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共外交重回“韜光養晦”的背後

【新唐人2011年1月30日訊】 胡錦濤的美國行吸引了不少西方媒體的關注,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中美經貿關係、北朝鮮問題以及中國的人權問題。胡錦濤任內的這最後一次訪美,適逢中國當局的對內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轉折之際。對外關係方面,當局從“崛起”轉變為“韜光養晦”,對內則全面擠壓國內公共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過去多年來尚存的一點空間,實施前所未有的打擊和壓制,表現出對“失穩”的恐懼。然而,幾乎很少有媒體注意到當局政策的這一重大轉變,更無從分析這一轉變意味著什麼。但是,離開了這一大背景,對中國當局今後政策意向的判斷就難免浮於淺表,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也缺乏實質性的理解。胡錦濤訪美之前,中國當局的對內對外政策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轉變,其徵兆為何,這是首先需要說明的問題。進一步看,這些轉變緣何而起,又意味著什麼,這是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都想了解的大話題。

從“崛起”重回“韜光養晦”:中國對外姿態的180度大轉變

1989年鄧小平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中國當局在國際上空前孤立,當時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這一中國對外關係方面的戰略方針。此後中國當局一直在國際社會維持一種低姿態。其實,整個80年代當局實行的也是這一方針。 “韜光養晦”戰略本身就包含了一旦實力增強就要“一展雄風”的潛台詞,但在實力不足之前則暫時忍讓,以低姿態應付國際社會的諸多批評。可以說,“韜光養晦”戰略的基礎和前提是對自身實力的判斷;凡是強調“韜光養晦”的對外戰略方針時,就表明中國當局對自身實力不足有著種種無法明言的隱憂。

但是,自從2003年原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發表“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講演,提出了“崛起”這個戰略判斷和方針定向之後,胡錦濤和溫家寶相繼在國內外說明了中國的“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從此,“韜光養晦”戰略棄而不用了,“崛起”成了中國媒體上代表官方立場的一個熱門詞語。隨著“中國崛起論”的播散,“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也相繼出籠;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一類的說法不時出現在中國的媒體上。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姿態也越來越高調,越來越強硬,“說不”漸漸取代了“韜光養晦”式的“笑臉外交”。溫家寶在哥本哈根全球峰會上違背國際禮儀的傲慢無禮態度便是一個註腳。這種公開而毫不掩飾的輕蔑和滿不在乎其他大國領導人感受的強硬姿態,是1980年代以來歷任中共領導人從不採用的。當然,最能代表“崛起”新姿態的是中國的進攻型軍事實力的迅速擴張以及海軍“走向世界”的行動。用鄭必堅10年前的話語來描述,那就是中國當局終於找到了一條“奮力崛起”的“新道路”,“領導層”的“雄心壯志”可以實現了。對外關係方面的戰略方針從“韜光養晦”變為“崛起”,表明中國對自身實力的增強有了充分的信心。 “中國崛起論”並非官方的一家之言,英文《中國日報》曾如此報導,過去十年中在眾多國際關係術語中“中國崛起”是使用最多的詞彙。此說確否,筆者無暇考證,但說國際社會中不乏應者,大約屬實。

然而,世界各國的中國觀察家很少有人注意到,2010年末,中國當局又把它的國際戰略方針從“崛起”變成了昔日的“韜光養晦”。 12月,專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文章,宣稱中國祇能與西方大國“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鬥’,才有出路”。中國的外交部在重大外交方針上並無決策權,需聽命於由政治局少數常委組成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由戴秉國出面的官方“對外戰略的重大宣示”,顯然不是他的個人看法,而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借他的文章表達的決策性意見。親北京的鳳凰衛視表示,“戴秉國所言,基本上可以被外界理解為中國最高層意圖的直接傳遞”。與過去數年來宣傳“中國崛起論”的調子相反,這一新的戰略方針重新強調,中國“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這一說法正是“韜光養晦”方針時代的常見表達。

其實,2010年年末之前,“中國崛起論”在國內媒體上還炒得風風火火,這個“崛起”了的大國新思維主要表現為準備應對因“崛起”而出現的國際衝突與摩擦。例如,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員在《瞭望新聞周刊》上表示:“’中國的崛起’正在世界範圍內流行。無論人們願意還是不願意,她都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所有的人都必鬚麵對她。”而有軍方背景的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的張沱生(曾任軍事學院教官、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駐英使館副武官)則說得更直白:中國的“軟、硬實力一起提升……中國崛起已經走過數量崛起的階段而進入了一個質量崛起的新階段……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摩擦、衝突可能此起彼伏,有時甚至有所激化。地緣接近的新興大國之間的摩擦與分歧可能加劇。”2010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了一項調查,即“中國國際地位的評估和影響”,調查結論是,10年以後中國的影響力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當時中宣部要求全國各大網站轉載。顯然,那時“中國崛起論”還是居於支配地位的官方認知和宣傳基調。

但是,僅僅9個月之後,戴秉國卻在上述文章中明確表示,“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中國不會在世界上稱霸,“不可能也不願把大把大把的錢都花在軍費上”,“這一點國際社會可以監督我們”。這實際上是否定了“中國崛起論”扶搖直上時那種中國媒體上常見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之類的“豪言壯語”。戴秉國在文章中重述了鄧小平20多年前關於必須“韜光養晦”的話,並且申明今後奉行此戰略方針並非“是在自己還不強大的情況下施展的一種陰謀詭計”。他表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國家之間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和摩擦,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關鍵是問題出現了……是睚眥必報,或是小題大做,還是採取完全不同的辦法?… …對於晢時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主張先放一放……有些問題也可以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去解決。”親北京的鳳凰衛視雖然未必了解對外方針轉變之端倪,但還是很恰如其分地把戴秉國宣示的新外事戰略方針描述為“好人外交”。至於為什麼中國當局突然從“崛起”變得如此“和藹可親”,戴秉國語焉不詳,他只提到了短短兩句話:國內要“抗危機、保穩定”。
轉變對外方針的國內原因

如果單純從國際環境來看,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迫使中國當局放棄“崛起”的戰略方針而重回“韜光養晦”的因素。於是,只有從中國國內的動態來分析這一轉變的動因了。也可以說,當局對外方針的180度大轉變,並非迫於外部壓力,而可能是應對國內困境的不得已之為。

無論是對外方針上從“崛起”轉變為“韜光養晦”,還是對內政策上全面打擊壓制公共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都發生在2010年10月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後。這說明,正是在這次全會期間,當局對國內國際環境作過深入探討,並且決定採取斷然措施,由此便有了對外對內方針的重大轉變。

其實,從表面上看,中國的經濟尚未滑坡,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在2010年快速增長,用於“維穩”的手段和經費綽綽有餘,雖然民眾的不滿和對當局的不信任前所未有,但當下並無“覆舟”之險。

了解中國決策機制的人都明白,凡事關重大國情的資訊,在中共的製度下均屬國家機密,非民眾可聞知。中宣部嚴密控制下的媒體只能發表官方認為不會動搖民心的信息。因此,若單純依靠官方的新聞發布,讀者和外國記者是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情的。唯有中國的高層官員才可能通過黨政軍情系統的內部保密文件獲悉各種警訊和真實數據。在這種體制下,高層官員隨時掌握和了解真實情況,在局面困難時會採取“外松內緊”的作法,即宣傳上仍然強調“鶯歌燕舞”,而施政上則“步步收緊、處處設防”,隨時應變。對外部觀察者來說,既然不可能與聞那些高度保密的國情資訊,那就只有關注其施政的反常變化,從中分析導致這些變化的可能原因。毫無疑問,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後發生的對外對內方針的重大轉變均係反常之舉,那麼,是什麼因素迫使中國當局選此反常之策呢?

就當前的中國局勢來看,經濟方面的一系列潛在困境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的經濟過去多年來靠出口、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泡沫支撐,現在已難以為繼。這個“中國發展模式”雖然引起了少數外部觀察家的質疑,但多數人對它的可持續性還是多少抱有期待的。但是,2010年下半年爆發的通貨膨脹終於把當局逼到了無法拖延迴避經濟泡沫破滅的境地。過去多年來,為了維持出口,中國堅持維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但同時也不得不承受國內貨幣投放過量的嚴重後果。 2010年這一後果開始發生作用,全面的通貨膨脹不僅造成農民工的工資上升和出口企業的工資成本大幅度增加,而且使得出口企業使用的國產原料價格猛增。例如,2010年中國國內的棉花價格幾乎翻了一番,可以想見,2011年起佔中國出口相當大比重的服裝紡織品將面臨出口困難,很多訂單將轉移到其它國家。可以說,人民幣升值會減少中國的出口;人民幣不升值而導致的通貨膨脹同樣會減少出口。中國當局的短視就在於,它只看到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而未預見到人民幣不升值早晚一天會引起全面通貨膨脹,最後的結果還是減少出口。

出口無法繼續快速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當局唯有依靠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泡沫來拉動經濟了,而這兩個“經濟增長點”又威脅著銀行系統的安全。過去幾年中中國各級政府的“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靠的是銀行貸款,而這些項目的收益有限,不可能如數還貸。因此,銀行只能不斷擴大貸款規模來支持“經濟增長”。然而,如此擴大貸款規模早晚一天會導致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同樣是短視的,它似乎一直不願意未雨綢繆,及早防範,而是抱著僥倖心理,巴望著能出現信貸過度膨脹而物價永不上漲的“中國奇蹟”。

嚴重通貨膨脹的到來終於打破了中央政府的幻夢,中央銀行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不得不連續採取收緊銀根的措施,2011年還將繼續收緊銀根。信貸的閘門被關住之後,地方政府和房地產泡沫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木之火。更嚴重的是,倘若“鐵公基”項目一旦因貸款緊縮而停擺,或房地產泡沫破滅,不僅經濟增長滑坡,而且銀行危機立刻顯現。中國潛伏多年的金融危機一旦被引爆,中國當局將面臨最嚴重的局面。所以,中央政府擰緊銀行貸款的“水龍頭”是早晚一天的事。

在信貸膨脹的前幾年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就入不敷出,要靠土地財政維繫,到2009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相當於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如今銀行奉命對信貸嚴加控制,地方政府更是只能在土地財政上打主意,“刮地求存”。現在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已然債台高築,據國家發改委公佈的數據,2010年僅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便高達7.38萬億元,顯然,一旦斷了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就可能功能癱瘓,中央政府的統治基礎隨即動搖。為了應急圖存,中央政府不可能製止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之舉,而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又必然引發廣泛的社會反抗並製造出長期的社會衝突溫床。

據國務院發展中心的調查,全國征地之後的土地增值收益之分配比例大致如下:城市政府獲得20%-30%,投資商獲得40%-50%,村幹部及村委會獲得25%-30% ,而失地農民只能得到5%-10%。顯然,這只是明帳,看不出暗盤交易,投資商的那塊份額中還有相對比例是要“上貢”給官員的,所以政府及其官員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不發土地財,那麼農民所得的失地賠償就可以增加至少3-4倍。但是,地方政府若放棄了土地收益就難以生存。 2008年國土資源部正式推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法》,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全國各地開始了一輪奪地運動,美其名曰為“讓農民上樓” ,實則“拆村奪地”。被迫住到城鎮新蓋樓房裡的農民沒有生計來源,“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無錢維生”。如此下去,可以預見到,全國范圍內又將出現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社會群體——“離村農民”。正因為看到這些“離村農民”將成為新的社會衝突的根源,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警告一處地方官員,這樣做“你們將來哭都沒眼淚”。然而,中央政府並未因此斷然中止“拆村奪地”運動。

今日中國的農民被低價奪地之後引發的官民衝突的本質其實就是,讓民眾活下去,還是讓官府活下去,雙方已成水火之勢。這種官逼民反、不得不然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如今只是蓋上了21世紀“中國模式”的新戳記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動亂”溫床何其之廣,“動亂”之源何其之深,“維穩”之舉何其之難。
困中求存: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外表光鮮,其實隱患極深,當局似已束手無策。

中國政府注意到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但經濟結構轉型非一日之功,緩不濟急,無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更何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形成了對複制、剽竊國外技術的依賴,在侵犯知識產權本身成為發展經濟的常見“捷徑”的體制環境裡,本國企業不可能花大筆投資從事經濟結構轉型所必須的技術研發,外資企業對自身技術被盜疑慮重重,經濟結構轉型很可能只是徒有其名,中國經濟很難指望它來擺脫髮展的困境。

可以說,正當“中國崛起論”甚囂塵上之時,當局賴以自傲的“中國發展模式”其實已經陷入困境。上述危局與國際壓力幾乎毫無關係,全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特色”的製度內生的。 70年代末中國有一句流行的官方話語,叫做“積重難返”;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似乎又面臨一次新的“積重難返”了。對這樣的局面,中央政府應當是了然在胸的,只是不敢承認,也不能承認罷了。也就是說,統治危機迫在眉睫,並非誇大之辭。對當局而言,2010年爆發的嚴重通貨膨脹似乎就是一根點燃了的通向火藥桶的導火索。

中國當局的麻煩不僅是經濟困境,而且還包括困中求存之道(如“拆村奪地”之類)直接可能引發持續廣泛的社會衝突。由此來看,當局將對外戰略從“中國崛起” 轉向“韜光養晦”,其實是國內危機日深情境下的應急之舉,苦無良策之際,唯有“安外”以圖“穩內” 。戴秉國說這不是“陰謀詭計”,似屬實情。

如果看清這一大背景,那麼目前中美雙方元首的會談達成什麼結果,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胡錦濤“送禮單”、扮演“好人外交”(鳳凰衛視之語),無非是希望美國不要給包袱沉重的中國當局添加壓力,內裡的難言苦衷,美國的行政當局和國會自然並不了解。其實,真正重要的是,中國當局重回“韜光養晦”之後,它的國內政策將產生什麼樣的國際國內結果。依然落在“中國崛起論”窠臼裡的外部觀察家們可能將需要重新學習了。

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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