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4日讯】民主运动高潮迭起的今日之中国，现让世人了解一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们克勤巨大困难与沉重压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拼搏奋斗的情况，对于昭示民主事业先行者的功业及发掘经验和理论宝藏，以及生动准确地记载地方民运历史恐怕都不无意义。
“民主墙运动”在当时的从事者采用的称谓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一提法既表明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也表明了从事的策略水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字眼，不仅为当局所不容，也难以为广大群众接受，因而少数这么做的人活动的时间与影响，就当时而论恐怕远不及“北京之春”，“四五论坛“以及武汉四五学会暨”钟声“杂志，广州”人民之声“与”人民之路“，上海”民主之声“，杭州”四五“，长沙”民声“报等代表的运动主流。
从今天看，用“民主墙运动”来称谓也很难从名称上概括整个运动，因为除最先的几个外，这份运动绝对部门时间不是很难从名称上概括整个运动，因为除最先的几个月外，这份运动绝大部分时间不是以民主墙而是以民办刊物形式开展，但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上，这份运动中声名影响最大的还是民主墙，而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称谓的指称性也最明确，此外，还可以避免当事者们在概念问题上的分岐，如前所述，“民主墙运动”并不是特指“民生墙”存在的那几个月。
从全国看，它的起点或许应是贵阳启蒙社1978年10月的北京点火。当时，由官方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的精神波澜，而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只是派”与“实践派”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阶段，有关上层矛盾的小道消息，在市民中引起的街谈巷议已经便北京的思想与舆论像一堆正在冒烟的干柴，恰在此时，贵阳启蒙社杨再行，秦晓春一行来到北京，贴出了一系列有关思想解放，民主意识启蒙的大字报，并且破天荒没有像以往二十几年那样遭到逮捕，大字报本身也没有立刻作为反革命罪证拍照然后销毁。于是，北京市民的政治热情立即像汽油遇火般爆然起来，并且很快就开辟出以就开辟出以西单墙为中心的数处大规模大字报阵地，进而在一个月内席卷全国各大城市。这些以北京西单墙为首，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字报阵地，就是举世闻名的“民主墙”。
但是，到1979年3月，已经掌握大权的“实践派”不再需要借重人民的民间的力量与其政治对手搏斗后，便开始采取行动逐步取消了全国的民主墙及其存在的变法依据：“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由“。此后，当局一直试图以各种非专政方式熄灭这份大字报一民主墙运动及其发展后的形态，而在这场运动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民运活动分子则努力在新形势下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
到1979年春夏间，活动形式便逐渐转为民运刊物的出版，发行了，随后，各地民办刊物的出版与反出版，发行与反发行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时的政治形势，与两三年前已经有了极大不同。已经完全取得领导权的“实践派”，通过平反包括76年四五运动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改善干部和知识份子待遇，二人奖金化，农村分田单干，而消除了一些最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恢复和发展了遭到“文化革命”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从而牢牢控制了局面。因此，他们觉得已不再需要人民群众从基层来推动社会变革，甚至把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及其发展潜力看作是妨碍他们一文化领导的最大阻碍和最可怕威胁。事实上，结成民主团体出版着民办刊物的持不同政见者 – 即前民主墙活动的精英分子 – 虽然在反对“凡是派”及打破三十年思想禁锢方面曾是“实践派”的同盟军，但在从今以后如何改革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上，彼此的分歧的确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文化的政治领导中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共中央发布 1981年（9）文件”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与非法刊物的通知“，宣传将对”一小撮坏头头绳之以法“，也就合乎必然的逻辑了，
1981年4月，学局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对民主战士进行了大逮捕，然而，仅仅“对坏头头绳之以法”似乎还不能满足地方当局的胃口，1983年8月的“严打”期间，“坏头头”之外的民主运动参于者也纷纷被捕狱中，许多人即使从 1981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也被判处徒刑或者劳动教养，至少也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关上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释放。至此，中国当代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群众自发的政治运动“民主墙运动”这一页最终翻过去了。
武汉民主墙运动，就是上述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轰轰烈烈而又慷慨悲壮的历史性运动中，四五学会暨“钟声”杂志自始至终是武汉地区的一面旗帜，一个中心，它们把各种争取民生，人权的社会力量吸引凝聚在自己周围，在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社会制度以及当局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人为障碍中顽强地奋斗，不仅在当地起到了巨大的民主意识启蒙作用，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和突破一元化专制政治的历史功绩。下面，我们就围绕着武汉市四五学会暨“钟点”杂志的活动情况这一线索，简述一番武汉民主墙运动始末。鉴于时局的原因，故虑到某些人的安全问题，笔触所至不能不有所保留，还望读者和当事人见谅。
一，万马齐暗究可哀，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8年以前的武汉，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过解放三十年，特别是“文革”以来各种各样的运动，既使不能说每一个家庭也是绝大多数人家都有人捱过整，捱过批，捱过斗，甚至坐过牢。从三反到五反，反右，反右倾到四清，然后到文化革命破四旧，批黑帮，揪走资派，继而到“红工兵犯错误“，到”一打三反“到”清理阶级队伍“，最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到”讲清会“，到”抓辋治国“，几乎把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放在炉火上“炮制”了几遍。翻了翻档案，整个中国已经剩不下几个清清白白的人了。而此时代替“刑法”的唯一准则，则是“安全文条”这个悬挂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从法律上要求十亿民众放弃思维权利，无条件地服从“伟大统帅”及其司令部，否则，将立即以“反革命罪”逮捕下狱并处以死刑。张志新，遇罗克，王申西，李九莲等一系列惨遭杀害的思想犯，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
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历史上功不可没。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开始摆脱执政党当前政策诠释和演绎地位，重新在科学意义上确立，文学艺术创作也重新获得有限自由。但是，这一切仍然只局限于官方的利场上，并只有在钦定的前提下才能点着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进行非常有限的讨论。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日常社会生活来说，人们仍然只能在近三十年形成的沉闷死寂气氛中昏昏噩噩地打发时光。
一方面，因为就在这以前几个月，人们不仅仍在由于无意中的言论失误而被抓入牢房，而且思想犯仍在遭到杀戮（如王申西，李九莲等许多思想先驱，都是在1977年1978年中期枪枪决的）。
二方面也是因为三十年代来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每个中国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哪怕是当时最有独立思想精神的“思想犯”和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如本文提到绝大部分民主战士）的人也概莫例外。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成天要提防因他人抓辩打报告而挨整，坐牢，自己精神上的棰梏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太远。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不仅是敢与不敢，而且是能否想得到的事情。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武汉作为封闭的内地城市，在北京四五运动期内，竟然闷得像一团死水，没有翻起来点涟漪。
就在张贴这张大字报的时候，如潮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二十几张纸贴完时，已经有数千人围聚着观看。一时间，由“参政消息”报导的11个月中下旬北京就爆发的“非毛化”大字报运动工在武汉人民中造成的终于敢想，但是仍然不敢说的局面猛然改变，人们纷纷聚集拢来观看，辩论，也猜测著作者的背景目的，并且四处奔走相告，从而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议论者，以致平常显得十分旷的中山大道也一度为之堵塞。人们纷纷就这份大字报提出的七大问题，如“文革功绩何在？“”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吗？“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条件究竟怎样？”“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历史意义何在？”等进行议论，也对这份大字报的作者“武钢冷轧厂秦永敏”提出种种疑问，少数大胆读者还用小字报形式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贴在大字报旁边，或者直接在大字报上批自己的看法。围观议论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凌晨两三点钟还有人打电筒看大字报。随后一个星期里，武圣路口围观者终日不绝，直到半个月后，仍有人冒着寒风刮剩的大字报的纸片中推敲大字报的原文。
近三十年来，武汉市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评论最尖锐的政治问题和神圣般的领袖是非功过的大字报而未公安局立即追究查办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如果提前半个月问世，作者恐怕就难免当场遭到逮捕。但是，此时的不予追究，是否表明公安局对此就不闻不问了，大字报出现十分钟后，公安局的专案人员就到现场拍了照，并派人跟踪作者和观察现场，随时准备捉拿当事人与参与者，半小时候，省委负责人就接到了有关此事的报告，由于北京方面的同类大字报并未受到追究，中共最高当局的意向不明，他们也只好让下属密切注视情况发展，暂缓作出具体处理。
该大字报的作者秦永敏与杨苏和帮忙贴大字报的李显国等人自然无法全盘了解具体的危险状况，不过，他们早已作好随时逮捕乃至牺牲的思想准备并拿定主意只要不被抓住就继续往前走。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趁此机会进一步扩大战果，努力工作，以争取在被捕之前尽可能多做一些唤起民众的工作。就这样，在杨苏的提议下，他们在六天之后，即1978年12月10号，在汉口武圣路口那张大字报旁和武昌及青山闹市区，贴出了几份同样内容的倡议书：“关于成立民间哲学社会报旁和武昌及青山闹市区，贴出了几份同样内容的倡议书：“关于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并进一步留下了秦永敏的工作单位和家庭的详细地址作为联系处。
从次日，即12月11号开始，地处偏僻的武汉最东面青山区红钢城 21街坊4门 2号的秦永敏家中，就成了武汉三镇关心政治要求民主的人份份前往之处。作为一名工人，秦永敏白天仍然上班干活，只能在晚上接待各方来客。因为前来联系的人非常多，秦永敏决定告诉所有来防者，凡是有意者皆可参加 15日召开的筹备会议，讨论创办学会事宜。
12月15日上午九时，筹备会议准时在汉口公园大草坪上召开。来的人数却大大少于秦永敏家中的造访者。原来那些造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抱着各不相同的目的前来参观探防的，其中还有代表秘密团体前来观察情况和由当局派来监视动向的，当然，较多的是虽有关心政治的倾向，并愿为民主而做一些工作的热血青年，但他们往往担心随时遭到残酷迫害，所以不能不与秦永敏等保持适当距离。不过包括发起者在内，毕竟有12人与会，这对筹备一个学会来说，人数倒也不算太少。大家在草坪上围成一个圆圈坐下，先由秦永敏讲了此次会议的目的意义，然后大家轮流发言，每人先做番自我介绍，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叫冯韦，是老三届的。今天参加这次会议，感到非常兴奋，将近三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走向复兴的生机，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有责任把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承担起来。在这里，我想用孙中山的话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想做大事业，但是千万不要想做大官… …“
英姿勃勃的冯韦率先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这番话正表达了在座青年忧国忧民不谋私利，唯愿以一腔热血浇灌中国民主之花的共同心声。
此外，刘伦成，刘四华，王偃，张佳等人的发言也有许多精彩之处，大家开始敞开心扉勇跃发言，气氛渐渐活跃起来，只有一个人始终不愿说话。秦永敏再三动员他作个自我介绍，并无论有什么看法都表个态，他还是不开口。
“算了，他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捆绑不成夫妻。”王偃忙调侃着劝阻道，他的话一出口，不仅打破了僵局，还引起与会全体人员的开怀大笑。
这个不发言者的身份和目的始终是个谜。
两个小时的会议，基本上达到了沟通思想，统一意见的目的，最后，由秦永敏推荐，大家同意由杨苏起草四五学会成立宣言，刘伦成起草章程，因刘伦成拒绝，一并交杨苏负两责。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相对于武汉此后的民主运动而言）到秦永敏家中联系，那就是当时在一冶三公司保卫科工作的朱健斌。他坚实的社会功底和能言善辩特点立刻给秦永敏，杨苏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当即被吸收参加了四五学会宣言和章程的起草工作。
12月30号上午十时，参加过筹备会的大部分人和许多新参予者出席了汉口滨江公园会议。在这份会议上，大家讨论热烈，群情激昂，经稍做修改后，一致通过了宣言和章程。会后，由朱健斌朗诵了冯韦的贺诗：“好啊，武汉的民主墙”，他那慷慨激昂的朗诵和冯韦动人的诗篇，把会议的热烈气氛推向了高峰。
就这样，一个非官方的政治学术团体，终于在一党专制下的中国中部诞生了！
1979年元月2号，汉口水塔前的大语录墙上，用墙排笔字写上了巨大的“武汉民主墙”五个大字，下面，是配上了壮观图案的“武汉市四五学会成立宣言“及”武汉市四五学会章程“。
秦永敏“略谈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报，无论在当时产生了多大的轰动效应，那只是一个人的行为，充其量只是在武汉打破了一个言论禁区。四五学会的成立，则仅就它本身而言，即是一桩划时代的事件 – 它作为一个民主团体的出现本身，就从客观上打破上了中共当局一元化政治专制的格局。它和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组织不同，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它在其成立宣言中堂堂正正地公告世人：“本学会不受任何党派的直接领导”，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开展政治与学术活动。
正因为此举的历史性意义，据说，当时“亚洲华尔街报时报”在一篇有关中国“大字报运动”的综述中专门指出：武汉的特色是专门指出了政治结社要求并成立了四五学会。
二，精工于微木将以填沧海
当然，四五学会的成立。对于改变中国一元化政治局面而言，与其说具有现实意义，不如说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不仅四五学会，哪怕加上全国“民主墙”运动的所有民主团体和民办刊物，与中共及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相较，也不存在任何力量对比，甚至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关系。作为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是最早公开创立的民主团体之一，四五学会的组织者自始至终都处于随时会被捕的恐怖阴影之下。从社会活动的惨痛经验 – 每到一处都有人跟踪而至，待秦永敏一离开之后，便有公安人员上门威胁“交待清楚他跟你谈过什么”，“不准再跟他来往” – 他们不仅深切地感到当局的压力之大，更觉得无论自己作出多大努力，对实际改变社会现状的作用也只是聊胜于无。但也正因此，他们越发觉得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关系重大，哪怕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也要大力开展好民主意识启蒙工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抓紧时间在入狱前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这就是秦永敏朱健斌的既定方针。
不过，进入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时，群众围观时的热烈议论，不间断地接待各种来访者，大量不知名的支持者的热情来信，以及各种公开活动产生的轰轰烈烈的影响，也使四五学会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鼓舞：社会反应终究表明，人民的心是和民主战士连在一起的，只是由于近三十年的残酷现实，普通人为着生活，不敢或不顾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站出来罢了。而且，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越长，接触面越来广泛，他们就越清楚并非只有自己在奋斗。实际上，不要说形形色色的秘密集团作为走上岐途的反专制力量自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社会意义，就是那些打上“文革”烙印的一些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也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一元化反民主势力及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开展斗争的特殊形式。此外，更值得钦佩的，是哪些为民主事业孤军奋斗者，出于保护自己的顾虑，他们不顾参加任何团体，但同样在民主墙上贴出了大量文章，在辩论中起到了很大宣传作用。
汉口水塔民主墙从文化革命开始，直到四五学会给它正式命名前，一直都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在1978年年底，它上面除了一些具有“文革”烙印的文章之外，也已经作为大字报运动的第二阵地与武圣路遥相呼应。
大约在78年12月中旬，武汉仪表机床厂郑卫宁贴出了一首“赞彭德怀元帅”的七律，当激起一定的反响后，又全文贴出彭德怀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虽然这只不过是为中共党内的受害领导人鸣冤叫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却具有一定唤醒作用。
此外，武汉民生墙上还有署名“蒋化遵”（讲真话）“初鸣”的一些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配合四五学会的工作，针对许多群众关心的问题阐述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
有一份署名为“白如银”的长文，被作者寄给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将它贴在武圣路新华书店旁边墙上。这篇题为“毛泽东生平的一些功过是非”长达数万言的文章从内容看与秦永敏“略谈毛主席的晚年”大同小异，但它更加宏大，系统，完整资料更加翔实，论证更加详细，论点或许也更加科学，可惜因贴出后字际模糊而没能起到更大作用。
顺便谈谈，该文是右手推笑的人用左手复写的，据信，这篇文章一两年前就曾寄给中共中央，并且早就被武汉市公安局作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侦察，由于必采取了当局最憎恨最恐怖的隐蔽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两个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报的责任，并且早就被武汉市公安作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侦察，由于采取了当局最憎恨最恐惧的隐藏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两个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报的责任，并且已经用“刑法”代替代了“公安六条“以后，也没有撤销此案并最终在1983年”破获“了这个所谓的”白银反革命集团“，将他们逮捕判刑。
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在民主事业的战场上，他们只具有麻雀战游击战的性质，也不对自己的行为负历史责任。只有四五学会，才是武汉民主墙的正式开辟者，是它的灵魂，也是它的守神，每天有专人守护它，并将民主墙的动向搜集起来，在自发的群众辩论中起解释作，介绍，宣传作用，组织出一批批文章张贴。
当时盲目崇拜毛泽东的人还为数不少，他们甚至组合成一个“捍卫毛泽东全国委员会”，公然威胁要处死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将恐吓信张贴于武汉民主墙，同时发表了一封“致武汉人民的公开信。“
三月初，四五学会一致通过了杨苏和秦永敏的提议，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了一封“关于中国民主节的建议。”要求将每年四月五号定为中国民主节，用以纪念四五运动，同时为中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主权利提供新的形式。这一建议于三月中旬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于武汉民主墙。
必须提到的是，恰逢此时铅印的“北京之春”出现在武汉民主墙上，它的出现，不仅使武汉市民了解到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和理论现状，从而为之精神一振，并对武汉民主运动人士很大的激励，使武汉市四五学会摆脱了与外界隔绝的处境，客观上对它与全国各地民主团体民办刊物的联系起到了桥梁作用。
从元月到三月，四五学会每星期召开一次例会，由于没有场地，通常只好在公共场所举行，如汉口滨江公园，江汉关下以及武昌桥头下。元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选举秦永敏，刘四华，刘伦成，朱健斌四人为理事，叶金古掌管财务。四五学会章程规定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所以人员也像流水一样，不断有参加者，也不断有退出者，许多人参加一两次会议便不再来了，大家的思想也很难统一，有时是众说纷纭，莫衰一是，有时又只有秦永敏一人从头到尾唱独脚戏，内部组织工作一直很难走上正轨。难怪一位自称林强的军队干部事前前来观察了一次会议后挥袖而去，弃轻蔑地嘲笑道：“什么四五学会？既不配称四五，也不配称学会！”的确，和有条件在现代化办公大楼和会议室里聚会的“九•三”学社之类中共的统战工具相比，四五学会的一切从现象上看是太可悲可怜了，但这位军干子弟或许忽视了这样一点，四五学会意志坚强方向明确的组织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生机，就连中共最高当局也不敢掉以轻心。
此时的官方整，由于邓小平 1978年11-12月的一系列表态，并不象四五学会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那样可怕。邓说，现在群众在贴大字报，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应该让他们出。也就是说，他出于对付“凡是派”和进行“非毛化”的战略考虑，尚能够并且必须容忍四五学会之类的组织暂存在。
但当局从来没有对这些组织和活动放任不管。他们采取的措施有：一，严密监视一切活跃分子。二，通知活跃分子所在单位，让党委领导出面“劝”他们不要搞了。三，对活跃分子的父母和亲戚朋友施加压力，让他们一起来“做工作”。四，对与四五年会接触的新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写交待并断绝来往。
七九年三月，中国发动的中越边境战争，无论其直接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客观上对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致一些人问四五学会：“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你们还在国内制造什么麻烦？“为避开这场战争造成的民众心理状态变化，四五学会不得不将一次重要行动推迟，那就是把一批论文和几百封群众来信张贴出来公诸于众。顾虑到当事人的安全问题，准备在贴出之前将姓名和通讯处全部抹去。
到三月下旬，北京风云突变，各地也云遮雾障起来。由于魏京生：“要民主还是简单的独裁”，一文问世，“坐得住”的人也开始坐不住了。激进的民主运动参与者此时已不顾为“实践派”充当反“凡是派”的工具，而“实践派”此时已稳获大权，也已经把自发的群众组织看做最大的潜在威胁。于是乎，北京方面找个理由，将魏京生抓进牢房以杀一儆百，同时宣布封闭西单民主墙，只准在日坛公园贴大字报，而最高立法机关也正应中共要求将取缔“四大自由”提上了议事出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四五学会决定顶风而上，迅速将被中越战争耽搁的材料张贴出去。三月二十八号下午，秦永敏朱健斌等人拿着前述论文和信件到汉口水塔民主墙准备张贴，却发现气氛突然大变，平常聚满读者的民主墙前空无一人，只有大群武装警察在离墙几米远的地方虎视眈眈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远处，停着四五辆吉普车和警车，其中一辆车顶蓬上安着四个大喇叭，正以惊人的高音量用极其严厉的语气广播着“湖北省革命委会 3 25。通告。”秦永敏，朱键斌心情沉重地远远观察着这番情景，看他们究竟准备怎么办。夜深了，一辆红色救火车悄悄驶来，消防人员以救火姿态紧张地工作起来 … …，就这样，从“文革”开始以来就是武汉市头号大字报栏，近两三个月又成为四五学会最重要的舆论阵地的水塔民主墙从江城消逝了… …
怎么办？秦永敏，朱键斌决定以四五学会名义立即采取行动。
3月29号中午，两人来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门前，向哨兵要求进见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陈王显。
“哈，好大的口气！省委书记那么好见，你们这些文人学士也太随便了！”“守门的哨兵友好地叹息道。
经再三要求……
作者：秦永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