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30日讯】龟兹乐是古龟兹的音乐。古龟兹人擅长音乐舞蹈﹔(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写道：“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1]。龟兹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篦篥、毛员鼓、都眃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籹鼓、铜钹、贝、弹筝、候提鼓、齐鼓、檐鼓等二十种。龟兹乐曲有：《万岁》、《藏钩》、《七夕相逢》、《投壶》、《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鹳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十二时》、《善善摩花》、《婆伽儿》、《小天》、《疏勒盐》等。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中的至大、至要者之一,其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龟兹为丝路北道重镇,也是西域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还曾是汉代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在经济繁荣、发达的基础上,在东、西、南、北各方的滋养下,《龟兹乐》发展成为西域乐舞的精华和代表。由此,唐代高僧玄奘在走遍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经过中亚、西亚、南亚143个城国之后,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屈支(“龟兹”的同名异译)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权威性评价。
自汉代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代,以《龟兹乐》为代表的古代西域乐舞循丝绸之路东渐,传至中土。隋时,《龟兹乐》已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三种。《西国龟兹》当指直接由龟兹东传来者;《齐朝龟兹》应是在北齐宫廷中经过改造、融合的传入较早的《龟兹乐》;《土龟兹》也许是指已经在中原流传有年,被中土人民广泛吸收,并广泛传播的源自龟兹的音乐。
《隋书．音乐志》谓:“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公元383年),因得其声。”说明了《龟兹乐》从南北朝起大规模东传的情景。公元568年,突厥阿史那公主嫁北周武帝,从突厥王廷来到长安,“西域诸国皆来贺”,苏只婆等一批著名乐师又一次将《龟兹乐》带到中土。
隋至唐,《龟兹乐》均为宫廷《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组成部分。《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至玄宗朝改《十部乐》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后,“立部伎”八部中,“自(第三部)《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坐部伎”六部中,“自(第二部)《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
《龟兹乐》包括歌曲、解曲、舞曲等丰富的体裁,而且有了大曲。《隋书．音乐志》载:龟兹“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唐六典》卷十四“协律郎”条载:“燕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此外,《耶婆瑟鸡》、《苏幕遮》、《醉浑脱》、《安公子》、《舞春风》等许多乐曲(包括大曲),筚篥、五弦琵琶、曲颈琵琶、羯鼓等一批乐器,“胡腾”、“胡旋”、“柘枝”等一些舞种,“苏幕遮”、“大面”、“钵头”、“合生”、“舞狮”等具有一定情节内容的歌舞表演形式— “戏弄”,苏只婆、白明达、白智通等技艺高超的乐师,也由龟兹东传中土。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苏只婆带到中原的“五旦七声”乐调理论,对以后中原汉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龟兹乐》再度成为宫廷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
除中原地区之外,《龟兹乐》还以长安为中介传到过吐蕃(今西藏)、南诏(今云南)地区和骠国(今缅甸)、扶南(今越南)、朝鲜、日本,促进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乐舞的发展繁荣。
龟兹音乐舞蹈对唐代也有重要影响。唐朝设乐工196人，《新唐书》记载“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长短箫、横笛、方响、大铜钹、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属舞筵四隅，以合节鼓。大鼓部，以四为列，凡二十四，居龟兹部前”。
根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龟兹琵琶七调起源于印度北宗音乐。龟兹乐娑陀力（宫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Shadja，般赡调（羽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Panchama调。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后，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