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上集(17)

【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

囚车在颠簸的街道上,足足开了一个小时,绕过了好几条小街后,驰到了一道巨大的铁门前,那铁门旁边没有悬挂任何的标记,他的右侧,一座大约十米高的岗楼上面,隐约可见架着的机关枪和荷枪实弹的哨兵,守门的是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从押车人员的手里接过一张纸,验过以后,便打开铁门栅,囚车便缓缓的驰了进去。

(一)入监

一进大门,左侧是一个很宽的大坝子,大门左侧靠马路的围墙内,是一个高出大坝一米多高好几百平米的看台,若遇到开大会时,这儿便是临时的主席台。

大坝子周围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绑起来的临时工棚,里面放着许多长条的钳台桌和钻床,马达之类的设备。大门右侧是两排很长的厂房,那里面机器在轰鸣。

这孙家花园原是一个从毛铁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齐的机械加工工厂。许多穿着蓝色背心、背上隐约有劳字标记的犯人,就是这儿的工人。

囚车一进监门,在左侧的空地上停下,车间前方的一排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身着白汗衫的中年人。在双方交接之际,我下了囚车,虽然天气很热,但心却很冷,一阵莫名的颤抖控制了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几分钟后,我从车上拎下了那又破又脏的“行李”。

偌大的中国国土上,被这些小监狱密密麻麻的控制着,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这儿被称为“下水道”。那监狱的墙壁和车间的墙上全是与大街上相类似的标语,仗着警察和刺刀,监狱对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钟以后,白汗衫领我走进黄色办公楼。我拎着那两捆破烂跟着他,到了办公室门口,叫我站在门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进去办了交接手续,大约一刻钟才走出来,白汗衫在腋下夹了一个档案袋,领着我向那一直通向里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这时已近正午,车间里的蓝背心们陆续从车间里向外涌,他们看见了我,向我投来了一束询问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说:“又来了一个不识时务的。”

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挤在车间外一长条洗手水池边,用木屑和沙子搓着满手的油污。然后,陆陆续续的又走回车间,拿着自己的“碗”,这些硕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脸盆和铁皮制作的餐具。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在当时就留下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以作为后辈人对这个时期监狱生活的活证物,就像当年在大邑县地主庄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处搜寻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们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样。

一个臂上套红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劲吹着口哨,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在饭桶面前按车间排成了十几个队列。红袖章挨着队列从左到右队清点人数,清点完毕,便小跑到站在队列左侧的,也是穿着白汗衫的人面前报告了人数,只见那人挥了挥手,队列分成两排便开始蠕动起来,鱼贯的走到两个大饭桶边,由站在那儿的炊事员依次发给一盅“罐罐饭”。

接过饭罐的人,将手中硕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着舀菜的那勺子舞动起来,生怕炊事员打起来的那一勺菜,因碗没有及时凑上去而洒到菜盆里去了。接过菜的蓝背心们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头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对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后,兰背心们便端着自己的“饭”、“菜”,回到自己那个组已围成的圈子里,席地而坐,并把盅子里的蚕豆倒进硕大的碗里去,一边数着那豆的粒数,几乎无一例外。

我至今还记得,领到手的如果是蚕豆,每一两大约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两大约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黄豆,大约每两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种不同有三两、四两和五两三种份额。翻砂和运输工种最高,电工最低,按两数数豆粒可算一种求放心的游戏,倘若吃到的粒数与额定粒数多了出来,便津津乐道向同伴们夸耀称自已运气好。倘若,颗粒数不足,便嘟哝着说自己运气不好,这一顿“输”了。

我跟着白汗衫走过了那足有百米长的水泥过道,再缓缓的顺着石阶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带上的小山头。这儿是一幢很宽的两层楼房,四周围着整齐的花圃,花圃与楼房之间环绕着一条一米多宽的三合土通道,周围打扫得倒也干净。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铁门。从铁门进入黄楼是一条宽约两米的木地板铺成的通道,通道两边便是一些很大的监房。我们进去时巷道里正在开饭,一些头剃得精光,面容苍白,穿着清一色蓝色囚服的犯人正排着队,在一个饭桶边领取饭菜,与下面坝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参加劳动的人小很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并没有用铁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将一名正在发饭大约五十多岁的老犯人叫到门口,高声向他吩咐道:“方伯非,这是刚来的新犯,你看现在哪一个组还有空位,安排一下。”说着便独自离去。

那姓方的一只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头发已经花白,他向发饭的炊事员交待了一声,便领着我顺着巷道往里走。

在巷道尽头,他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锁,一股霉气向我袭来,我把我的破烂写上我的名字,放在货架上。他又打开了隔壁的房间,从那里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样的被盖和蓝色的衣裤,交给我。

接着又领着我返回巷道,把我带到了门上写着4的房间。那房间足有六十平米宽,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个地铺,每一个铺上放着蓝色的棉垫、蓝色的被子和枕头。那铺位上已坐着十几个人,此时他们都在津津有味的数着自己罐里的胡豆。监舍组长的铺位是靠门右侧的第一个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边第六个铺位上。

我将所领的衣被放在我铺位上以后,第一个动作便是去领我的中饭。自入狱八个月来我还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时感到十分的困乏。当我领过那最小一号的饭盅,顾不上去细看饭面浮渣,也没有去数那盅子里的豆颗数,狼吞虎咽吃下入监的第一餐饭,吃完便倒头睡在刚指定的铺位上。

整个黄楼分为两层,过道尽头便是到二层楼的楼梯,楼上八间监舍中住的全是在车间里从事机械加工的犯人们。住在底楼的六个监房中是等待转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还有两间特别小的单人禁闭室,底楼六个监舍中一共有一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诉、“案情待定”的上诉者,和从车间因“抗拒”改造,交到这里来进行批判斗争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监规,静坐反省和交待“余罪”,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这些年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或因无法忍耐饥寒交迫而奋起反抗的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凡是不认罪守法,打上诉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规定的,具有最高权威性,反对党的政策便是反党已是无疑,因反对错误政策而划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认倒霉,于是“申诉”不断。申诉再次触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当局施加的压力也越大。

解决这个无法调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这楼下的“新犯组”,经常开斗争会,吊水桶、捆苏秦背剑、以“端正态度”为名的拳打脚踢,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那时间常因公开喊吃不饱,或因饥饿逼迫“企图越狱”而送来批斗的人特别多。

以“吃不饱”为内容的斗争会,往往开起来变成了对现实的控诉会,红毛犯人常借人之口,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成了对当局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儿的白天十分热闹,骂架声、打人声、充斥着这里。

清晨五点钟,东方还没有显出鱼肚的白光,监舍外花圃里欢叫的蟋蟀还没有停息它们的鸣叫,整个监狱还浸沉在黑夜的迷濛中,那令人心惊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声刺破了监狱上空的宁静。

“东方红”开始曲后,便是那单音调的呐喊:“社会主义好。”这调门没有改变,歌辞却作了修改,然而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咒骂,还是对右派分子的咒骂,一清早刚睁眼,就被它弄得神经兮兮的。

大监各监舍的组长立即从铺位上跳起来,用脚踢醒那些入睡还不到两小时,此时还沉睡在梦乡里,困乏不堪的“劳动力”们!他们中大部分人大约在凌晨三点钟,连脚都没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钟以后,那杂沓沉重的脚步,逐渐向楼梯口移去,一阵下楼的咚咚响声以后,脚步又经过我们舍房门外的过道。

木地板上的敲击声和四壁的回响,使我们睡在楼下的的人再也无法安睡。刚刚熄去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灯和岗楼上的强光探照灯都一齐打开,在强光的护送之下,一群蓝灰色的影子忽长忽短的由广播乐曲伴送着进了车间。

接着便是隆隆的机器声,把整个的工厂淹没在“跃进”之中,大跃进的又一天就这么开始,隆隆的轰响一直在监狱上空盘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新犯组规定住在这里的犯人,早上六点钟起床,按照监规的规定,起床的哨声一响,全体人员都必须爬起来背靠着墙静坐反省。等到七点钟,值班的管理人员打开监舍的门锁,大家才走出铁门,在大楼右侧的洗脸池中取水洗脸漱口。

七点半钟,炊事员送早饭上来,八点以后,吃饭完毕便开始监规学习,或继续前一天晚上没有开完的斗争会。斗争会是新犯组的主要内容,晚上依然是这种堂会式斗争会,有时一直开到十点钟还没有结束。

与看守所完全一样,这儿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及时发现,斗争会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平时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饭后的休息时间被允许在黄楼周围散步,可以围坐在花圃周围捉虱子。

我们监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水肿病,即使很年轻的人行动也很吃力。平时无论是开斗争会或在花圃边纳凉,谈论的主体必是“吃”。

晚上开饭,全监人员不分工种一律二两,开饭中,端着硕大的洗脸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着炊事员手中的勺子上下飞舞的戏,当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两瓢以后,桶中的饭一般都有剩余,于是便挨着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监不同于小监,那装着稀饭的大黄木桶虽然已被刮尽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余的残羹,是无法用瓢清理干净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后一人,炊事员便会将桶交给那个人,任他用手指细细地在桶边抹净,有时遇到稀饭较稠的时候,那从桶上抹下的足足有两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大坝子里抹桶的事,让新犯的一个名叫王三的小伙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员在坝子里分稀饭,没空光顾小监送饭的机会,混在上班人的队伍中到了大坝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马上端着预先准备好的“洗脸盆”,接过那最后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净的饭桶,正用手细细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残羹时,新犯组正四处寻找他,方伯非气急败坏的报告值班干事。

当两个套红袖套把王三在坝子里捉到,像拎小鸡一样送到方伯非面前时,仔细看王三,那光头上还沾着在刮桶时糊满的稀饭浆,一面还喃喃的叨念那脸盆里已经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饭”。

王三成了我们监舍当晚斗争的“对象”,这王三说来聪明,他发现了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意外食物,为了王三这种“浪漫”,黄楼小监里的一百多号人被管紧了几天,不准我们走下那石梯阶。

虽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残害,但人心不蛊,想从这地狱里象狗一样爬出去的人到处都是。祸从口出的意外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告密,更无所谓可耻。为了给自己已经很苦的日子,少添烦恼,所以我对紧邻的前后铺,有一种特别的谨慎,前面铺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监的一贯道首,从不与他交谈。

(二)张腊元和王大炳

我宁可同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他俩都是长寿地区的农民,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们质地纯朴,虽文化层次极底,但与他们相交起码少了提防之苦。

黄楼右侧,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坡道下面,是铸工车间倾倒化铁炉排出的炉渣和废铁芯的地方,每天从监房清扫出来的垃圾也倒在那里,所以有些破布、用废的围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们俩人常来这里捡些破布,洗净后用来修补自己的旧棉衣。日长之后,我也跟着他们在这里捡破烂。

有一天,我见张腊元独自坐在这里发呆,从他那瘦削的肩头侧面望去,只见那清瘦的脸上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好像哭泣过,可是眼里并不见泪水。王大炳说他这样对着臭气,可以蹬上一个上午,发呆以后,长叹一声慢慢离去。

从他记事时就没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时相继亡故已说不清楚。十几岁开始,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农村中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开始了缺吃少穿过日子,从十二岁开始,他跟着哥嫂每天在生产队的土地里挣工分粮。

后来小侄子出生以后,晚上带孩子的事就交给了他,白天干活已很劳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保姆那样对孩子按时施尿,尿床是经常发生的,而他哥哥便经常迁怒弟弟身上。老实巴交的张腊元,身上到处是他哥嫂用柴块给他留下的伤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岁的张腊元,由于天生的呆笨,哥嫂不仅克扣他的口粮,把分到的很少的谷米,留给自己的孩子。并把剩下的杂粮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红苕滕是专给张腊元准备的,另一盆加上包谷面是留给自己的,吃饭时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们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这是哥嫂对他的虐待,但却不敢说。饥饿的张腊元很快得了水肿,他只有拚命在山上寻找野果野菜充饥。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时,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饭盆里去抢饭,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惊呆了,拿起饭瓢往弟弟头上猛砸,哥哥闻声从里屋走出,两个人给张腊元一顿好打。满头血迹的张腊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头,猛然轮起了斧头……

血案酿成,张腊元投案,本来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脱下衣服,显示哥嫂给他留下的无数伤痕,然而,善良而可怜的张腊元,口口声声说他杀人该抵命。

法院根据邻居的介绍和他的年龄免去他的一死,判决了他的无期徒刑,在孙家花园关押了几个月,便转到了南充监狱去了。

我们短短相处两个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无期徒刑对于张腊元公平吗?他的罪孽又是谁造成的?每每我在回忆到他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张腊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诉衷肠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据大炳的自述,他早年丧父,母亲在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抚养他和弟弟两人成人,按当地农村中的普遍情况,找一个能维持生计的劳动力嫁人,于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给了当地一个李姓的小光棍。后来,年仅十六岁的王大炳,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重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没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联社时,姓李的抛弃了人老珠黄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变迁,重创了他的母亲,母亲吵不过那个姓李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们的房子晚上失火,蛮不讲理的继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烧死他,理由是火灾的现场发现了一双烧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有人看到失火的当天晚上,母亲曾提着那双刚洗过的鞋进了厨房,母亲被领着民兵的李姓队长痛打一顿,抢去住房。

闻听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强占,母亲受伤,露宿街头,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长寿,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农村里中共党员的横霸,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以后,王大炳和几个同伴将这个事写成控诉材料在工厂散发,并被工厂保卫科以煽动反革命传单立案起诉。

苦难使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劳改工厂

我在新犯组只呆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制作电机转子用硅钢片的冲模钳工一组。里面放着十来张宽大的钳桌。每张钳台上安装着六至八台数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钳,可以容纳八个人在上面同时干活。

我刚到车间,钳桌上钳工工具和马达的另件混堆着。从马达机壳,转子绕组、硅钢片和螺丝螺帽锉刀宰子等等无序的堆放状况便知道,这是一个管理极差,章法极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类似中世纪的工奴,没有习惯,也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铁货架上杂乱的堆放着零件,弄不清正在组装的,还是报废的。

把我引来的“红袖套”向我介绍,其中一位大约五十来岁,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孙经海,是整个钳工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听大家说它是一位八级钳工,当时,整个重庆市像他这种级别的钳工屈指可数,能凭手工制作零级块规。是这模具组的掌火人。

先于孙经海以前的钳工组技术负责人,因制作模具冲出的硅钢片用来装机后,发生温度超过技术标准而报废了一大批马达,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并流放外地。

那百吨冲床还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汉阳造,属前清张之洞时代的遗产,早已报废,加上测量手段几乎只有一个百分表,在配制时没有磨床。孙经海口中不说,心中却犯着愁。以为这简陋的设备和加工条件搭上一只手不说,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辙就是喊冤也没用!

从此以后,直到从孙家花园调出,我便与铣刨组编在一起学习。

划线平台的后面并列着两台冲床,靠广场的一台便是夺去了孙师傅右手的100吨冲床,是一台大约服役了几十年的老掉牙的设备,稍不留意便会造成硅钢片批量报废,或打烂冲模。横过车间中过道的左边安放着四台铣床和三台立式钻床,四台铣床中最大的一台旧式铣床,是当年中共新华社印刷传单的大型印刷机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铣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开外,但精神挺好,穿着的那件补丁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显出它与常人不同的身份。经过介绍,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内战时期任过浙江金华县的“县太爷”,在国民党部队中供职汤恩伯部下,任少将军衔。那段日子他终日沉默寡言,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与他同机床共事的是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年青人,名字叫陈旦,外表看去很老实,甚至有点招人怜悯。

这台卧式铣床的后面摆着两台立式铣床。一台较新铣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苍白而浮肿。另一台铣床上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平时阴阳怪气的,永远是打不湿扭不干的那种。

我刚调进车间时,陈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来我的划浅平台找我聊天,说他从前是××中学的学生,因家贫,读不成书流浪街头,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图。后来每次吃饭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来。

有一天晚上陈旦从沈师傅的工具柜里偷了一块肥皂。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便为难别人,颇有些为陈旦不平,便注意地听起来。只听见那姓潘的愤愤地喊到:“你真没出息,年纪青青就知道偷,进到这儿来还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里厌恶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脚下踩的作风。虽然我知道,那时间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凭票供应,每人每季仅1/4联,车间里发给大家用来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碱和锯木面。

只见那年青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下班晚了一点,碱盆不知放那儿去了,我看沈师傅的工具柜开着,顺手拿来用一下,就忘了还回去。”他不停地眨着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吼道:“不,你这娃儿不老实,上个月还偷了我一块毛巾,国庆大检查才查出来,你是惯偷。”“真不要脸。”潘老汉继续在升温。我感到过分,他还不是因为太穷才偷,在今天这种物质条件下,谁也犯不着为这么一小点肥皂而遭人辱骂。我一边听着铣床组传过来的七言八语,心里很为陈旦不平,也对那潘老头产生了反感。

没想到过了才一个星期,负责洗刨组的张管教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大大地训斥了我一顿,他把我向陈旦讲的很一般的话,例如说:“形势大好什么都买不到”、“大跃进吃不饱”、“活有你干,饭不让你吃饱”全都抖了出来。

他严厉地警告我说:“政府看见你年轻,又是机械制造专业的,才相信你,允许你单独行动,你还反动本性不改,在监狱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后,要我立即写出反省,否则就要召开车间批斗会。

我着实地小看了这可怜巴巴的陈旦,没料到,与我做出伪善友谊的他,竟会用我的话来表现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刑事犯罪的人特别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劳累的监狱中,人们缄口不言的原因。

外也开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对待他的学徒,平时又为什么冷冰冰的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开始接近和交谈。不过,看得出他在告诉我有关他的身世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并不作评论,也不讲他的感情,在那种环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

从他的介绍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战场上与中共打过很惨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准备潜入香港被中共发觉抓获。当时没弄清他的身份,在广州复了两年刑,刑满后回到重庆,正逢大镇反,他便在枣子岚垭被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来的伤悲告诉我,他内心一直牵挂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爱人。也许就因为这种身份,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监狱中的挚友和老师,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含着未能伸张的怨恨离开人间。

(四)邂逅蒲世光

由于我的特殊工种,我被允许在所有车间单独的走动,被允许单独上厕所。当时的厕所在翻砂车间旁也只有一个。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见邻位置上冒出了一个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几乎惊叫了起来,这位当年青年团治金系团委书记,曾以人很难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的大字报,并因此而定罪为组织反革命集团。

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被捕时,我也只在治金系大门口见过,他被捕后,我们七十六个同学被押往南桐,从此与他断了音信。当时,只觉他怎么会为家庭有问题的“阶级异已”者鸣不平,并因此而蒙冤,所以,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印象却很深。

两年后,经过南桐的煅练,对他深刻的印象中渗入了一种敬佩。在这里,他突然的出现并被我认出,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了。然而,他却并不认识我,他见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诧异,转过头去看了看与他一同上厕所的另一个人。我只问了一句:“你在哪个车间?”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车间”,便带着一种疑惑匆匆离去。

由于连续的日夜鏖战,几乎没有时间洗衣服。冬天到来的时候,有时连续一个月没换过内衣,也从没洗过澡,加上转运站来往人员复杂,衣服和被盖上染上虱子习以为常了。坐在过道里,脱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时间的一种消磨法。人在那种环境下,同乞丐已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虱子令人烦恼,所以每当化铁炉开炉化铁的时候,便会有人通知各车间去那里烫虱子。那方法极为简单,只消拎着铁桶装半桶水,将化铁炉内排出来大块的带着火花的炉渣,用铁钳夹进盛水的桶里,在一阵爆炸声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会沸腾,然后再将长了虱子的衣物按进沸水中……换下来又臭又汗内衣,没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这种方法兼去油汗。

借烫虱子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询问了我们去南桐的同学情况。我告诉他。去年杨治邦,李天德他们被抓进监狱了。问他碰见过没有?他摇摇头说:他不认识杨治邦们,也不曾听过此事。

接着便介绍了他自己的经历,自从五八年夏天,他从学校被捕后就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重庆检察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他起诉,这使他愤怒不已,在预审中,他要提审他的人,拿出“集团”纲领和组织成员的证据来。法院明知给他定的罪是强加的,于是回答他,非团员呼声编辑部,既是一个编辑部,那一定是一批人,还要他交待其它成员,只经过一次预审,便一锤定音了。

蒲世光就这样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两年,“最后以趁中共整风之际,书写反革命标语,大字报、策划反革命组织,猖狂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大罪极恶,处以廿年徒刑。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当时,真要处以极刑,那又怎样呢?当法庭向他宣判时,蒲世光毫不犹疑地向法庭申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判处后,蒲世光便被送到这里,殊途同归,我们终于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来了。相同的归宿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政治目的牺牲品。

他告诉我这里共三个车间:铸造车间、金工车间和电工车间,并说出它们的负责人,看来他对这儿的情况很了解。

刚来的第一天,新犯组的李队长问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说”:“一天!”“什么?”“一天。”他重复地回答着。李队长被这种明显的轻蔑和作弄惹恼了,立即厉声训斥道:“你给我放规矩点,这不像你在重大可以胡说乱言,老子对你的狂妄可以铐你,斗争你。”

然而蒲世光却笑了笑不紧不慢的回答道:“这刑期可是你们给我定的,这话也是你们讲的,怎么就不认?”“你敢顶嘴:你敢嚣张,你以为打不掉你的气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当下安排了晚上开斗争会。

晚上斗争会开始了,姓李的问道:“你说,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向政府说话?”他对着到场的陌生面孔,不紧不慢答道:“一天等于二十年,可是你们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判的就是二十年这也是你们法庭判的。我用你们自己说的话回答你,你怎么就听不懂?向我一个小犯人发火?”斗争者哄堂大笑,连那李姓的干事也忍不住把脸扭了过去。

用轻蔑的态度,讥讽鞭打横蛮的人实在是一种上智,何必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笑对着暴政,笑对着今天,这种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修成的,“推古验今,所以不惑”。看来这位同学入门了。

我们本约定,下次开炉时,再在这里约见。可没有料到,五天以后他便被调走了,后来他到那里,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难生还的同学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间?他的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笑谈,却至今还流传在我们之间,与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与蒲世光相见前后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车间,邂逅南桐看守所认识的“319”。那是为解决一个车头箱的主轴孔加工余量不足该如何捕救时,我到了车工组那架老八尺车床上,当时他是这台设备的主机手。我最先认出了他,自从南桐看守所斗争以后,他被很快调走,就没听说过他的下落。至于当时在看守所,他如何会严重到像死囚犯那样截着全刑具入狱,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渐渐来临,1961年最后的岁月充满了寒气。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在黄色的灯下触摸这些冰凉的铁块,全身都会发抖,人们说肚子里没有货,身上当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种内心寒冷所控制,废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车间的分队长,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盯着致废的工件咆哮,虽然有时参加斗争会的人,听着听着竟闭上了眼睛打起瞌睡来,他们显然是太疲劳了。疲劳得连这位分队长操起铁棍向他们刺来,他们只是白白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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