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中央社记者焦兴华上海特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至去年底累积了一兆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然而傲人的数字、繁荣的表象下，却掩盖了难堪的事实–严重的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发轫于农村。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农业大省安徽的凤阳县，几个农民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将原来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田到户”，由此引发了中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革命，于是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揭开历史的序幕。
但是到了一九八五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零年代后，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工业以及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行业，充分提供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为保障职工、市民的基础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投入巨额资金，而农业投入的资金相对薄弱，结果导致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 中国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丁声俊曾经大声疾呼，“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警告说，中国人均ＧＤＰ已经突破一千美元并将突破三千美元之际，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演变最快的历史时期，如果不加以补救，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并冲击中国社会稳定。
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依旧延续了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框架。从中共建政到上个世纪八零年代末，大陆城市和国家工业化从农民、农业、农村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拿走了人民币两兆多元。截至今日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还是或多或少地建立在牺牲“三农”利益上的；城乡分割的体制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绝非易事。中国乡村两级负债接近兆元，成为拖累农村发展、恶化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据专家推算，中国乡村两级负债应在六千亿至九千亿元之间，也有专家估计，乡村两级债务已经上兆元，平均每个乡镇欠债一千零五十一万元，这对贫穷农村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除债务问题外，农村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医疗卫生条件恶化，百分之九十的农村合作医疗已垮了，乡镇卫生院很多是勉强维持，有些已人去房空，有些连房子也卖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比改革前还严重。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病，到城�治病，往往由此陷入贫困。所以许多农民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听天由命。
二零零三年中国大陆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暴露出中国农村医疗系统极端落后。当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落后且庞大农村的医疗体系根本无法对抗SARS的攻击。 此外，中国大陆农村与城市的医疗资源分配极为不合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居民，却拥有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广大的农村仅分配到百分之二十医疗资源。
目前在中国大陆农村，除了国家政策规定的妇幼保健，即儿童免疫注射、计划生育手术等，以及法定传染病防疫是由国家负担之外，农民的小病大灾，看医生全部要自己掏钱。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和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经造成农民看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无钱看病买药、无钱住院治疗的病人急遽增加。 更甚者，近年来中国大陆农民抗争事件频传，主因是中国大陆各地出现新一轮圈地运动，庞大农民被征用掉承包的耕地，很多失地农民沦入无地、无业、无保的境况
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有六千六百万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千百万人无家可归，而政府官员却从中渔利。 大批农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开始对政府的横征暴敛采取抗争，各地农民纷纷采取行动，阻挠政府的征地措施。仅仅二零零六中国大陆各地就有三百万农民参与了各种示威和抗议活动。
二零零四年四川爆发数万农民为了捍卫家园事件，挟持了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事件，震惊中共领导高层。在中国大陆高压统治之下的老百姓居然敢胁迫省委书记，这可是滔天大罪，但已经穷得连土地都被强行征收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早就把命豁出去了， 就在三月二日，海南省因征地问题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当地农民因不满征地补偿太少拒绝拆迁。逾七百名公安、武警联同数百名拆迁工人及政府工作人员，抵达海南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内的凤岭村，计划清拆民房，期间公安筑成人墙，与闻讯赶至的逾千名村民对峙，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混乱中有人断腿送医院，多名妇女晕倒。
根据北京官方内部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村土地纠纷抗争已取代税费抗争，成为当前中国农民抗争活动的焦点，严重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往中国大陆农村最严重的是税费抗争，但现在土地案件的严重性早已超过税费抗争，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纠纷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 土地是贫苦农民维持生活的唯一凭籍，一旦被征收，在活不下去的情形下，许多农民几乎都以死捍卫土地。这种为保卫土地奋战的农民运动，对中共继续执政构成极大威胁，成为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梦魇。97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