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万里:文革中沈阳市皮鞋二厂发生的一场杀人惨案

【新唐人2011年7月4日讯】沈阳,出大北门沿大北街前行,到北运河有一座“大北桥”连通对岸的东北大马路。在桥的南端有一条沿运河东西走向的马路叫北顺城路,从南桥头沿北顺城路向西约200米路南侧,就是沈阳市地方国营皮鞋二厂,鼎盛时期约有职工1000多人。进入改革开放,逐渐衰落,前些年已倒闭。

话说当年皮鞋二厂卫生所有一位药剂师,名叫吴杰,三十多岁,原籍上海市,是从军队转业分配来的。他的生父本姓沈,只因家贫养活不起,而当地有一吴姓地主家夫人不生育,小沈杰又生得乖巧,吴家喜欢,故而从小送给吴老太太收养,从此改姓吴。吴家对小吴杰视同己出,供养读书,学得医学卫生药剂知识,,后参加人民解放军,才有机会转业安排到沈阳市皮鞋二厂做药剂师。

再说吴家经过土地改革已经没落,男人死后,剩下吴老太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大约1962年就从上海来沈阳投奔吴杰。吴杰自然接纳奉养,住在皮鞋二厂的北住宅区(在洮昌地区)的吴杰家中。老太太为人随和,爱整洁,每日帮吴杰照料家事,邻里关系也还可以,相安无事。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继而由北京红卫兵带头开始“破四旧”,这股风迅速传到沈阳,沈阳红卫兵们也掀起砸牌匾、焚书籍,毁文物,禁止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奇装异服”,剪烫发,直至到处追着剪掉年轻姑娘们的长发辫。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对宋彬彬说了“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就此宋彬彬立马改名为“宋要武”。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止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实际这是放手让红卫兵打人。随即北京首先刮起打人、抄家风,沈阳红卫兵迅速跟进。

大约八月末的一天,皮鞋二厂的少数人勾引来一群年纪轻轻的学生红卫兵,吵吵嚷嚷冲进吴杰家中,把吴老太太用绳索捆上,牵到皮鞋二厂的一间空屋子,把她四肢反绑,来个“倒四马攒蹄”,再用一根粗绳子把她从背后悬吊到房梁上,使她距离炕面一尺来高。在捆绑和吊起过程中,老吴太太不住地叫苦哀求,而那些红卫兵们却不住地打她,打她一下,问她一声:“你剥削农民没有?”老吴太太就用江浙一带的腔调答道:“是的。”一帮红卫兵你一拳他一掌,不住地拷问,老吴太太不停地“是的”。是的,是的,哀嚎声令人皮发麻,心打颤。

红卫兵们发泄够了,就打着哈哈走开,临走时吩咐:“没我们的命令不准放下。”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谁也不敢靠前。可怜老吴太太,一口水喝不到,一口饭没得吃,屎尿往裤子里拉。不久连呼叫的力气也没有了。

如此悬吊了两天,人已经撑不住。厂里有一位姓肖的老工人,实在看不过,大声吵嚷道“你们(红卫兵)谁是管事的?把人吊两天也不给吃的,不是把人整死了?”这时才有红卫兵准许家人给送来一点吃的,但是,不给老吴太太松绑,只是把吃食放在炕面上,距离她的嘴巴二寸远,喝令老太太自己抻长脖颈够着吃,可那老太太哪里有那个本事!

同样可叹的是老太太的养子吴杰。作为儿子,他眼看着母亲受着非人的折磨,见死而不能相救,他能不痛心?但是却不敢吭一声,因为他若站出来对红卫兵们稍有不逊,就会招来“对抗红卫兵小将、对抗伟大领袖”的罪名,从而招致同样的折磨。在左右为难中,眼看着母亲被折磨至死,他承受着人性与人伦的双重谴责,背负着懦夫、不孝子的骂名,内心苦不堪言。自此沉默寡言,几年后患上癌症死去。

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制造的人间悲剧。

而如今,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大塑毛泽东巨像,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的什么?世人都看得很清楚,不过是学着毛泽东的手法,想要“借助钟馗打鬼”的套路,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局势下笼络一些出于各种原因而对现在政治路线心怀不满的人,这些人中包括前不久掀起“公诉茅于轼、辛子陵”闹剧的乌有之乡的一帮人,企图制造声势打败政治对手,从而乱中夺权。

然而,薄熙来们可要想明白,一旦你们培植的现时代的新红卫兵得逞,真的发动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恐怕你们的下场不会比毛泽东好,新红卫兵们遵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光辉思想,首先要清算的就是你们这些巧取豪夺的新权贵资产者。

文章来源:《参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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