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讯】我一直关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导演的“唱红打黑”一亊，几年来未置一词，心里老是琢磨：他到底要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展呢、还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总是一头雾水。
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是会展经济勃勃兴起的岁月，全国不少省市都各自大搞“节庆”活动，以吸引眼球。1992年沈阳市举办“第二届国际秧歌节”前夕，为了扩大它的经济效益，“中华国产精品推展会”顾问、原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主张把“中华国产精品第二届消费者评选‘猴羊杯’展销会”活动落脚沈阳，与秧歌节同月举行。这样，我以承办方身份在沈阳呆了近一周时间，同去的有中顾委员郭林祥、王诚汉上将和中国公关系协会主席、副主席，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
由于阵营庞大，我在沈阳自然活跃，陪同的是市长助理马向东。马向东年轻有为性格豪爽，是家名牌大学的经济硕士，很有政治前途。想不到五年后升为常务副市长竟因赴澳门豪睹，一夜输去数千万元公款而被处决。但他不沾女人不包二奶，那时社会风气较正，地方上还未形成“利益集团”，如在今天就算不了什么。
紧挨着沈阳的是辽宁省第二大城市大连，此时也在举办“中国国际服装节”。这个服装节无论从定位、造势、影响都远远大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沈阳。一次，我和沈阳市长武迪生闲聊说：武市长，沈阳怎么不搞一个有经济效益的活动，在我看来秧歌节出不了大戏，难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武是1957年的右派，我们说话比较随便）。他说：大连地理形势比沈阳好，薄熙来虽然只是个代市长，可人家后台硬，父亲是中顾委主任委员，有中央支持，我和你一样历史上有硬伤，做起事情有很多难度。
我道：簿熙来这个人真还有两下子，会想、会干、会抓问题，可能是个上升人物？武沉思未语，似乎同意我的看法。
也叫一语言中吧？簿熙来确有超人本事，小小大连市在他治理下不到几年功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大幅度地提高，口碑十分不错。在离开沈阳回京前，我专程去大连做了一翻考察，得出的结论五个字：前位于沈阳。
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薄熙来竟然从代市长一职跃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再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再在到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2004年上调北京，晋升为商务部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2007年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本应接替女强人吴仪副总理的班，主管全国经济。可不知为什么却远离帝京，削到偏远的重庆出任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内部传说：吴不喜欢他，斥他张狂，如要裸退不能让其接班。而此时团派势如中天，不希望他留在北京碍其手脚。为此薄熙来远离政治中心，要不在重庆默默度过一生，直到退离；要不大胆一搏，杀回帝都。
他选择了后者
要想重新回到北京政治中心，首先要有新招，不能让人们忘记自已，须出奇制胜制造舆论，掀起一个政治风暴。薄熙来就是薄熙来！敢想、敢说、敢干。
2002年胡总全方位主政中国，万人瞩目士气很旺，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一时被誉称为“胡温新政”。可在实施过程中却节节后退，竟然去韶山“朝圣”，西柏坡“拜灵”，还提出在政治上舆论上“向古巴、朝鲜”两个独裁国家学习。接着掩盖历史，封杀言论，打击敢讲真话的知识份子。到了2007年更“百尺竿头”再上一层楼，压制打击受冤受屈多年的右派老人，根本不兑现重新评毛的诺言，拒绝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籍口，支持放纵地方官吏作恶，抓捕访民，堵死一切沟通管道。结果造成官贪吏暴，黑恶作乱，矛盾重重，民怨日深，积重难返的局面。又由于没有独立的监督机制，地方势力不断坐大，权钱交易成了的时代轴心。自此，物欲代替了传统的社会理念，国家民族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于是，“文革”中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掮客，以及一些趁火打劫恨不明天就封王拜相的“豪杰”，纷纷打着极左旗号浮出水面，抓住一些失去利益的老干部、部分下岗工人、贫苦百姓，大势宣染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公平”、“公正”。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不但不去扼制，用事实揭穿谎言，还推波助浪，帮助造势，拼命打击民主派和讲真话的人。
本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先天不足没有话语权，用谢韬老人的话说，是“打左灯”向“右转”。在这前进与后退的关键时刻，胡书记总是支持左派，打击压党内外民主派，纵容官吏作恶，保护地方利益，支持强拆强迂，严控舆论，判处敢言直士。自此中国乱象丛生，恶魔遍舞，群体事件绵绵不断。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症结？
“时势造英难”
聪明过人的薄熙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站在历史短暂的制高点，推出了“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吸人眼球，很快成为国内外重量级“英雄”人物。
“唱红”，是重新恢复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仰、热爱、追求，可以暂时把人们松散沉沦的意扭在一起，近似1966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造反有理”。
“打黑”，是借用除暴安良的手段，解民于倒悬的“温汤”。可以息民愤，抚创伤，给一些利益受到伤害的百姓带眼前的利，发泄出对贪官不满的情绪。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舆论的吹捧。
为了“送温汤”、“安民愤”，杀了“公检法”重臣文强。于是，薄书记成了扭转中国危局的“希望”大有“试问今日之域中，谁主沉浮？”是毛泽东神灵的再现。于是人心向往，一遍颂声。无怪重庆高楼挂出参天横标：薄熙来书记您辛苦了！差点没喊出万岁！万岁！万万岁！
用我们策划职业话说：他抓住了时代的亮点，重新燃起了人们失去的希望。仅管这“亮点”、“希望”是虚幻的、渺茫的、短暂的，却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不过它只能用于造势抡位，而不能治国安邦。谁要再想用“毛泽东思想”治国，天下必然大乱。
为什么？因为首先反对的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那些在位的富可流油的官员和有权有势的豪强，以及那些有车有房先富起来的富人，甚而包括那些工薪族中的白领。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均贫富”，其手段是“造反有理”的“阶级和阶级斗”。
薄书记的父亲薄一波老人曾是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头目”，被批被斗关押秦城，其母自杀于火车上，他本人也历尽艰辛在狱中度过几年悲惨的岁月，他能去干吗？受冤受屈何止他一人一家，凡是今天在位的高干子弟，谁没有失落的苦痛？他们绝不会同意回归到毛的路线！
历史是事实写成的，不是权力编造的。毛泽东一生做的伤天害理，烂杀无辜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用一句成语说毫不过：罄南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其流难尽。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有凑巧，正在大力宣传“唱红打黑”的2008年夏天，当年曾被难友周居正救过的那位孩子的妈妈或是友人，给我来资讯说，“那位1964年被毛泽东主政冤杀的红岩志士周居正，是这次唱红打黑的宣传对像”。
我好不惊喜，也没有做多的思考，立即给薄熙来书记去了一封信，并把我写过的文黑章“《红岩》江姐绣红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枪毙”作为附件。真快，不足一周时间重庆政法委一位处长给我打来电话告知：“黄泽荣同志，你写给薄书记的信他收到了。他十分重视，作了重要批示。现我们政法委已组成专案小组，正在复查此事，希望你帮助我们尽快把事情搞清楚。”
我真的好激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在这之前我为“反右斗争”一事，我先后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大约十封信，不但没到丁点回音，反成为重点监控对象，限制出境，住家社区大门长年有人守候。两相对比，我自然称诵薄熙来书记是“人民的好书记”！立即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周居正难友遗孀曾昭英和他的儿女，还告诉了成渝两地同在415劳教筑路支队的难友。周居正是价真价实的《红岩志士》为共和国的诞生险些付出年轻的生命。结果万恶专横的国民党没有杀害他，杀害他的竟是他坚贞不渝、毕生所追寻的毛泽东共产党。我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于1930年。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于重庆。1948参予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一事迹后来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江竹筠“江姐”的身上）；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着《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当年白公馆脱险志士，原重庆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常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馆未遭杀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受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饮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孩子。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我想谁看了这段历史记述，不能不为周居正舍已忘生的行为所感动？就是这么一个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为人民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亲”共产党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狱脱脸的精彩记载，历史啊，你叫我们怎么诉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
可是自此再无信音，周居正冤案还是周居正冤案，不过重庆的“唱红打黑”却越来越热闹走俏。杀文强，判李庄，换市树，扬赤志……发展到今年已成为全国“模式”。近日“红歌”晋京亮相，四处联演，大有不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决不鸣锣收兵。我也渐次明白，既是“树碑立传”歌颂“伟人”的“唱红”，薄书记怎么会为毛泽东冤杀的“红岩志士”周居正“平反”昭雪呢？。
特别值得一说是“右二代”谭松的事。谭松，何许人也？他是原重庆共青团市委宣传部长谭显殷之子，谭显殷是川东地下党党员，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送重庆市长寿湖“监督劳动改造”。长寿湖是四川的“夹边沟”，也是一座别有洞天的“水上监狱”，是当年专门用来关押“改造”重庆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犯有“反党言行”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约千余人，近半数是川东地下党的党员。应该说皆是薄书记“唱红”活动中应唱的对像，不信可以翻查他们的“红色”历史。
但是很不幸，在他们用生命扛起“地狱闸门”，迎来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后，毛泽东新的“十六字”方针下达：“就地安置，限制使用，逐步淘汰，不断改造”。为此多被批判斗争和“零落成泥”。“文化大革命”中毛夫人江青更有新指示：“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逼使《红岩》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
由于长期劳累饥饿，未到1978年“改正”，长寿湖改造中的右派，近百余人自行提前“摘帽”西去。所幸谭显殷不仅得到“改正”，“改正”后还升为中共重庆市宣传部副部长、文委主任、市人大常委，后光荣“离休”。其子谭显殷很有历史责任感，从2002年起自费去长湖寿采访那些当年在“水上监狱”呆过的苦难老右，为他们照像，为他们写文章，忙得不可开交。不知为什么触动了重庆国安局的神经，视他为“颠复国家政权”的“谋反犯”，竟逮捕下狱，至今仍是“取保候审”的嫌疑人。不知薄书记知否？
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簿熙来到底唱的什么“红”？又打的什么“黑”？我为周居正难友寄希望于“唱红”雪冤，正应了民间俗话：“端着猪头找错了庙门”。也许还有希望呢？
看来薄书记“唱红”是假，造势是真；“打黑”是戏，“认祖”是根。不然毛派分子何以把重庆称为“红色延安”、“革命井岗”？不然“乌有之乡”网站何以派出40多人的“代表团”去重庆“朝圣”慰问？且受到重庆警方盛情接待。
由于薄书记攻于心计，兼有长袖善舞的本领，跃升中共十八大常委已成定局，按其红色家庭背境和自身的超群才干，或许是常委中的“龙头老大”，值得可喜可贺！喜，再不是平庸无能之辈执掌乾坤；贺，中国又有了新希望。
如果薄书记能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弃宗（毛宗）从民（民主），不忘父仇母恨，毅然掘尸去像，变一党专制为多党执政。其后再严法纪，惩墨吏，抑豪强，化解社会各种矛盾，走民主宪政之路，真乃中华民族之幸啊！若步红唱红，一味“尊毛去邓”走下去，中国将会再次发生红色血腥。神州再次争斗砍杀，血腥迭现，赤地千里，巢禽无树，啼饥号寒，哀鸿遍野，人相食，犬相吞。唉，国家就毁了。
哲人说：人世间万事万物都皆有度，做事做人皆不能超越度。现在重庆的“唱红”己超限了度，正向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老路走去，正脱化变调为全面复苏“红色恐怖”。
近月毛派“鸟有之乡”网站牵头发起在全组成28个“公诉团”，“公诉汉奸卖国”茅于轼、辛子陵，就是一例证据。他们杀气腾腾，语言血腥，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版。我深知此事绝没有得到薄书记的支持或默许，但却是过度“唱红打黑”的副作用在发酵。前不久我去江西庐山旅游，所经县市好些地方大放特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毛》。
当然，薄书记一定要回归毛泽东的老路，还可以放手大干下去，只不过中国人民再受二岔罪而己。80老叟的我，有何惧之？大不了葬身红潮，化着一股青烟。
我相信薄书记定会念及天下苍生，不会“认贼作父”，再演红色闹剧。政治，就是给人幸福，给人温暖，给人欢笑，给人和平。政治家重在厚道真诚，良知与良心。反之就是强盗、杀人犯、野兽。
──转自《参与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