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焦裕禄

【新唐人2009年9月5日讯】

一部敢说真相的书:《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 曾冀真
近日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彦芳先生的新作《焦裕禄身后》,大为惊讶,深为感动,令人深思。为作家的说真话的勇气而惊,为真实的焦裕禄而感动;一个说真话的张钦礼如何成了悲剧人物而叫人深思。

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新史学著作,却没有引起关注,报刊上少见评介。我希望文学界史学界,可以就这套新史学的书引起的思考加以评介,因为这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大有益的。

探索真理,必先明真相。任彦芳先生这部书,勇敢地说出了兰考历史的真相,也是中国的真相,这对研究历史,以科学的历史观看中国当代史,便更清楚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因为我们有血的代价,有痛苦的历史教训。

任彦芳的这部书,说出了五大真相,这是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历史。

一大真相,是河南省人民在1958年到1962年的灾难岁月的真相,让我们了解所谓自然灾害,实际上如刘少奇所说是人为灾害;进一步揭示不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而完全是背科学发展观而造成的人相食的悲剧!

二大真相,是兰考所以有三害的根源。风沙、内涝、盐碱,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最可贵的是焦裕禄到兰考后,写出了这三害的来源真相,写在县委的文件上,这是多么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大真相,是焦裕禄到兰考,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主要精力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也是一个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悲剧:他一心想改变兰考面貌,而实际上做的却是与愿望相反的事情啊。这是过去所有写焦裕禄的作品所回避的历史事实。

四大真相,是张钦礼如何从一个敢说真话的好干部,在这种体制、在这个特殊时代,变成了一个说假话的人,最后由于他的谎言,使他成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也使他成为悲剧人物:被开除党藉,判十三年刑。

五大真相,是新华社记者所写出的影响很大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虽然有历史的功绩,却因不少事实失真,而给兰考树了个假亲密战友,而给兰考干部和群众造成巨大灾难。

有此五大真相的揭示,就足以让读者震惊,足以让我们深思。这是一部广大读者值得一阅的书。

私密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焦裕禄

任彦芳:历史的责任

— 与阳光卫视记者的谈话

2009年1月2日下午两点,阳光卫视记者四人来我家采访。他们是读到我最近在《领导者》上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后,有不少问题,想让我详细地谈谈。过去,他们也读到了我在《百年潮》上发表的《张钦礼的悲剧》。阳光卫视的《亲历》栏目,都是通过当事人讲述真实的经历,这栏目,很爱欢迎,因为都是 读者关注的热点和敏感的事实。

我说给记者,如果你们晚来几天,可以看到我刚出版的一部书《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这部书里,我写出四十多年来,我与兰考发生的悲剧和喜剧;全 面地写出了张钦礼的历史变化,我想对这四十多年来,对兰考,对与兰考有关的几个县委书记的命运,做一客观的公正的评论。记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读了这部 书都可以得到解答。

记者们支好灯光,让我坐在我家的客厅前面的一个椅子上,背后是金牛的玻璃图案。今年是牛年,这正好是一个美好的对观众的祝福。我面对着镜头,背靠金牛,接受记者的提问。

记者让我全面地历史地谈谈我认识的张钦礼。

我讲了我知道的张,这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原因是时代和制度造成的,当然与他个人的性格相联,不可分开。解剖这个人物,是对我们很有启示的。他年轻时,即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因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在二十多岁便提成考城县的县长,1954年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他便是兰考的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7年,因为他为民请命,差点成为右派;1959年,因他敢说真话,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下放兰考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说真话,为民请命而受到的打击。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他得出的结论便是说真理者寸步难行,说假话者走遍天下。这有他在下放农村写出的诗为证。

他说了些什么真话呢?张钦礼亲自对我说到兰考的三害的根源。我们在宣传兰考时,都把兰考的三害灾难,说到老天爷头上,归罪于黄河造成的沙荒、内涝、盐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为造成的,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胡折腾,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规律。1957年,是兰考的黄金时期,那年林茂粮丰,可到1958年 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把本来泡桐全砍光了。剩下一些,也被社员“偷”了。林木没有了,风沙再起;因为违背大自然,不去疏导,造成了内涝,由于地下水位上 升,造成了盐碱地;这是张钦礼所说的三害之源。这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对当时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有大胆的挑战。认为不是九个指头的成绩,而是 相反。

1961年, 张钦礼得到平反甄别,回到兰考县领导岗位上,当县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在兰考工作了,张钦礼这时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当正书记,张也 是这么想的;可这时却调来了焦裕禄当书记;张钦礼心里不顺,开始与焦裕禄不合作,致使焦向地委提出是不是将张钦礼调出兰考。地委书记张申对焦说,张对兰考 情况熟悉,要团结他一道工作,有利于兰考。焦接受了上级的意见,他为团结张,作了大量工作,发挥张钦礼的长处,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主抓兰考的除 三害。为兰考做出了大量有益工作。就这一点说,张可以说是焦的战友,但说不上是亲密战友。

焦裕禄逝世,县委书记位子上空出来了。我是1965年 春天来到兰考,由地委领导组织三结合的《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组。这时,我听讲焦最多的是张钦礼,我与张熟悉起来,曾跟着他一起搞“台田会战”。听他讲了 许多自己的经历故事,他向我说了对现实的看法,我们因为都因有在反右倾中相似的遭遇,心有共鸣,话很投机。我对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众同甘共苦, 他能身体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禄精神。我曾想将他的一些事与焦合为一体,写出一个典型的县委书记形象,我给电影主人公起过有钦字的名字,不写真人真事。而写 一种为民的精神。

张 钦礼主持工作一年多,他是有成绩的,他本来想,他可以当兰考正书记了吧。没有想到,上级党委没有选中他,而是派来了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这时,张为了表 明自己的政绩,在周化民刚到不久的报产量的会上,在省领导面前,张为了求得省领导的表扬而开始说假话,虚报了小麦产量,结果使征购透底,给百姓造成了困 难,这时张钦礼一反过去的实事求是;到1965年 年底,新华通讯社记者穆青、周原同志来到兰考,张钦礼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是宣泄了自己的心情,他讲了自己的一些事迹。但他不能直说,便通过把 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来表达。这样他便说了一些谎话,如焦临终的话是对上级党领导说的话,他说是对他说的,并且无中生有地说焦当时给他一张照片,出 示给记者。他在大通讯上因说假话成了焦的“亲密战友”,这一谎言,便为自己造成了悲剧。这是我原书叫《谎言的悲剧》的原因。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也就过去了。大通讯有些不实之处,也没有去说。如宣传雷锋中不也有不实之处吗?但一场全国说谎的年代到了,这些谎言便更加发展。张为 了保护自己,在全国把毛泽东造成大神之后,张钦礼也跟着造神,焦裕禄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自然也成了神。张想用神保护自己,利用神夺权,果然他得到中央文 革支援,他完成了多年的宿愿,当上了兰考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又当上了地委书记,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这当然为他后来命运悲剧制造了条件。

张钦礼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开除党籍,判十三年徒刑。这是中央研究后的决定:张钦礼是错还是罪?根据他在执政时,煽动打砸抡,迫害老干部等罪而判罪。正如毛泽东的罪要有四人帮来当替罪羊一样,他在兰考有那麽多人因他的煽动而死,而伤,不由他承担罪责吗?

记 者问我,有人要给张提出申诉,是不是会翻案?我认为为是一种思潮,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要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张钦礼的案就不能翻。但是现在有为文 化大革命翻案的一股潮流,这是想让社会倒退的潮流,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潮流,是由对现实的不满引发的。但中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肯定 的。

记 者问到张钦礼死后的葬礼,为何会出现万人空巷?我说当时我便写了文章,对此做出分析。一是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是当年和张一起造反的人们为他组织的隆重 的葬礼。他的儿子成才了,有了影响,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业家,拿出了钱购花炮就花上万元之多;二是因为,老百姓对现实腐败不满,借此做了一次宣泄; 群众在县委门前,竟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就说明一是对现实不满,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三是张确实有群众基础,他一直在兰考工作,为 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群众说,焦来兰考才一年多,而张在兰考几十年,而结局如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这些因素促成了张有了不寻常的 葬礼。

这个事件说明,不可放松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这就是民心。只有向前走,进行民主和法治的改革,才可能走向公平公正,也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样便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中国不能再乱,这是民心所向,不是少数人可以改变的。

张钦礼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和制度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说,如果没有这场文革动乱,他不会犯罪;这是时代给他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党内实行民主,由全县的党员 代表选举县委书记,而不是总由上级指定,也许张钦礼早就成为县委书记了,不会采取说谎假报成绩,或想通过记者将自己打扮成焦的亲密战友来达到自己想当一把 手的愿望。如果党员代表没有选他成为书记,他也会心服口服,他不会总觉怀才不遇吧。这实在是没有民主造成的悲剧。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性格相联,如果他不是想 当兰考县委书记,他真正老实地为民众,也不会有此说谎,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是有社会意义的。我只是想通过解剖这个人物,对全社会有点思 考。现在的官员跑官,买官之风,吏治的腐败,都是因为没有民主。不从进行民主这根本上改变体制,腐败不能除,文革的基础便不会消失。中国是到了进行民主政 治改革的时候了!

我应许多老同志的要求,写出了这部《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是想把真相写给后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采访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我所谈的主要内容如上,请关注兰考,关注社会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2009.1.3日记于北京

选自:大陆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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