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贸、内需与投资这“三驾马车”一齐死火，中国政府半年前还在宣传的“强国梦”仿佛已是陈年旧事。在拉动内需百般无计，失业大潮难以遏止的情况下，维持稳定已成了中国当局最大的政治梦想。
但社会局势发展到今天，稳定已成了可想望而难求之局面。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于1月6日发表文章，承认“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压力影响社会各群体心态。尤其社会困难群体在生存压力下，所累积的不满情绪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引发群体性冲突”。文中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其实就是去年以来被于建嵘冠以“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之名的社会反抗之别称。
中国当局与部分学者审时度势，将农民与失业大学生这两大群体定为需要加以密切关注、有可能制造群体性事件的“高危群体”。鉴于农民工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当中有不少失业后被迫返乡生活者，可以说，今天的“农民”并非只指称务农者，而是包括上述所有不能在城市定居者。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总算明白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的那种通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梦想成空，与百年前一样，中国仍然还是个农民国度，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瞭望》这篇文章与随之而来的各种维稳措施，均显示中国当局的信心指数严重下降。这种下降缘于统治集团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他们那种以自我服务为主的自利型统治使得“三仇”（仇官、仇警、仇富）情绪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从而导致泄愤型群体性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反抗的一种主要类型。如贵州瓮安事件的参与者几乎都与死者非亲非故，只是长期以来受到地方权贵与各种部门的压迫，有了李树芬冤死这一导火线，立刻引爆了长期以来郁积于民众心目中的仇恨情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近20余年统治集团视民众如草芥，终于换来了民众视官僚如寇仇。
然而，考察当局的“求稳”对策，与当年慈禧太后“保大清不保中华”的思路如出一辙，在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不动摇的前提下，当局除了在春节期间投入90多亿元，为7,400万城乡困难户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这种扬汤止沸的治表之策以外，并无任何釜底抽薪的改良之策。这种状况，又如何能缓解势成水火的官民矛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称“广东压力来自敌对分子”，重新祭起“阶级斗争法宝”，这一黔驴技穷之态，与其说显示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信心，不如说正好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的惶恐。
当局的统治信心之所以严重下降，原因是中共与民众之间那种用枪杆子达成的强制性交易──即“我让你们有饭吃，你们必须接受我的统治”的基础已开始动摇。这种交易虽然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但却是数千年来王朝统治者必须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线，统治集团信心的强弱完全取决于百姓吃饭的数量与品质。出于遵守这一底线，毛泽东在入主中南海之后，必须用“低工资，多就业”的方式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邓小平也必须用“发展经济”之举措与“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来收拾人心。现阶段中国政府统治信心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其手中那张“发展经济”的王牌已经不灵，失业者日渐增多，“我给你们饭吃，你们让我统治”的强制性交易正处于瓦解之中。
近 20多年以来，在权力资本化的作用下，中国其实早已分裂成风光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由官员、大企业家以及为这两类精英服务的学者等组成的“第一世界”，他们主导社会分配政策，占用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一个是城市中低阶层组成的“第二世界”，他们活得很辛苦，但还勉强算得上“小康”或尚有饭吃；但是，由农民与失业者组成的庞大的“第三世界”，成员们碗里的“食粮”品质早就粗劣不堪，数量如今也难保证，正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及其成员可能的反抗成了“第一世界”的心病，导致维稳成了肉食者的噩梦。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7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