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0日讯】【编者的话】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的大面积饥荒和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由于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就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信阳地方政府封锁大面积饥荒的出现和蔓延的消息，并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民间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好大喜功 百姓遭殃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
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东窗事发震惊中南海
尽管信阳地区各县极力封锁消息，采取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派民警，并派党员队长驾驶，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然而，还是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
1960年3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路宪文让早被停职的张树藩陪同到息县和淮滨两县察看，所到之处，举目凄凉，哀鸿遍野。这位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如此严重，到底饿死人没有，张答：有，而且还不会少。只是由于自己从1959年9月以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在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来的关于固始县发生的病情和已经死亡5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这时，卫生部也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发来的电报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
正当河南省委极力捂盖子的时候，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7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汇报。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20万人，见者无不掉泪。
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10月21日报来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于26日批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据王任重日记记载， 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的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中央同样有责任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人了，一个小队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
随后，中央再派王从吾、徐子荣及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河南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河南省委遂决定改组信阳地委的领导班子，并在信阳地区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向河南省委、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
全区16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开展，187个公社，开展整风156个，占83%；4497个大队，开展整风2948个，占62.9%。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干部2000余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13万余人（其中：地专直2000余人，县直1万余人，公社13000余人，大队、生产队近11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集训8000千余人，特别集训5000千余人，斗争和批判1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作了初步处理，其中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1621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将信阳地委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
根据中央1961年1月1日的批示精神，信阳地区开展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对生产队以上干部分别采取整风、集训、特训的方法进行整顿清理，共集训50672人，特训26433人，逮捕4220人。截止1962年底，全区干部的组织处理结果是：受各种纪律处分的干部3845人，占干部总数的1.33%；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理的688人，占干部总数的0.23%。原地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以上的干部受刑事处理的1人 （判刑三年），党纪处分1人 （撤销党内职务）；县委第一书记判刑的7人 （判死刑缓期执行的1人，判二至三年徒刑的6人），受到党纪处分的8人 （开除党籍2人，撤销职务2人，严重警告4人）。
历史地看，把信阳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 “反革命复辟”是不正确的，当年曾因此受到严重处理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在1985年申诉说： “‘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年其他各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就可证明。
（据《中华文史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法治报》等有关资料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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