辦雜誌的一個人。那麽當然公衆就置疑這背後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這就使得香港的這樣一個過去的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受到動搖。

那麽當然現在最嚴重的就是二十三條立法了。那麽二十三條立法有多麽嚴重呢?我想這個應該以一個就是負責二十三條立法的最高的首長的話來說才能說的明白,就是香港律政司司長。那麽她對公衆說:她是堅決主張二十三條立法的,而且二十三條立法之所以這麽匆忙,據說就是因爲她任期要到了,她希望在她任期內把這個事情完成。她很坦白的講說:二十三條立法就是懸在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當然她有第二句話她說:雖然懸在你頭上我不會砍下來的。但是你不需要砍下來呀,誰希望頭上懸著一把刀還用砍下來嗎,那麽自由的方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諮詢的自由。剛剛網上有人做了一個統計就是說在香港現在的七份號稱獨立的報紙當中,還不講甚麽《大公報》、《文匯報》這些是中囯共產黨在香港的機關報,號稱獨立的報紙當中,關於七月一號這樣一個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遊行的報道,他們做了一個分析,結果發現可能只有一份報紙還沒有被親中勢力控制,那麽其他的報紙都或多或少已經被政府的所操縱的力量滲透,既然報紙都被某種資本所掌握的話,當然這個自由的程度就大打折扣。那麽今天還讓你講話,明天就可以不讓你講話了。

第五個大變化,其實就是上述變化歸結起來就是香港地位的變化。過去香港是世界的一顆明珠,東方的一顆明珠,那其實這個它不僅是降級了,那它是不是明珠也成問題了。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變化,你可以看見它即使是明珠也是人老珠黃了,失去光芒了。那麽過去香港是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新興工業化的典範。那麽現在是泰國這樣一些相當落後的國家都已經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中開始復蘇了,但香港還在繼續往下走都沒有復蘇。過去鄧小平是說,我們要利用香港的優勢開發特區。深圳靠甚麽?香港在二十五年里從一片農田變成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沾香港的光,沾香港的仙氣。那麽現在香港是說,我的經濟怎麽辦呀?深圳你幫助我吧。那深圳還不願意幫它。過去鄧小平說,中國要發展的好,就要在中國再造幾個香港那麽現在我剛才講了,香港連深圳都不如,香港是需要來自中央政府的幫助。從這個地位上來講就像中國的中西部地區了。上海有講過我要中央的幫助嗎?這個廣州有講過我要中央的幫助嗎?要中央幫助的是青海、新疆、陝西、寧夏中西部地區,那香港當然它的物質條件還不至於像中西部地區那麽慘了,但是它的地位在這六年里就變化成這個樣子。六年的變化大體就是這樣一個脈絡。

主持人:據「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創歷史新低。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爲百分之五十三。 觀衆朋友們也許會問, 究竟是什麽原因使香港在回歸後短短的六年就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爲什麽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呢?「一國兩制」到底是不是一個可行的制度?香港的出路何在呢?在下次的《透視中國》節目中,就您關心的這些問題我們請吳國光先生繼續與我們探討,請您注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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