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第四节：牢卒子们的内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盐源农牧场的革命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搓商后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个从西昌军区派来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本场一个取名为“红色造反总部”的头目，叫林高明的人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付主任的角色，原来农场的领导几乎全部靠边站。
高德胜消失了。听说，他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骡马堡被关在牛棚里接受“监督”劳动，李培连也在那里。
在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原任西昌劳改大队队长段其丰，亲自为成立大会布置会场。从八月斗争系列会一亘没有露过面的邓扬光站立一旁，成了为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讲话时，端茶送水的服务员。
（一）林扯高闹剧登台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几天，那位新上任的革委会副主任林高明，便亲临六队为重刑政治犯作“形势和政策”报告。
这一次，我亲自看到了这位几次交过白卷的农校中专生的“风彩”，也看到了靠边站着等候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段其丰对林主任的恭维。
八点多钟，就在院子里平时开斗争会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邓扬光毕恭毕敬的宣布报告会开始，请场革委会付主任林高明为大家宣读中央文件。
林高明昂着头很神气地从铁门墙角处走出来，坐在段其丰专门给他端来的靠背椅子上，邓扬光为他端来了茶杯。等他入坐后，两个戴着红袖套的年轻人，也从那队部办公室走了出来，并站在林付主任的身旁。
我猜两个青年人，多半是林高明的“保镖”， 一身军服，标准的红卫兵打扮，这大概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红卫兵了。
此时，我只能凭外表来判断这三张“陌生”面孔，年轻挺威武的，象在哪儿见过？我突然想到了近代京戏！那打扮不正是临摹舞台上的么？不过，当我再去看看那站在一边的段其丰和邓扬光时，脑海里顿然闪出了三个奇怪的字：“走马灯”。
时隔大约半年，原先的主角变成了跑龙套的，而新主角又换了新演员。
“今天向大家宣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新文件。”林高明拉长了嗓音长声悠悠的宣布报告会开始。这种显示气派的方法又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想了一阵，便立即想到，每天广播里传出来的副统帅就是这个声调？不过，他这么一开讲显得怪别扭的，我的身旁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在宣读文件之前，让我们打开毛主席著作，先来学习一段毛主席的指示。”林高明顿了一下，坝子里立刻又轰起了一阵笑声，而他却用威严的目光镇压了这笑声。“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是一篇光辉照人的著作，谁又在笑？真讨厌！这些反革命！”他又停了一下，用眼向会场里搜索着。但没有看到是谁，于是便朗声的继续读道：
“农民在村里造反，觉动了绅士们的甜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街谈港议。”
又是一阵哄笑，林高明停顿下来，他暗自想：这也真别扭，平时说顺了的字，怎么同这上面写的字就不同了呢？比方说这绅字怎么是这样写的？酣字怎么写成甜。巷字怎么变成港了呢？大致自己都被弄得莫明其妙，读起来怪拗口的。
所以，也就不好再“镇压”下面的笑声了，只好拗着口继续读下去：“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曹得很……”他突然中止了，觉得特别难读，平时在嘴上背诵的“顺口溜”读起来怎么一下子全走了样？一瞬间会场上再次发出了一阵笑声。
邓扬光慌忙地走过来，附在他耳上轻轻说了几句，显然在提醒他读别字的地方，这使他非常难堪，逗了这些犯人一笑倒也无所谓，需知毛泽东的著作，一字一句是万万改不得也错不得的，就在这些刚刚倒地的走资派中，就有许多人因窜改毛主席语录的。而这些犯人中，恐怕少不了因曲解毛着或撕毁语录而被打被关。
自己不是当着造反派的“同志们”面，一再宣誓不折不扣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么？但是这错别字，如果碰上了关键字一错，就是事关“问罪”的原则问题了，岂不严重？想到这里，面对哄笑不止的会场，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层难看的沮丧。先前开场时那种神气活现的表情顿然消逝了。
然而，这又怪谁呢？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当批判么？不是说越有知识越反动么？不是说最为干净的还是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么？读几个错别字，不正好表现出那很“纯”，很“干净”的劳动人民本色么？劳动人民本来就是大老粗，去他妈的“本本主义”。
想到在学校读书那会儿成天玩耍，师道虽颜面扫地了，苦读正被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早成了过街老鼠。文化大革命来了，拿着红本本搞“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抓出老师喊打倒“臭老九”，那真带劲，自己虽读到中专！还是觉得不学为好，学了既苦，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
而今虽如同文盲，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出了校门，拿着红本本，奔全国，搞串联，背诵着那上面的“经典”，也并不去弄清那上面写了些什么？
“夺权”靠的就是权术和出生成分，今天混到了这种地步，当上了这么大农场的付主任，还不正是靠着在军内的老汉和造反派兄弟们的支持？他脑海里这么一想，又恢复了先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
然而，当官也真不容易。首先，要读从上面转发下来的文件，做报告、写文章可就不像“串联”，“夺权”那么痛快！过去，不顾一切的去抓别人的辫子，就是钻“当权派”不读毛主席书的空子。现在读错了一句毛主席语录都要被打翩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坐位打了一个掉，方才知道：“其实，读书没有用心还真碰上了今天这种麻烦！”
看来，为解眼下的尴尬局面，只有把手中的那红本本关上，讲自己已经熟悉的行话。
于是，他便将手中的红宝书轻轻的扔在一旁，左手撑着下巴开始用他熟练而粗鲁的口气训话：“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他妈几个老混蛋，老反革命，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看不清今天一派大好形势，硬要鸡蛋碰石头，同伟大共产党对抗！以为自己那条命碰你一下溅你一身蛋黄。”
“听说还有几个大学生，特别嚣张，读了几天臭书便扯高气扬！你们哪一个敢站到这里与我较量一下？老子不把你那扯高气扬的劲头打掉，叫你永远不再扯高气扬，我就不姓林。”
说着便站起身来把他的皮衣向两边撩开，露出了别在腰上的枪套。先前脸上一时泛起的尴尬顿时一扫而空，代之以一副横空出世的“气慨”。
他这一番话中将“扯高气扬”四个字读得特别的响，将十二万分的反感和仇恨都落在对他的奚落和挖苦上。
但是我想笑却笑不出声来了，这小子太狂，扣人帽子用了“成语”“趾高气扬”却没弄清它的本意！同时还将趾字读成了“扯”字！这一字之差便使这成语成了不类不伦！趾！指的是名词和器官，而扯则是动词，而今这中专生竟用来挖苦面前这些衣衫褴褛的囚徒！这味道有多酸却是品不得的。
也罢！既然他喜欢用这个词，并深恶痛绝这种对他藐视和不恭，就用此作了他的“雅号”吧！于是六队给他取了一个方便大家都好称呼的绰号：林扯高。
然而，妮姑坐不稳法台！
林彪事件败落以后，他便从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上迅速跌落下来，并被分配到农六队当一名普通的管教干事。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目睹他怎样借六队的张锡锟“反革命”重案，用无辜者的生命染他的红顶子，让他东山再起，一度又夺回了他失去的权力。
接着又被他的“同志们”从新推下台来，直到九年以后，毛泽东命归黄泉，文革收场，他的政治赌注也跟着全部输光时，还痴迷到进入驻军营房偷取枪支，逃往耗牛山，扬言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走井岗山的路”，最后以“上山为匪”的罪名被他的“同志们”送进了大牢，这是后话了，本文在以后章节中，还将继续写这个小丑的故事，给读者一个完整交待。
六十年代，疯狂的夺权运动使这些没有灵魂的人渣，在“革命”浪潮中沉浮，出现林高明现象，全国十分普遍。他们是一批独裁者手中的枪手，在被高层玩腻后，便抛在一边，后来带着他们一起殉葬！
他的训话完毕，对摆在他面前的文件看了看，也许意识到像他这种文化程度，万一将文件中的关健用辞读错，被他的同事们抓住可不得了，因读错语录而被抓进监狱的事，他亲手就办过好几个案子，他明白周围那些想打他主意的人正紧紧盯着他。于是他把它交给了守候在旁的邓扬光。
一贯主持会场的邓扬光正巴望着靠拢造反派组织，从被打倒的泥潭中早些“解脱出来”，见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新上司如此赏识自己，便毕恭毕敬接过“林主任”递给他的文件。他明白这样重要的事派给了自己，已经证明被打倒以来，他向新的权力靠拢了一大步，官复原职是指日可待的事，这叫做革命的“归队”。
可知，他在失去权力的一年中，受过不少的委曲和奚落，像他这种人不可一日无官位的，怪不得他今天态度这样谦卑。
接过文件端坐在方才林主任的位置上，清了清嗓门，他一字一句地宣读：“关于在盐源农牧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当宣读革委会成员名单中读到林高明的名字，邓扬光用一种说不出的目光，向坐在一边的林高明致意。
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表示毛泽东导演的宫廷政变已向政权基层扩展，文革两年了，在夺权中失势的人们正盼着这场“傀儡戏”的收场，这对于置身其外的我们，只冷眼旁观小丑们闹剧，并无任何兴趣。
阎王殿里谁做阎王，小鬼们都是上刀山下油锅的料，“灾害” 年代，我们大量死于饥饿，而文革期间又大量死于棍棒和杀场。文字狱肆虐着中华民族！表面看太上皇用一种仇视知识份子的面孔，依靠像林高明这样的连一个文件都读不下去的“文盲”们。
从那次大会以后，林高明开始取代了原来的何庆云，暂时成为六队的主管干事！不过，尼姑坐不了法台，林高明的“主管”官运并不享通，仅仅二年，便又重新被何庆云夺了过去，并由此而演出了一场场笑剧！
我在下面讲述的故事，与官方档案里记载的不同，这些事，反应当时社会关系进一步被扭曲的真象，作为文革的特写，它们更真实的掲示了这个执政党的又一段历史。
其实文革初潮，无论是老当权派，还是跃跃欲拭的夺权派，谁也没有摸清这场宫庭政变的本质和毛泽东布下的游戏规则，大家都直觉到风向陡转的形势，岗哨上和队部这几天异样的变化，没有人给我们传来准确的‘内部消息’，须说是一墙之隔，队部那边传来的追杀声和惨叫声，谁也说不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二）“好人” 打“好人”
1968年大约10月初的某天晚上，大约九点钟，我们听见隔墙的队部办公室过道上，传出了一阵阵呐喊声和棍棒相击的声音。监狱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我们看到了满脸是血的张事务长，正手提一根被打断的青杠棒，从围墙拐角处闪身而出，向那打开的铁门狂奔着，在他的身后紧紧追赶着四个士兵，狂喊着：“抓住他，抓住他！”一齐跟着张事务长扑向大铁门外，消失在夜幕之中。
大约五分钟左右，通往场部的那条下坡机耕道方向，传来了几下清脆的枪声。接着，童干事以及新来的高欢，一齐从队部办公室向大监门外跑了出去，何庆云关上了监门，暂时又什么也听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便听见住在养猪场的苏代卓说：“昨晚张事务长被打伤了，现在住在医院里性命难保。”大家议论开了，问炊事员，张事务长什么事得罪了当兵的？他也含含糊糊说不清。
只说六队今年自己喂的过年猪，推说过年要自己杀的，拒绝驻军要一头猪的要求，前几天就在干部小食堂里吵起来了，那些当兵的是“支左”派，谁惹得起？吵架时候，当兵的就扬言要收拾张事务长，叫他小心点。
但是，我们想不到就因此动刀动枪的杀起仗来。当然，当兵的又全是新兵，二十岁左右的人，本来其中大部分都加入过红卫兵，现在又是毛泽东最最信任的支左部队，就凭着手里的枪杆子谁敢违抗他们？
不过，狱吏对囚奴作威作福，并没收敛，因而加大了对关押囚奴的任悥打骂。从68年的开始，他们从新规定了一套对犯人更苛刻的“报告”制度。
白天出工收工，一律都要向岗哨上“报告”，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谁都不敢动一步，凡是他们认为稍不顺眼或违反了规定的人，都会拉到岗哨下面的“反省圈”里，罚站并被拳打脚踢。有一段时间白天站在那里挨绳子的人几乎天天有，六队垸坝里一时鬼哭神嚎。
当时分管蔬菜组的，是同我们一起从甘洛调来的汤干事，我们早已风闻，他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人员，对于像他这种历史背景的人怎么会被留用于监狱成为一个管理犯人的干部，我一直不清楚。
因为在战场上受伤，他的右眼被打瞎，左脚被打断，平时总是戴着眼镜，走路也是一跛一拐的。大抵正因为与同事相比他自觉矮人三分，所以平时对我们还和气，当时我们因为一直吃不饱，偷吃生萝卜，黄瓜是常有的事，他看见了也要把脸背过去，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平时常帮着菜蔬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对他都非常尊重，不同他顶嘴，也不做使他感到为难的事，只因为他手中的权力太小，事事处处他都要小心翼翼，有几次我因为肚子痛，向他请假去医院看病，他都回绝道：“你去找何干事吧！”
知道他胆子小，我们再没向他请过假，只是偷偷的到医院看病，即使抓住了，也只是说“我自己来的”便与他无关。
然而岗楼上这些当兵的，却一直对他呼来喝去，把他当奴婢在使用，最令他为难的，便是冬天对他们的蔬菜供应！。
一到冬天，严霜和西北风使二道沟地区的菜地里，再不会生长新鲜的蔬菜，农六队大约五亩靠着水塘的菜蔬苗圃地，冬天靠那水塘里积存下的死水，维持着萝卜、大白菜过冬，这些数量有限的鲜菜靠用碳灰“护兜”，稻草“护顶”，仅能满足几个干部的供应，冬天犯人们吃的，全是夏天晒制的干菜。
按照场部和驻军在建场开始时所订的“协议”，驻军的蔬菜基本上由他们自己生产出来，场部为他们专门划出了一片土质最肥沃的菜蔬地，还向他们提供需要的菜种和菜秧，不过，这些刚刚脱下千巴万补的破衣裳，刚刚辞别“糠菜半年粮”的农家子弟们入伍以后，一穿上崭新的军衣，吃上优质伙食，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忘掉了原先是老几。
尤其以打砸抢为能事的“中学生”，习惯了拿来享用的习惯，那由场部划给他们那片最肥沃的蔬菜地，经常长满了乱草无人照料。
他们所吃的蔬菜基本上都是从盐源县城，甚至从两百里外的西昌城里用车拖回来的，然而驻军们常嫌菜不够鲜，特别在隆冬季节很少吃到蔬菜时，便向场部摊派，农六队的驻军把手直接伸向枪杆子底下这六队“队部”，于是每年从秋天开始，岗楼上的士兵对“鲜菜”的需求，便成了队部最烦心的事。
那不到一个班的营房驻地，不知有什么不可泄露的东西，平时绝对禁止囚奴们进入的，送鲜菜的活最先指定由守苗圃的夏守愚承担，后来又改为菜蔬组长贺春涛，总之由老管亲自选定的人来完成。
1967年以后，给营房送菜的差事，全落到了汤干事一人头上。我曾不止一次看见他背上一个小背兜，跛着脚一瘸一拐的爬上那通向岗楼的梯坎，为这些年轻人送菜上去，冬天菜枯，于是他每天都要爬上梯坎，好像是这些士兵的勤务兵。
这些士兵却很以为自得，不管地里已砍不出什么鲜菜，汤干事心中一百个不情愿。但支左时期，场里的科长们，尚且要被挨整，何况他？也只能在背地里咕噜道，“一个个年轻力壮的，不但挑好吃的要，自己吃的菜还要给他们送到手边。”
虽然这么说，在枪杆子下面只好规规矩矩的服从，忍气吞声的承担这个谁也没有指派他的任务，宛如当年日本占领时候的皇协军，强迫维持会的村长，完成交给他们的摊派一样。
守苗圃的犯人叫夏守愚，其穷凶极恶不在周学祝之下，当时六队常住在外守棚子的仅只他一人，为了经营苗圃这个他个人的安乐窝，这个老家伙手段之一，便是千方百计讨好这些横不讲理的兵大爷。为了投这些士兵的好感，他专给他们供平时缺稀的菜。有时候干部食堂都吃不上的菜，而在士兵的“伙食团”里却应有尽有，不但质量好，而且经常不计秤。
为了防止囚奴擅自撞进他的领地，夏守愚专门沿水库，用竹扦做了一圈栏杆，整个苗圃地留着两道小门，一个通向六队，一个通向场部，谁如果擅自进入他的苗圃，公开毁掉他小门的人，都会被老管门押到六队坝子里岗哨下的“反省圈”里，挨他们的鞭打。
有一次快过春节了，因为苗圃地里还留着大约只有三厘地的芫荽和小葱，上面盖着厚厚一层谷草，队部向夏守愚打了招呼：“这点斟料，是留给干部食堂过年的，没有经队部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取用。”
这事很快就被岗哨上的士兵知道了，开始还用命令的口气，摊给汤干事为他们办点小葱和芫荽，汤干亊回答说“苗圃里已没有这种菜了，你们不如到西昌采购”，想不到兵大爷自己跑到苗圃地里，很快找到了那片芫荽地，便毫不客气的将仅剩的全部挖净。
汤干事赶来问是怎么回事？那士兵却向汤干事喝斥道：“你不说苗圃什么也没有吗？姓汤的你还是识相点，否则有你好看的。”
那汤干事明知是夏守愚窜通了老管们干的，却并不敢去责问夏守愚，而是朝着挖得乱七八糟的泥土滴咕道：“这那像解放军，简直比土匪都不如。”
这叫一报还一报，枪杆子里出的不仅是政权，更出霸道，狱吏们也有被欺侮的时候。
（三）高欢和童管教
自从六队的斗争会中止以后，“军管时期”到了。
张事务长的挨打，只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幕，自严管组建组以来，新来的高欢因特别对犯人下得了毒手，所以分管了严管组，这人同古柏中队的李铁脸都是北方人，没有其它的本事，就是打人很下得了手。
那时每次严管组收工回来，都有人因各种鸡毛蒜皮的事被他叫出列，站在岗哨下面“反省圈”里，免不了挨他一顿毒打。特别是他那厚厚的军用皮鞋，鞋尖处钉有铁块，被他踢过的人，要青肿几个月才会消。
短短不到一年，在他脚尖下受伤的人，不会少于十人之多，故有外号人称高铁脚，然而，他的铁脚也只能在备受凌辱的流放者身上逞威。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晚上值班点名的正轮到他，按照往常的规定，他应当拿出点名册，一组一组点名，清点人数确已到齐，才可下令解散，各回各的监舍就寝，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值班的人为了省一点事，点名改为各组报数，各值班员只要清点本组人数到齐，便可报告值班干事，由值班干事发令解散。
既然“规矩”经过修改，这高欢自不例外，点名时并没有带点名册，叫各组值班员自已清点人数。
当晚坝子里响过报数声后，中队值班大组长冯俊伯向高欢报告了人数，他解散的命令刚响过，立即从岗楼上射下了一束白炽探照灯，岗哨上传来一声西充口音的大吼：“谁叫你们解散的？”
听到这一声吼，站在灯光下的犯人谁也不敢动，每个人心里明白，在这段时间里，谁如果违抗这些当兵传出来的喝令，就是被打死也只能自认倒霉。
大家静静的观察这高欢如何解决这种尴尬局面，只听见那探照灯的背后另一个人又大声吼道：“姓高的，干啥吃的！晚上点名不带点名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政府的工资就那么好拿吗？你这种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还配称得做管教干事？”那话音听来几乎像打雷，其语气的尖锐同管教们平时对犯人的训斥几乎一样。
那高欢被岗哨上传下的命令喝住，平时那种对付犯人的威风劲此时不知哪里去了，在探照灯光下站在那里发呆。好一会，喃喃的向岗哨上的哨兵解释道：“以往都是这样清点人数的。”那岗哨上顿时发火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嘴硬，要不要你们管教科长向你说话？”
高欢心里明白，站岗士兵哪有资格来管干事们的事！这不等于爬到我高欢头上拉屎吗？当着这两百号犯人朝我脸上吐口水，我这脸往哪儿搁？
没想到他一点都没有发脾气，而是顺从那士兵的命令，低头一声不吭向大门方向走去，不一会他取来点名册，开始点名。
不过，那点名的声音在颤抖，在枪杆子逼迫下点名，够他铭记一生的。
解散后，大家回到自己的监舍，静静地听那隔墙队部办公室有什么动静。按照我们的估计，平时那么凶狠的高欢，不可能无缘无故受这一肚子气而善罢干休的，他回到队部必会搬出救兵，狠狠地教训那哨兵一顿。
可是我们想错了，当时队部静悄悄的什么反映也没有。
第二天高欢就从六队消失了，再没有露面。为这件事六队曾经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高欢本来就有软处被支左部队抓住，又有人说他去场部告状提出辞呈再也不回六队了，但这种明显的黑吃黑竟被流放者目击，共产党不就讲一个权吗？谁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谁就赢得一切。
严管组的人不少人挨过他的踢，至今还留着伤痕，便齐声咒骂这高铁脚。
从此以后，晚上清点人数的“制度”又换了新程序，除按往常那样站队集合，还要由值班干事按点名册点名完毕，才由值周犯人大组长，向岗哨上报告当晚在监的总人数，等到岗哨上值班的哨兵回答一个“去”后，点名才算完毕。
如果那天碰上的那个哨兵情绪不快乐，存心刁难，在向他报告了人数后，却迟迟的不喊出那个“去”字，那么全体人员，包括当天值班的干事还要傻乎乎站在那里陪那士兵，被人捉弄惯了的流放者，早已对这种捉弄习以为常，然而这不明摆着欺侮到狱吏头上了么？
没过几天，晚上当班的是童干事，六队八名干部中数他最年轻，调来农六队后，同其它干部素无来往，在六队两年多，只知道他下班后别的地方哪儿也不去，常一个人上水库钓鱼，谁要有事找他，在水库上准会找到他。
“文化大革命”闹得沸沸扬扬，唯独他那派都不介入，我们听说，他是场部的一名“消遥派”，自从张事务长发生意外后，六队就把事务长的工作分给他管。
那天晚上他仍按原来的老规矩，晚上学习后，他空着两手走到院坝里，当天值班的代朝谋，口令集合以后，他漫不经心说：“各组清完人就解散吧！”代朝谋犹疑了起来，站出列，悄声把现在点名的规矩向他讲了一遍，但他喊道：“你在讲什么呢？我听不清楚，别哆嗦了，白天劳动了一天还没有累啊，报数！”
各个组七零八落的报完数，完了，童干事一声解散的口令刚响过，岗楼上果然响起严厉的呵责声，又是那个固执的西充佬，此时带着怒不可遏的语气大喝道：“站住！怎么，规矩不懂么？又要复辟么？”
但是童干事根本不理他，一面向大家摆摆手，一面好像没听见似的，扭头朝监狱的大铁门方向大步往回走。所有的流放者并没有散去，而是站在那里，看看这场神仙仗又会怎么结果，西充佬怎么对付这个“消遥派”。
岗哨上的探照灯立刻打开了，灯光的光芯死死地跟着童干事，“站住！站住！” 西充人气急败坏地吼道：“回来，不然老子要开枪了！”童干事停住了脚步，回过头去对着探照灯射出的地方平静回答道：“要干什么？”
“老子要你懂规矩，重新点名！”西充人在上面继续咆哮道。不料，这位平时很少说话的童干事抬起头来，朗声哈哈大笑，只听他说道：“什么玩艺儿，也不照照镜子你算老几？”话音刚落，身体已经走出了墙外的拐角处。
紧接着轻脆的冲锋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对面小监的围墙上，爆起了一股股飞溅的泥灰，探照灯光映出一股青烟，空气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隔着墙办公室那边传来了喧哗的人声，刚从场部调到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军事代表林原喊下了岗哨上那个西充人，那西充人拿着手枪，恶声骂道：“不按规矩办事，老子一枪毙了你，你又把老子怎么样？”
那童干事毫不示弱，回敬道：“量你小子没那个狗胆，我可不是高欢。你小子可是狗拿耗子多事，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你不过是一个普通当兵的，现在敢不敢把你的枪再对着我开一次？”
此时，岗哨上站着所有的哨兵，好像一触便要爆发火并似的。
又过了一会，大铁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看来警方和狱方的高层人员闻讯赶到了，墙外的争吵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依旧是童干事值班，表面上仍同往常一样，就是严管组这一天却没有出工，因为哨兵说他们今天没人带队，严管组乐得休息一天。
晚上清点人数时，童干事还是昨天那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报数的老规矩点完人数以后，便向当天值日的组长周学祝努了努嘴，示意他向岗哨上报告人数。
以后点名就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看来这是双方经过一天一夜的争执达成一个新“默契”，既没按士兵们的规矩办，又表示尊重警方的存在。
只是犯人们多等了几分钟，增加了一道犯人值班组长向岗哨报告的程序，像这种神仙打仗倒霉的总是犯人，但狱警双方这种逞强好胜，弱肉强食的法则在文革期间多次引发武力冲突，他们本就没有什么统一可言。
我们从这么一点小事上，看到全国引发武斗血案的起因，原来就这么简单。如果那一天童干事和西充人再发展一步，难保不会有一场新的血案在六队演出。
为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需要，全国此时也不知有多少年轻人，因互不相让，殒身在大大小小的武斗战场上。
这段日子里，无论是白天和晚上，我们都常常听见不知何方传来的枪声。
（四）红卫兵‘坟’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蔬菜地为刚移栽的菜种地施水时，听见农六队山梁背后，从盐源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枪声越来越近，还没到十点钟，中队长郭川小跑到蔬菜地里传令大家马上收工，回到监舍后，大铁门便被上了锁，在坝子里巡逻的士兵，喝令我们，不得在院坝里闲逛，偷听。
那时，队部办公室静悄悄的，好像干事们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饭时，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到下午三点钟，羊圈方向枪声大作。
自从4月，六队连续两个月轮翻批斗会后，我们便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这天下午，我们被哨兵撵回自己的监房后，刘顺森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便按照往常的约定，进了厕所。
今天，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俩选取了两个相邻的蹲位蹲下后，他告诉我：“拣粪的人带回最近北京发生的最新消息，毛泽东与刘少奇火并，刘少奇已被暗杀，杨尚昆已发动了兵柬。”他一面说，一面将一卷发黄的纸塞在我的手里，那是不知那一个造反组织散发的传单。
北京发生越来越公开的内讧，我们早有传闻，刘少奇是否被人暗杀，杨尚昆是否因发动兵变而被拘捕，这些并不重要，何况，在我们这种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共产党彻底垮台以前，我们永远都无法弄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何况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有必要吗？
我们最最关心的是，毛泽东的独裁已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的统治和开创的独裁统治，究竟还有多长的寿命？在行将灭亡时，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俩进监狱时，都还二十岁，单纯而又幼稚，入狱不到十年在练狱中重新认识中共，但我们还不成熟，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单凭一腔热血同专制主义去拼，还远远不够。
曾几何时，监狱里一阵打人风就使一切都变了。现在恐怕像王世春那样公开讲“毛氏膏药”笑话的人没有了，我也不会像去年六月那样在禁闭室里公开吼“天都快亮了！”我们是否应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以修正，否则你我死绝了，这笔中共所欠下的债由谁来清算？
我们都深深陷入了沉默之中。
那天晚上，大监铁门紧紧的关闭着，下午离开这里的干事们好象并没有回来。晚上九点钟，也没有按往常那样，集合点名。只听见岗楼上传出了哨兵的命令，“各组清点人数，回房睡觉，晚上不准出来走动。”表面上看，很平静的夜里，一种说不清的危险不知潜伏在那个角落里。
大约十二点钟左右，与我们一沟之隔的农一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阵的哀乐，我估计就在附近，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那哀乐是在给武斗中的死者送行，那么那枪声是在为死者致哀了。
哀乐持续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农六队依然闭门不出工。直到下午才看见干部们回来了，他们神情疲惫，衣袖上戴着白花……
几天后，本组派出去拣粪的肖弟良悄悄告诉我，盐源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从西昌开过来的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造反兵团，与盐源地区的保皇组织，在盐源县城里激战了两天两夜，死伤无数。
他看见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盐源县城开出来一支足有七八辆卡车的车队，径直开到了本农场农一队大门口。这时天已黑了，护送卡车队是十几名全副武装戴红袖套的年青人，沿农一队进门处的过道上还布了若干的岗哨，监视着戚黑一片的野外。
车队进入农一队的大门后，从车上卸下了好多用白布裹好的担架，当晚在坝子里用绿色的帆布，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棚帐，并在里面设下了灵台。然后，在森严的戒备下，将这些白色的担架抬进了灵堂里。这些白布裹好的尸首，就是那天在盐源的武斗中“牺牲”的亡灵，灵堂里凑起了哀乐。
从第二天开始，几十名被挑选的就业人员，在武装的红袖笼监视下，就地挖了两个大坑。坑挖好后，那些尸体就被安放在里面，上面垒起了高三米的大坟荧。留下一个坑，大概是供下一批武斗牺牲者用的。已经落成的大坟包周围，插着用铁皮和木牌制作的灵牌和挽联，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姓，和“以血还血”，“讨还血债”之类的标语。
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农一队的大坝子，便被扎红袖笼的年轻人武装看守着，平时不准任何人进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夜晚，那里又一次响起了枪声，一支不知从那里来的红袖笼，夜袭了这处坟地，据说是曾与他们发生武斗的红色造反组织，扬言要“踏平”这个山头，挖出被埋的人，用他们已经腐烂了的尸体，去祭那场血腥战斗中被打死的战友！双方又一次血染了这个山梁。
鸣呼，在这种“和平年代”里，究竟有什么血海深仇在双方心中解不开？难道他们连自已被人操纵，都不曾丝毫察觉？难道他们在打着誓死保卫他们领袖的时候，却没有好好想一想，这个领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除了空前的灾难，贪穷、饥饿、同胞相残杀外，什么也没有吗？
而今这些愚昧的死者找不到一处墓穴，他们的亡灵在这荒郊野外徘徊，担惊受怕！
我替这些死去的年轻人悲哀，可知道曾辛辛苦苦抚养他们成人的母亲，闻得他们的儿子竞落到惨死武斗场的下场，会怎么伤心欲绝吗？
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性怎么会泯灭到这种程度？他们那强烈的复仇心怎么会落到与自己相同命运的同胞身上了呢？这难到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么，它的后果会是怎样呢？
想到这些我感到了恐惧，我一定会在今后的无数夜晚中，做着相似的恶梦！尤其是，我怎么都没想到，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千里之外我的弟弟被造反派无缘无故的害死，我的母亲因此而投塘自杀，我的家正处在毁灭中……
我们曾住过羊圈反省室背后的那山头上，原来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林，我们常常在这里铲草皮积肥。就在这一段时间，场部发了通知，禁止我们在那里出入。后来，每当我们听到从那里播出的哀乐声，便知道，那里又增加了一片新的坟地。近段时间，那里传出的哀乐声隔两天就有一次，场部的干部们真不知犯了什么煞星，怎么在短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死去？
——两年以后，当那山坡靠堰沟的土地上种上了苹果树，我们去那里栽树，有机会再去那里，结果旧貌换了新颜，原来稀稀落落的松林中，生出了几十个新坟墓。
从那些墓碑上的记载，知道这些坟墓的主人都挂着政委、指导员、干事等等头衔、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这些死者虽谈不上那一级官员，但必竟是“高踞”在我们之上的“国家干部”。
墓碑上还记载着他们“悍怀毛主席革命路线”，因公殉职的事迹。
可惜这些死去的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在中国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巨大灾难中，充当了可鄙的牺牲品！甚至于其中许多不悟之徒，在武斗被枪杀时还狂呼“保卫毛主席”的口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