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王子琦综合报导）2月17日，成都商报编委会做出决定，辞退新闻中心记者李建军。理由是李建军在龙灿被辞退的事件中，“给报社写了一份不符合事实的建议”，对报社造成“严重影响”。
上月底，《成都商报》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被报社辞退，原因是中宣部将其采写的关于“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的调查稿认定为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紧跟其后，《成都商报》编辑张丰缴纳1000元罚款，新闻中心主任曾熙也被撤职，新闻中心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接受严格调查。编委成员王奇、总编辑陈舒平罚款3000元。
李建军：《成都商报》“自毁长城”
龙灿认为，成都商报以李建军的谏言作为解雇他的理由，做法令其感到震惊。不过，他表示，李建军在向报社方面写这份建议时已预料到被解雇的后果，而从对方事后在电话中的态度观察，他无因此后悔当初的决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也就此事件致电龙灿，他表示年轻记者李建军早前透过报社内部电邮系统，向商报总编陈舒平写了一封信，内容从新闻专业角度就龙灿事件进行讨论。报社内部的工作人员将文章转发给龙灿，龙灿再将文章放到自己的博客上，作为对自己遭遇的一种反思。结果文章在网上被刊登后，成都商报认为事件对报社造成了“严重影响”，故采取打压。
该信中，李建军将该报辞退龙灿以求自保的行为称为，“无异于自毁长城的自宫行为”，李建军说，《成都商报》对龙灿这样一个为报社打拼5年贡献过6 个年度新闻大奖和一本水准极高的记者之处理，简直可以用不仁、不义、不礼、不信、不智来形容。他说，“实话总是很刺耳，有关参与此次处理的领导不妨扪心自问这样就能永绝后患吗，这种以一次次牺牲自己记者换取苟且偷生的行为能够长久吗？”
此外，李建军还对该报的新闻操作、企业文化和外部政治环境做了并不乐观的分析。李建军在致总编的信里面还呼吁报社保护记者。他指报社长期抱着不惜牺牲底层的心态，一方面盲目服从当地的宣传部门，但在遇到有价值新闻时又鼓励记者冒险，是在“理想主义的追求与犬儒主义文化及投机气息间严重分裂。”
李建军透露，“龙灿甚至悲观的认定，就新闻中心内部记者而言，下一个出事的必然是我”，未想言犹在耳，该报已经迅速下手。
“最新连坐法”
此前被有关上级劝退的《时代周报》评论部负责人彭晓芸说，“这是最新的连坐法，前有处理为长平呐喊的邝飚，现又处理为龙灿说句话的李建军，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希望鸦雀无声？无人再敢为其他人吭声？”
1 月28日，资深敢言记者长平被迫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原因是拒绝改动所撰写文章的部分内容。长平为了职业道德不向当局做出任何妥协。他所在的报业集团、地处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是最敢于批评当局的机构之一。当局再次对集团负责人施压，集团最终以发布“虚假信息”为名辞退长平。 2008年西藏暴乱期间，长平已经因为文章中指责中国政府失去副主编之职。
记者吕明合则认为，如果说开除龙灿尚可归于舆论管制部门的外部压力，李建军的遭遇则提醒我们正视一个残酷的真相，所谓的“市场化媒体”正被更多“上级”派来的党棍把持。
龙灿质问，“成都商报，这就是你们提倡的“做有影响力的大报？ ”
成都独立意见人士浦飞认为，如果用假新闻的标准开除记者的话，估计《人民日报》的记者一个都跑不了。他说，中国媒体圈已经形成恶性生态，就是撒谎的和说真话的被颠倒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2号报导，《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呼吁各媒体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高压发作期，勿背叛良心，勿与常识作对，勿以是为非，勿以非为是。”
龙灿事件
现年40岁的前成都商报记者龙灿从事新闻行业10年，在业界颇有影响力。 1月，龙灿深入调查复旦大学生黄山迷路事件发现内幕，并且做出真相报导: 《“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
中宣部批示此报导为“假新闻”。在中宣部的压力下，21号，龙灿被报社辞退，中宣部认定那篇报导是“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
龙灿在陕西华南虎照片中的调查报导，影响很大。他的离去，让很多传媒人有“兔死狐悲”之感。此事件被认为与上海官方压力有关，也是中宣部“杜绝虚假新闻”运动的牺牲品之一。
调查性报道记者处境艰难
在此之前，《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孙春龙、《财经》杂志市场与法治部主管丁补之、《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曾就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自身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在中青在线做了网络访谈。
李建军说自己曾“遭遇过给我倒一捆捆的钱”，但他不会选择卖掉自己的良心。而当报道可能伤害一个相对较强大的利益团体时，自己的精神高度紧张，“走路不敢走中间，因为害怕车祸。”“手机害怕被定位，最恐怖的时候，我自己租两三辆车，拿自己的手机放在前面的车里，探路看前面有什么状况，然后自己的车押后。其实也许多虑，但是这种伤害一旦出现就可能是致命的，必须时刻提心吊胆。”
孙春龙表示采访环境越来越艰难：“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们的记者周范才，当时在广西荔浦采访征地的时候就被直接开拘传证带走。我和公安人员在电话里说：“不能把我们的记者带走，你不能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 ”他当时很牛：“我马上给你开一个。 ”直接拿出一个空白的拘传证，写上记者的名字就带走了。”
因为公权力的无孔不入，很容易把记者找到，而且带到派出所，就说在24小时之内协助调查。比较有名的是伊春空难，因为记者去殡仪馆被带走，记者整体非常悲愤，打出条幅来“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
丁补之说调查性报道本身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的确需要和同行一起抱团取暖，更多地相信同行的声援。
李建军认为记者总是在帮他人维权，但自己如果遭遇公权力伤害，反而比普通群众更无助。
丁补之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报道发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因为发出来之前你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斗争。
最后，他们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李建军：要说对调查性报道的希望，目前为止只求一点，来自内部的阻挡少一点，就足够了。
孙春龙：让每个记者能够非常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每个记者也都和我们公民一样。
丁补之：我们尽量以专业主义来要求自己，我一直用一句话来启迪自己：只有一颗悲悯而温和的中国的心，才能让我们做好中国的媒体。
2011年1月，中宣部宣布了媒体应遵守十条禁令后，引起各界质疑。1月26日，中共为了继续对媒体实施控制行动，又设计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传授记者如何“根除虚假资讯”，让记者“认识并避免敏感的政治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