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5日讯】
一部敢说真相的书：《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 曾冀真
近日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彦芳先生的新作《焦裕禄身后》，大为惊讶，深为感动，令人深思。为作家的说真话的勇气而惊，为真实的焦裕禄而感动；一个说真话的张钦礼如何成了悲剧人物而叫人深思。
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新史学著作，却没有引起关注，报刊上少见评介。我希望文学界史学界，可以就这套新史学的书引起的思考加以评介，因为这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大有益的。
探索真理，必先明真相。任彦芳先生这部书，勇敢地说出了兰考历史的真相，也是中国的真相，这对研究历史，以科学的历史观看中国当代史，便更清楚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因为我们有血的代价，有痛苦的历史教训。
任彦芳的这部书，说出了五大真相，这是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历史。
一大真相，是河南省人民在1958年到1962年的灾难岁月的真相，让我们了解所谓自然灾害，实际上如刘少奇所说是人为灾害；进一步揭示不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而完全是背科学发展观而造成的人相食的悲剧！
二大真相，是兰考所以有三害的根源。风沙、内涝、盐碱，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最可贵的是焦裕禄到兰考后，写出了这三害的来源真相，写在县委的文件上，这是多么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大真相，是焦裕禄到兰考，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主要精力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也是一个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悲剧：他一心想改变兰考面貌，而实际上做的却是与愿望相反的事情啊。这是过去所有写焦裕禄的作品所回避的历史事实。
四大真相，是张钦礼如何从一个敢说真话的好干部，在这种体制、在这个特殊时代，变成了一个说假话的人，最后由于他的谎言，使他成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也使他成为悲剧人物：被开除党藉，判十三年刑。
五大真相，是新华社记者所写出的影响很大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虽然有历史的功绩，却因不少事实失真，而给兰考树了个假亲密战友，而给兰考干部和群众造成巨大灾难。
有此五大真相的揭示，就足以让读者震惊，足以让我们深思。这是一部广大读者值得一阅的书。
私密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焦裕禄任彦芳：历史的责任
— 与阳光卫视记者的谈话
2009年1月2日下午两点，阳光卫视记者四人来我家采访。他们是读到我最近在《领导者》上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后，有不少问题，想让我详细地谈谈。过去，他们也读到了我在《百年潮》上发表的《张钦礼的悲剧》。阳光卫视的《亲历》栏目，都是通过当事人讲述真实的经历，这栏目，很爱欢迎，因为都是 读者关注的热点和敏感的事实。
我说给记者，如果你们晚来几天，可以看到我刚出版的一部书《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这部书里，我写出四十多年来，我与兰考发生的悲剧和喜剧；全 面地写出了张钦礼的历史变化，我想对这四十多年来，对兰考，对与兰考有关的几个县委书记的命运，做一客观的公正的评论。记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读了这部 书都可以得到解答。
记者们支好灯光，让我坐在我家的客厅前面的一个椅子上，背后是金牛的玻璃图案。今年是牛年，这正好是一个美好的对观众的祝福。我面对着镜头，背靠金牛，接受记者的提问。
记者让我全面地历史地谈谈我认识的张钦礼。
我讲了我知道的张，这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原因是时代和制度造成的，当然与他个人的性格相联，不可分开。解剖这个人物，是对我们很有启示的。他年轻时，即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因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在二十多岁便提成考城县的县长，1954年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他便是兰考的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7年，因为他为民请命，差点成为右派；1959年，因他敢说真话，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下放兰考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说真话，为民请命而受到的打击。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他得出的结论便是说真理者寸步难行，说假话者走遍天下。这有他在下放农村写出的诗为证。
他说了些什么真话呢？张钦礼亲自对我说到兰考的三害的根源。我们在宣传兰考时，都把兰考的三害灾难，说到老天爷头上，归罪于黄河造成的沙荒、内涝、盐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为造成的，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胡折腾，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规律。1957年，是兰考的黄金时期，那年林茂粮丰，可到1958年 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把本来泡桐全砍光了。剩下一些，也被社员“偷”了。林木没有了，风沙再起；因为违背大自然，不去疏导，造成了内涝，由于地下水位上 升，造成了盐碱地；这是张钦礼所说的三害之源。这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对当时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有大胆的挑战。认为不是九个指头的成绩，而是 相反。
1961年， 张钦礼得到平反甄别，回到兰考县领导岗位上，当县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在兰考工作了，张钦礼这时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当正书记，张也 是这么想的；可这时却调来了焦裕禄当书记；张钦礼心里不顺，开始与焦裕禄不合作，致使焦向地委提出是不是将张钦礼调出兰考。地委书记张申对焦说，张对兰考 情况熟悉，要团结他一道工作，有利于兰考。焦接受了上级的意见，他为团结张，作了大量工作，发挥张钦礼的长处，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主抓兰考的除 三害。为兰考做出了大量有益工作。就这一点说，张可以说是焦的战友，但说不上是亲密战友。
焦裕禄逝世，县委书记位子上空出来了。我是1965年 春天来到兰考，由地委领导组织三结合的《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组。这时，我听讲焦最多的是张钦礼，我与张熟悉起来，曾跟着他一起搞“台田会战”。听他讲了 许多自己的经历故事，他向我说了对现实的看法，我们因为都因有在反右倾中相似的遭遇，心有共鸣，话很投机。我对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众同甘共苦， 他能身体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禄精神。我曾想将他的一些事与焦合为一体，写出一个典型的县委书记形象，我给电影主人公起过有钦字的名字，不写真人真事。而写 一种为民的精神。
张 钦礼主持工作一年多，他是有成绩的，他本来想，他可以当兰考正书记了吧。没有想到，上级党委没有选中他，而是派来了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这时，张为了表 明自己的政绩，在周化民刚到不久的报产量的会上，在省领导面前，张为了求得省领导的表扬而开始说假话，虚报了小麦产量，结果使征购透底，给百姓造成了困 难，这时张钦礼一反过去的实事求是；到1965年 年底，新华通讯社记者穆青、周原同志来到兰考，张钦礼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是宣泄了自己的心情，他讲了自己的一些事迹。但他不能直说，便通过把 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来表达。这样他便说了一些谎话，如焦临终的话是对上级党领导说的话，他说是对他说的，并且无中生有地说焦当时给他一张照片，出 示给记者。他在大通讯上因说假话成了焦的“亲密战友”，这一谎言，便为自己造成了悲剧。这是我原书叫《谎言的悲剧》的原因。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也就过去了。大通讯有些不实之处，也没有去说。如宣传雷锋中不也有不实之处吗？但一场全国说谎的年代到了，这些谎言便更加发展。张为 了保护自己，在全国把毛泽东造成大神之后，张钦礼也跟着造神，焦裕禄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自然也成了神。张想用神保护自己，利用神夺权，果然他得到中央文 革支援，他完成了多年的宿愿，当上了兰考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又当上了地委书记，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这当然为他后来命运悲剧制造了条件。
张钦礼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开除党籍，判十三年徒刑。这是中央研究后的决定：张钦礼是错还是罪？根据他在执政时，煽动打砸抡，迫害老干部等罪而判罪。正如毛泽东的罪要有四人帮来当替罪羊一样，他在兰考有那麽多人因他的煽动而死，而伤，不由他承担罪责吗？
记 者问我，有人要给张提出申诉，是不是会翻案？我认为为是一种思潮，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要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张钦礼的案就不能翻。但是现在有为文 化大革命翻案的一股潮流，这是想让社会倒退的潮流，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潮流，是由对现实的不满引发的。但中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肯定 的。
记 者问到张钦礼死后的葬礼，为何会出现万人空巷？我说当时我便写了文章，对此做出分析。一是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是当年和张一起造反的人们为他组织的隆重 的葬礼。他的儿子成才了，有了影响，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业家，拿出了钱购花炮就花上万元之多；二是因为，老百姓对现实腐败不满，借此做了一次宣泄； 群众在县委门前，竟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就说明一是对现实不满，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三是张确实有群众基础，他一直在兰考工作，为 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群众说，焦来兰考才一年多，而张在兰考几十年，而结局如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这些因素促成了张有了不寻常的 葬礼。
这个事件说明，不可放松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这就是民心。只有向前走，进行民主和法治的改革，才可能走向公平公正，也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样便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中国不能再乱，这是民心所向，不是少数人可以改变的。
张钦礼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和制度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说，如果没有这场文革动乱，他不会犯罪；这是时代给他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党内实行民主，由全县的党员 代表选举县委书记，而不是总由上级指定，也许张钦礼早就成为县委书记了，不会采取说谎假报成绩，或想通过记者将自己打扮成焦的亲密战友来达到自己想当一把 手的愿望。如果党员代表没有选他成为书记，他也会心服口服，他不会总觉怀才不遇吧。这实在是没有民主造成的悲剧。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性格相联，如果他不是想 当兰考县委书记，他真正老实地为民众，也不会有此说谎，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是有社会意义的。我只是想通过解剖这个人物，对全社会有点思 考。现在的官员跑官，买官之风，吏治的腐败，都是因为没有民主。不从进行民主这根本上改变体制，腐败不能除，文革的基础便不会消失。中国是到了进行民主政 治改革的时候了！
我应许多老同志的要求，写出了这部《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是想把真相写给后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采访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我所谈的主要内容如上，请关注兰考，关注社会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2009．1．3日记于北京
选自：大陆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