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1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流放甘洛
第四节：彻离死亡谷
果然，十月底，从甘洛医院派出一支由四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了西西卡中队。他们由两名刑满就业人员和两名服刑的人组成。同时还带着许多“消肿药”。这些消肿药以土茯苓为主药，伴以大量的谷糠麦麸混合后，搓成的黑色药丸，美其名曰“康复丸”。
当局装着糊涂，好像不明白长期缺乏营养而致水肿被活活饿死的。偏要装模作样把“水肿”当成一种疾病医治。谁都明白，这种药丸顶不上包谷、红苕等杂粮管用。
这一天晚上，趁着给全队水肿病人诊断“肿病”的机会，张棒棒站在全队九十名幸存者面前（以后还陆续从其它地方调入补充进来一些人），大声训话，大谈政府的“人道主义”。他说：“国家这么困难，还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大家治病，你们要好好地感谢政府……”
我看他一身脑满肠肥的样子，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奢谈“人道主义” ？
我想起这八个月里被他整死整残的人那惨像，想到他所管的一百五十人，现在仅剩下九十人，对他只感到恶心。
在这里拓荒仅八个月，拓荒的奴隶就死去了一半，看来这个农场办不下去了。
有消息说，开出来的荒地，要交给当地的军工继续经营下去，而将我们全都调走。又有消息说，云南会理锌矿已到甘洛来接人了。但采矿是有毒的，而且劳动强度大得令人吃不消，中毒后一辈子成残废。还有人说，在那里流放的人，宁可自残手足也不愿被活活折磨致死。
听大家议论纷纷，前途渺茫，我感到越来越可怕。此时又有人讲，距甘洛不远的雷马坪农场，底子厚，有很多的粮食储备。那儿的流放者，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有人却反驳说：那里最近发生过几起劳动力用炸药自残的事件。
又有人说，石棉县的石棉矿，吃得饱，生活最好，可是就不知道要不要犯人去？说那里已全是刑满人员，没有犯人了。总之，大家对大“调动”，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我们经历了甘洛农场的生死练狱，我想，再难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充其量也就是一堆放在“无产阶级”砧板上任意宰割的肉，听凭当局宰割吧。
从体检小组拿到的体检结果，身高1.7米的我，体重仅34公斤。水肿缠身和贫血反映的营养缺乏威胁我的生命，至于测出血压、脉搏和最大肺活量，当时对我都不重要。在最下面病史目栏里，“医生”填写了“重症水肿”的字样。
西西卡幸存的九十个人中，除了两名靠大家的血养活的炊事员外，再也找不到不患水肿病的人了。我的身上除了骨头外，再找不到一处可以用两个指头夹住的“肌肉”。靠皮下绷着的水分，我才不致于像僵尸般让人感到惊恐。
经过两天的检查，准确的说经过两天的选择，张丑德从九十人中，先挑出五十个人暂时留驻原地。其余四十多人便以“疗养”的名义，调往其它地方。
在这四十名调走的人中，当初从孙家花园调来的五十个人中，只剩下潘朝元、王大炳、唐元澄等不到二十个人了。
“国庆节”前，我们便收拾了自己残破不堪的行李，仍在红眼睛李干事的监督下，离开了西西卡。半年前，足有一百五十名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人群，而今只剩下这么九十人。五十多条生命，就这样丢弃在这青山之中。我们这四十多名被选出的幸存者，来到了甘洛农场医院集中。等待着乘车前往新的流放地。
第二次重返甘洛农场医院，与上次离开相隔不过一个月，已发生大大的变化。每一间病房里，都住满了从各中队调来的“病员”。病房里到处都架着“三角灶”。各病房里，除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碗筷，以及被熏得漆黑一团的“大铁钵”外，“三角灶”里还留着没有烧尽的柴灰或余火。灶边倒着丢弃的菜根和垃圾，床铺上不是一团烂棉絮，就是在乱草上铺了一床破席子。表示这儿住着人。原先黄色的墙壁上，已被烟熏成黑色。这里不像医院，倒像流浪乞丐借宿的临时窑洞。
当我走到二十天前住过的那间“病房”，先前的病友一个都不见了。于是向一位当时临时看护的人询问，她告诉我，原来的病号都先后死了。残酷的命运降临在这些苦难人身上，实在是太迅速了。
听李干事讲，从场部通往老母坪的公路已经修通，我们不必徒步爬出这夺魂路了，而可以乘大卡车离开这里。送我们出关的汽车还没有到，须在这里住上几天，等待汽车的到来。
在这里等车的几天，我们没受到严格的管束，能“自由”在甘洛城游走。同来的伙计们明白，就是现在放我们走，也难于徒步爬出老母坪，除非想找死？
大家合计着，拿出一些还没有同彝胞换完的诸如钢笔、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看看这里的居民需不需要，能否同他们交换一点粮食瓜果，以备路上饿了果腹。
四天后，八辆由甘洛运输公司组织的大卡车，载着两百名连路都走不稳的特殊旅客，从甘洛汽车站出发向着西昌驶去。
这一次的大转移，比十个月前从成都至甘洛的大调动，当局已没有那么森严戒备，每个车箱里除了一名身着便衣的干事，坐在驾驶室里没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
当汽车行驶到老母坪时，我们不禁把头伸出蓬布外，想寻找十个月前刚刚到这里那一晚的情景。也许经过的道路已经改变，原先的牛圈没有了。我们已搜索不出那可怕夜晚的情景，只是耳朵里仿佛回响着那台湾人从牛圈里发出的哀告。
现在明白，当时迷茫的去处，原来是一个人间地狱。从老彭开头，在进入这个鬼门关后，陆陆续续死去了那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大半年回忆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西西卡的黄桷树，溪边的毒蚊，张棒棒的毒打，一个个惨死于毒食的面孔，身患水肿的死尸，原来，甘洛的炼狱是这样构成的。带着水肿的残躯便是练狱的受练者……
当时死神不止一次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很少想到死的恐怖。今天，在我从那里走出来时，才感到从死神手里挣脱的徼幸！
按照我们汽车行进的方向是南方，按照地理的纬度这儿是亚热带，但是深秋的季节，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汽车一过甘洛地界，我就缩进车厢里，并且把自己的烂棉衣紧紧的裹住自己的身体。
中午在越西吃过午饭，下午六点钟左右，到达了喜德，记不起喜德过夜的那一晚，在监狱转远站，还是临时住进了农村公社的大院里，一天下来已使我感到头昏目弦，辨不清方向，我吃过晚饭匆匆爬上了铺，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汽车继续的向南行驶，渐渐从崇山中穿了出来，一直向下坡滑驰，下午便到了西昌市。我们的“疗养修整地”，距西昌大约二十公里的黄联关。一过西昌，汽车驰上平坦黄土公路上，汽车后面，紧跟着一股股黄烟。树木渐渐稀少，西昌此时己进入旱季，每天都是睛天，但天空灰濛濛一片，
公路两旁的大片农田已成灰黄色，在一望无边的田野里，孤零零立着稀稀拉拉的柏树，没有留下一片绿影。坐在车厢里看这片黄土同灰色天空凝在一起，说不出是晚秋的萧瑟，还是远疆的荒芜。真像寂静的沙漠，不免猜想，要去疗养的地方，未必又是一个新的人间地狱？
（一）“疗养地”
下午五点钟，车队前进的方向，渐渐现出一片隐约的白色建筑物，十几分钟后，八辆卡车在一簇白色的建筑群前停下，我马上联想到南桐的丛林，在车上我环视了这一簇建筑群，它的西面，一栋百公尺长桁架结构的屋顶下，是四面敞开的厂房，两蹲拔地而起足有20米高的灰白色烟囱挺拨直立，直指苍穹，在灰色的秋阳下仿佛像两个失意的巨人，站在荒草丛中仰天长叹！在他脚下，是两座巨大的园柱形炉膛。
两幢高炉的厂房中，每一个角落都张着许多巨大蜘蛛网，在秋风中拂动，两台锈蚀不堪的鼓风机罩壳和架子横放在它的旁边，不用介绍便知道，这里分明是当年一轰而上，耗掉无数民脂民力的“小高炉”，如今已被人们遗弃。
散在高炉脚下的破碎的互砾和矿石，在告诉人们，当年那些从附近城市招来的民夫们，如何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日夜不停汗流夹背蛮干的“壮景”！
它的东面，便是一圈白色围墙所包围的，两幢围成U字形的白壁瓦房。想来，这定是当年昼夜不停的练钢大军指挥机关的办公室，以及民伕们的宿舍。
最北面那排房子最后几间空着的房子，其中的一间作了临时的“医务室”。我们可以在那里拿到一些医治伤风感冒或拉肚子的常用药物。那儿住着两名“医生”，大约隔三天，就由那里发放由厨房熬制出来“消肿”中草药。
中间并列着的两排平房和北面的一排平房，一共三排整整三十间房间，除两间用作开会用的大间，其余全是每间大约三十平米的“小间”， 门上刚用粉笔写着阿拉伯数字，两排通铺分列在门的左右两侧是两排足可以容纳三十多人睡觉的“床”，那上面已铺好了稻草和棕垫。大概用作在这里‘疗养’人的宿舍所用。
其实，只要用心去看，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平房，新的高炉，新的设备。只因为一股平地而起的风，把他们吹到了这荒凉的地方，以为可以在这里一厢情愿的炼出钢铁来。后来炼出的又是一堆不能冶练的“废铁渣”，加上随后的全国大饥荒，才慌慌张张“弃城”而去。
今天这座废弃白色的围城“废物利用”，暂作我们这两百多号生命垂危的流放者的“整修疗养所”。虽然这儿根本谈不上什么“疗养”条件，但对我来说则是入监以来第一次在有“铺”的监舍瑞安寝，我为自己终于熬出了甘洛的鬼门关，再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背着各自的被盖卷，在头发花白的冯队长带领下，进入了这白色围城的大门。迎面的天井里靠门的左侧，放着一台已满身铁锈的破碎机和一些螺丝，铁管之类的东西。从那破碎机壳上的亮铮铮的铭牌上，可断定这是一台几乎没有使用过的“新设备”。
全体下车后，就在第一个U形建筑围成的坝子里集合，操陕西口音的冯队长和年龄比他还大的余队长，在集合的队列前作了简短的讲话。将所有的两百多号人编成了十个组，按点名册列队站好后，便宣布到这里集训、治疗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规”。
内容大致是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同老乡们接触，不准偷窃附近田里的农作物等等，然后按照点名册定好的组分别对照门牌号，搬进各自的“监舍”里。我们把自己的破被盖卷搬进各自的监舍，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安顿好各自的铺位。
天分有缘我和老潘又编在同一个监舍中。我的铺位紧邻的两位，一个叫王华春，捕前原是金堂县的一个公社大队会计，一位货真价实的“农民干部”。另一个叫韦俊伯，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文职人员，两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
王华春从他的行李中取出的东西看，他的家境不错，经过甘洛如此残酷的折磨，还能拿出新的步鞋和衣服，拿出一片片黄灿灿的叶子烟，大大吸引了有烟瘾的人。在甘洛抽烟属于侈奢品，当饥饿被蔬菜填充而稍有饱感时，有烟瘾的人便寻觅极为“稀贵”的烟叶。
还没有看到王华春拿出来的那么大匹金堂叶子烟，当然，王华春决不可能慷慨相赠，每一支烟都用来换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过，我却是天生的拒烟者，我不但不愿吸食，而且每闻其味都会反感！所以当他坐在铺位上旁若无人的大口大口吸那金堂烟时，都会招到了我的反感。
王华春发现这个矛盾以后，便主动的把他可以换一个罐罐饭的“大炮台”送给我。很耐心的劝我说：“男人不抽烟枉活一辈子！”在他的这种“友善”的攻势下，虽然我谢绝了他的大炮台，但我又不便因此同他吵架，所以每天饭后他要吞云吐雾时，我就跑到外面去或者去附近土地里寻觅花生、洋芋这些食物。
韦俊伯就完全不同了，看得出他生性好静，个子高高的，很少说话，闲下来时，便往他那件补得巴上重巴的万巴衣上，再补上新的巴！我因此而学着他，补巴成为我在黄联关“疗养”期间重要的生活内容。
铺位安顿好以后，冯队长又在院子里高声向大家宣布：“这里冬天寒冷，为了帮助大家过冬，大家可以到附近捡些砖头，在各自监舍的中间土墩上搭烤火灶。过几天，指挥部还专门给大家配些岚碳供冬天烤火取暖。”
在甘洛已把防寒毛衣毛裤、棉絮被子“换”完了。冬天正愁挨冻。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都蜂拥着挤出各房，找的找石灰，拾的拾砖头，还没到天黑，各监舍的中间那土墩上，便搭起了形状各异的“灶”，有的还生起了火。
那位在孙家花园就是冷作工出身的辛志华忙碌起来。第二天，他在院子中间栽了一根铁杵，凭着一把榔头，一把剪刀和一个铁墩一些铁皮，便开张了他的“冷作铺”。他的生意很好，可以说从早到晚就没歇过气！他的周围堆满了各种破洗脸盆，专职改制“大铁钵”，每改一个收取两个罐罐饭的报酬。这些改制的铁钵，曾为在这里临时聚居的“疗养者”，煮过了不知多少米饭、洋芋和红苕。
“围城”中，两圈并列的U形平房最南端的一排房子，好像是原来练铁厂的伙食团。那里面有现存的保管室，办公室和供吃饭用的饭堂，厨房的灶台非常气派，里面有供热水的锅炉和供洗菜用的洗池，自来水管等等一应俱全。其规模足可供上千人使用，只是饭堂里面空荡荡的，原先的桌椅已不知去向。
此时头号灶眼里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七八个炊事员在那里忙绿着。一锅已经煮熟的粥，散发出一阵阵闷人的气味，像是洋芋。
第一天晚上吃的是“洋芋饭”那些洋芋听说是乔阿农场四中队供给的，数量颇丰，大铁钵可以盛满，可惜有麻口的味道，吃多了便感头闷，细看那洋芋表皮已长了芽，严格说这洋芋含有大量的芽毒素，对人体有很重的毒害作用，拿给人吃是不允许的。
不过，对于刚从甘洛的饿牢中冲出来的人，这些很命溅的囚犯，是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的。有人吃了整整一大钵，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幸好没有发生死人的事。厨房只好调整煮制的方法，改为削皮切片后用水漂一天一夜，才下锅。
（二）稀世珍品
我们周围的农田，全是乔阿农场的耕地，房屋后围墙上堆放着包谷和向日葵的稿杆，正好是我们用来生火和煮东西的燃料。经过半年多甘洛农场的煎熬，我们中几乎每个人都锻练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觅取食物的本领。只消一把锄头，或者一根粗铁丝弯成的铁勾，便可在生荒地里挖出各种可吃的野生树根，今天，附近的这些农田，便是我们加餐的地下仓库。
对这些农田仔细分辨，可以判断出那一块土里种的是红薯，还是花生或者是马铃薯。现在，我们竟在偶然中意外地发现了在这片土地中，埋藏着在市面上都已绝迹多年的东西，岂不令人兴奋？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劲，仅凭着着铲子和自制的铁勾，不知劳累的挖刨着，天黑了还不愿“收工”。
人们求自我生存的力量是那么顽强，这可是一些疗养的病人。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在那灾荒的大跃进年代，宁可躺在地上动也不动，撑着锄把等到天黑收工的人民公社社员们！一群被中共的狱头们斥为好吃懒做的坏份子！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一天下来可以刨到四、五斤甚至七、八斤不等的花生。可以说收获颇丰，当然地里留着这么多的花生，也许是收挖的奴隶们有意留下的。我们把这些收获来的珍品，晒干剥净，充作“补品”，每次煮饭菜时，加进一把。
然而好景不长，没有过几天我们这一群人的“小秋收”行动，被乔阿农场看守这些土地的“红毛犯”盯上了。最开始，一个中年人来吆喝我们，他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喝令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开，否则就对我们不客气！殊不知经过甘洛这场练狱，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他的恐吓，充其量向他翻翻白眼并不理他。
看看乍呼没起作用，便动手去收那田坎上我们丢在那里的口袋，结果大家群起而攻之，围着他吼道：“你他妈不自己照照镜子，我们挖你们挖过的土，关你什么相干？竟敢抢我们的东西！”他见我们一哄而上，自量寡不敌众，便改了口气向我们解释道：“你们看看，这一片平扬，几里以外都可以看见你们，队长看到了理抹我们不止一次了，说我们故意不把花生挖干净，我们不好交待，所以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再在这里给我添麻烦了。”
我们中有几个人掂掂自己的口袋已觉足够，便甩甩手提着口袋离去了。还有的人继续的在那里刨，并不理会他。那人讨了没趣并不甘心。第二天邀约了另一个人跑到我们的住地向冯队长告状，然而冯老头却不以为然，不置可否。过了两天，那人集中十几个人手持棍棒对我们采取武力驱逐。
为了加强戒备，抽一个人出来站在田坎上放哨。看到对方来势汹汹好及早准备，不过，我们始终不明白，在这些已收完的土里刨几个洋芋、花生，怎么竟惹得那看庄稼的如此嫉妒？答案只有一条：这些人在野外地里埋有私方“粮”，怕我们无意中挖到了他们“过冬”的宝藏。
不知是谁，有一天在西面那两座高炉的炉腔里，发现了一大堆牛马骨头，凭借风季的干燥，这些骨头表面已呈灰白色，附在它们上面的残肉血丝完全干缩成一些垢物，从表面上可以判断这些骨头是生的。
选出那粗大的筒子骨，用石头敲破，里面的骨髓居然还保持着黄褐色，虽然有些臭味，但既没有发黑也没有生蛆，看样子这些骨头的年限不到半年，因干燥而保存较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到来之前,这儿曾作过牛马屠宰场？还是乔阿农场从别处运来准备烧制后，作来年春耕的肥料？我们不得而知。
倘若在小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令人“恐怖”的遗骨，尤其是那一个个骷髅头角和张牙舞爪的肋骨，我会害怕而远远躲开！没想到今天，我也同大家一道，从那炉膛中选出粗状的筒子骨，洗净砸破后，便丢进大铁钵里“熬练”起来。
经过几小时的“煮”制，那水的表面便起了一层厚厚的油膜。然后取下大铁体冷却一夜，第二天早上，便在那表面上凝出了指头那么厚的“牛油”，虽然带着一点“臭”味，但那可是多年视为珍贵至极的“油”啊！便把它们舀进盅子里，每一顿吃饭时，往那菜里加上那么一点。
到甘洛后，就再也没见过油像什么样子，我们之中除少部分的人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中，也许有那么一小瓶的“油”，便会视为珍贵的“营养品”，一般不会轻易与人分享的。
而像我这种事实上已无家可归的人，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弄到一盅油，虽然这一盅希贵的东西，原来取之于一大堆来历不明的牛骨头。这年头啊，连寻常老百姓家都没得油吃。
听说1963年有了一点供应，我们也有了油的享受权。可惜，从来就没见那菜里有过“油”珠，这“油”被弄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也用火车载到万里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去支持那儿的“革命”了呢？
霜降已过，冬天已然降临，微霜初降的早上，我们已冷得瑟瑟打抖，现在才体会到半年前，真不该在甘洛把自己破旧的毛衣和棉被心换了东西吃！不过若不是这些旧毛衣救我们的命，我也许已骨头在甘洛打鼓响了，也罢，且裹着这补得巴上重巴的空心烂棉袄，硬着头皮熬吧？好在现在腹中已没有甘洛那么恐慌。我也早学会了缝补，每拣到一点可以作巴的旧布，我便洗净后，往“棉衣”上面补。
早上起来，披着那件很赃的空心棉袄，伸头从窗子上望去，屋顶上起了薄薄的白霜，便只好缩身在破被盖的包裹中，靠着那灶上的残火取暖，一面补棉衣。
王华春已披衣起床，借着炉火点燃了他的金堂叶子烟卷，便坐在我的身旁巴塔巴塔地抽个不停，接着便是咳嗽，吐痰。他见我对他的抽烟一脸厌烦，便再次友善的向我递过半截“大炮台”来，一边说：“诺，学着抽烟吧，不抽烟更冷。”“我想了一想，准备试一试，看看这烟中兴许会有某种解除忧郁的东西，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宁可用自己的罐罐饭来换烟抽？
于是我这次并不推谢，而是顺手接过来，点燃以后，便试吸起来。“不对，你这样抽永远学不会”，他见我把刚刚吸入口中的烟，立刻吐了出来，便认真的纠正道：“要这样，把烟吸到肚子里去，然后慢慢地从鼻子里喷出来”，他一边教一边示范着，并且从鼻孔中缓缓喷出那股股浓烟，淘然若醉。
按照他的示范，我果然猛然吸了一口，进入了肺腔之中。等我把那吸进肚子里的烟，逼着往鼻腔里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的头昏，眼睛发黑，沤心而感到四肢发凉，差点翻肠兜肚的吐开来。
连忙停止这种可笑的动作，好半天才恢复过来，熄掉了手里的烟。从此以后，我不但没有按他的教法坚持下去，而是断然的谢绝了烟，以至我的一生中，没有这种嗜好。
老韦也坐了起来，按照他的习惯，一声不吭的拿出针线包和那些破布，开始了补棉衣的活，我便同他一起往我那件破棉衣上补上新的破布，一直到早上的洋芋稀饭煮好以后。
（三）“发”棉衣
大约十点钟光景，忽闻大门外人声噪动，大炳兴冲冲的从外面走进来，向大家报告了一个特大好消息，装满了棉被和棉衣的一大卡车已经运到，就在大门外，现在要大家一齐去下车。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高采烈的穿上衣服，起床跑出监舍，忙碌着把车上的新衣棉全部卸下，搬进了队部的办公室里。
搬完以后，清点总数。结果仅仅只有六十床棉絮六十床被套和七十套棉衣，这对于来这里疗养的二百多病号只够了一个零头。
一场欢喜之后，便是一场忧虑和一场因无法分配而产生的争吵。连带孙家花园算起，这是我进监五年来，第二次遇到监狱方向犯人们发放过冬的棉衣。前次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旧棉衣，唯独这一次倒是新的，可是数量又那么少。
毛泽东时代，苏联饥讽中共给老百姓的布票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犯人有此定量已属不错了。
冯队长把大家集合到院子里，并命令大家将自己所有的衣被统统搬出监房，称：“黄联关第一次卫生大检查”。当大家把自己的家当全部搬到坝子里以后，冯老头和汤干事还专门到各监舍进去彻底的检查，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二百来号人中绝大部分，除一条又破又脏的烂铺盖和千窗百孔的烂棉絮，身上穿的巴上重巴的空心棉衣外，便一无所有了。
面对着这些被无二条，衣无二件比乞丐不如的流放者们，冯老头紧皱着眉头。现在回过头去看甘洛农场的七个月，对谁都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洗劫。
冯老头再没有兴趣去翻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只好无奈的挥挥手，叫大家把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回各监舍。只是再三嘱咐大家，三天内必须将衣服被盖洗净、翻晒，说五天以后再检查大家的清洁卫生。
看来这二百多号人，几乎没有人具备过冬的棉衣、棉被，这么少的东西分给谁都是难事！无可奈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听凭各自的运气来裁决了。
为了填平补缺，尽量做到大家都有份，冯队还专门作了一个规定，凡抽签得中的，其棉衣和被盖任中只能得到一样。这样算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摊上一样，同时还规定凡是得到新的必须把旧东西交回队部，再发给一样没有得到的人，供他们作缝补之用。
就这样，这二百多号病员，在吵吵闹闹中用了三天，才了结了这一场棉衣的发放和分配。抽签的结果，我原来期待能得到一件新的棉衣还是落空。我抽到的是一条棉裤。也罢，除了这条棉裤外，我还分到了一些破棉絮和半床破被单。
按照老韦指点，我用了那半床被单和棉絮裁剪成一件旧棉袄，花了足足三天时间对破布清洗、晒干。除一部分补我的棉衣外，便缝制起我的自制棉袄来。
（四）赌性难改
在我的棉袄正要缝制完毕的那个下午，突然听到院坝里喊声振天，侧耳细听，分明是冯老头的怒喝声，我不禁心中一惊，连忙放下手头正在桁补的棉袄，跨出了监舍门。只见那冯队长满脸胀得通红，站在3号监舍的前方，正怒不可遏的向那监舍里喊道：“你们这些畜生，给我滚出来。”
自从到黄联关以来，从他对来这儿的疗养者们所放宽的尺度，以及在可能范围满足这些患病的流放者的生活需要，及至发放棉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对人的起码恻隐心，都能让人体会得出，他是中共监狱管理者中，人性还没有泯灭的人。平时对于乞丐不如的流放者，并没有采取鄙视和轻易侮辱，来这里已一个多月，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盛怒的对待流放者。
不一会，那监舍里依次的走出五个人来，等他们排成一队，面对冯队长站好以后，冯队长怒喝道，“把你们的牌交出来！”五个人相互对视没有人动。“你去！”冯队指着最后出来的那人命令道，那人返回监舍，从里面拿出一付不知从那里弄来的麻将，和一块用来作赌桌用的木板，怯生生地放在冯队的面前。
院子里已站满了人，人们在窃窃私语。
“把你们刚刚领到手的棉衣交出来！”冯队怒喝道，五个人没有动，只是低着头，像一俱俱木偶。这种反映，被冯队认为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在盛怒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从那里操了根青杠扁担执在手中。他虽已五十多岁，头发花百，但具有东北人特有的高大体形，体魄十分健壮，那一双粗实的大手，握着扁担就像一块长戒尺。
“说，你们刚刚领到的棉衣弄到那里去了？把钱交出来，把赌的东西交出来！”冯队怒视着面前的五个人，五个人依然像木偶般站着，谁也没动。只听见冯队一声怒喝，那扬起的扁担已经重重地打在第一个人的屁股上，那人立即应声倒地，一迭声的喊：“我错了！我错了！”但此时冯队的手再也收不住了，连连的向那人打去，直到他在地上打滚，跪地哀求。
“交出来，不交今天就打死你！”冯队怒不可遏。
“我交，我交！”那人带着哭声请求道，冯队停止了手，那人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捂着屁股，踉踉跄跄的回到监舍里，拿出了一把乱七八糟的钱。
“还有！”冯队继续喝令，只见那人用乞怜的眼光看着其它四个人。
“你！”冯队的戒尺指向第二个人，“交出来！”第二个人眼见他的同伙已挨了一顿好打，还是把钱交了出来，不敢迟疑，连忙走进监舍。
“还有你们！”冯队的扁担朝着其余几个挥过去。
“今天谁不交脏，就休怪我不客气！”他的怒吼起了作用，不一会儿坝子的地上便堆着钱、衣物和几小口袋的米。荣老头和汤干事最后走进那屋里搜出了两件新的棉裤和几双鞋。
冯队提着那青杠扁担，在所有参赌人的屁股上各打了五大棍，这才消了气。便收起扁担，将所有的脏物包在那两条新棉裤里，捡起那副牌九，同荣、汤两人一起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临走时宣布，今晚开全体大会。
六十年代，大陆禁赌甚严，然而赌徒并没绝迹，成都市的赌场转成地下，赌资是当时最为紧缺的“粮食”，“付食品”之类的实物。五个现场捉到的赌徒，其中有两个人本身就是因聚赌被抓，判刑的。后来便随着流放，夹在我们之中到了甘洛，以后又同我们一起来到黄联关。
我们这群来自六十年代社会各个角落汇集于此的人，本来就是鸡凰同巢，良莠参杂，甚至还有相当的人，属于中共的迷信追随者和社会垃圾。
（五）周老汉也得坐监
从成分上讲，聚黄联关接受“疗养”的人中大半是农民，同他们交谈便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被饥饿逼迫进来的，有的虽戴上反革命帽子，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坐了斑房？但是这些本质朴质的农民，只会从他们生存的角度论是非，我们这二百多人中，便有一个从乐山地区来的姓周的农民，当时年龄已近六十，个头矮矮的，但精神挺好，也是我们这些病号中体质最好的一个。
也许因为他本人有些耳聋，说起话来声音宏亮，叨叨不绝，加上他喜欢同人伴嘴，且性格秉直，口快心直，好多年青人常爱逗他玩笑。平时太阳暖烘烘的中午，多数时间都会看到他倚墙而坐，在那里脱去衣服,津津有味地捉虱子，倘若有人挨过去向他挑逗说：“老反革命，讲讲你的英雄事迹”，他便会狠狠瞪你一眼，骂一声龟儿子，便侃侃地讲述他的故事：
“五八年那会儿，喊拆了私灶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老子不去，公社的武装民兵到我家要强行拆除我的灶台，老子提起扁担吼道，哪个敢动爷爷的灶王菩萨，老子跟他拼了。队上的头头那一个不是他的晚辈？加之他世代赤贪，共产党政策对他，又是依靠对象，所以对这种桀傲不驯的异教徒就不好下手了，公社上上下下只好向他妥协”。
人民公社他不参加，他那块土地也不交出来，当大兵团作战，全村老小都走空的时候，他不跟他们加入“革命队伍”，而坚守在他那份没有“入社”的土地上挖土种麦子。
不过，当五九年下半年，全公社都荒芜一片时，唯独他那一片没有入社的资本主义尾巴，却长着青悠悠的麦苗，地里见不到一根杂草，菜园子里也是绿色一片，萝卜、白菜、葱子、蒜苗、样样尽有。为了防止周围的人们偷袭他的领地，他还专门筑起双层的竹篱笆，养了一条狗，悍卫着他的“世外桃园”。
那一年冬天，周围的农民正熬着饿，向他乞讨红苕充饥。
他的这个强硬对抗以及鲜明的对比和示范，迅速的传染给了周围的农民。饥饿的农民纷纷以他为依据，找公社要求退社，退土地，公社书记不得不亲自出马，带着四个民兵来作他的“思想工作”，并拆掉他“领地”的篱笆。
“周老汉，你是佃农出身怎么就忘了共产党解放你的恩情，不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却硬要单干，钻资本主义死胡同？”书记土夹洋词，一本正经地“教育他”。可惜，周老汉回答得硬梆梆的：“老子世代为农，只晓得种庄稼为吃饭，懂不起你那些卖嘴的大道理，你是书记，啷个不长眼看看跟着你们走，眼睁睁要饿饭！”
在周老汉眼里这书记是看他长大的，一向是一个没出息的懒娃子，也不知到党校里学了几天，拣了些陈辞烂调到这里训人，所以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老汉的轻蔑深深的伤害了这位书记，他愠怒的向他吼道：“我天天教育你们，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今天，你这个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就是要毁掉，不然全公社都向你学，我咋向上交待？”
周老汉没有退让，因为在他看来，保卫他的领地等于保卫他一家的生命，于是反唇相讥：“老汉生来就是操锄头的庄稼人，你娘没教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么？你娃子今天少跟我讲这主义那主义，各人去把锄头把捏稳点，老老实实种田，才是你做人的道理，今天莫来捣乱。”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令书记尴尬不已，盛怒之下，向身后的民兵下令：“今天给我拆篱笆，我今天砍你这条资本主义尾巴，看你敢翻天？”
“你敢！今天谁敢动老汉的篱笆，老子喊他脑壳开花！共产党的政策也讲自愿，哪个敢横来！”他手里操着锄头，横栏在篱笆前，直盯盯的瞪着两个民兵。几个年轻人怯生生的后退了，败下阵来。书记狼狈不堪的走了，但是周老汉没有胜利。
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人带着一张逮捕证，以“武力抗拒”和“反社会主义坏份子”的名义，将他戴上手铐押到了县的看守所。生性倔强的周老汉一路大骂不绝。至今每每回顾这些往事，他那紫红的脸上就格外涨得通红。
强劲的共产风终于撕开了共产党“自愿入社”的假面具，在输理的情况下，仍然强横霸道的刮倒了他所圈的竹篱围墙，吹散了他的农舍，他终于啷铛入狱。并不因为他“世代佃农”的成分，是“革命依靠对象”而幸免。
不过，他的这段在中国土地上的壮举，却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同情，甚至赢得了中共内部的高层人士的同情，那位冯队长也经常的端着凳子，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时时的向他提出一些问题。黄联关的人们，从管教到流放者，都用尊重的眼光看待这位个性倔强而耿直的老汉。
在那个时代，像周老汉这样的穷苦出身，正好做了被压迫而不敢声张的中国亿万农民最质朴的代言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又招惹上谁了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