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中集(39)

【新唐人2011年11月15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嬗变

68年以后召开的公判大会,再没像67年4月份的那次公判会那样,还保存法律的一点形式,允许被判刑人陈述自已的意见和要求。

从66年到77年,“文革”猖厥的十一年中农场每年都要招开好几次规模巨大的“杀人”公判会。每次杀人的人数,多则十几人,少也有三五个。

整个公判会,将被判处的人五花大绑后,先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由武装士兵将他们反挷双手,押上场来已不成人形,让这些被整得生不如死的人跪在台前,以恐吓众多的囚徒。整个会场,充满恐怖至极的气氛,直到公判结束。

然而,从1977年开始,毛泽东建立的亇人独裁,受到来自人民的普遍抵制,处在四面楚歌中,中共内部的“走资派”不但没有因“文革”而退出历史午台,反而取代了毛的权力,逐渐走到了前台。

杀人正是毛共独裁走投无路的表现……

第一节:杀一小批运动

1969年的“严打斗争”,是疯狂的文革屠杀达到高潮。盐源农牧场的许多政治犯,在这场残酷的杀人运动中先后被杀。

(一)枪杀陈力

1962年3月,由重庆和成都监狱汇集起来的五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大闹了雅安三元宫监狱,引发著名的四川“监狱抢馒头事件”。在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振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我们的囚粮抢回来!”此人就是陈力。

事件过后,我们这支队伍被调到甘洛,他被押去了斯足中队,我被押到西西卡中队。残酷的练狱使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在短短十个月中,就有一半埋骨在这里的荒山野岭中。

1964年10月,在经历了生死磨练后,我俩逃出了甘洛的鬼门关,作为幸存者,我们最后在二道沟的“反省室”里相逢了。

在小监里,我俩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反省室里交流了彼此的身世。

1951年,陈力刚从初中毕业,年仅16岁就应征入伍,“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使他在无知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经过两个月训练便跨过鸭绿江,充当了中共的炮灰。

日以继夜的穿插战和急行军,在滚滚浓烟战场上他们徒步穿挿到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战上甘岭的战斗。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保卫祖国”的宣誓,这一切是战争和炸弹不能讲清楚的。

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陈力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当时人们称之为“最可爱的人”。身负八处重伤的陈力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

经抢救清醒过来以后,陈力睡在离前沿阵地仅两百米的担架上。炮弹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替换下他,他已经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接替他守卫阵地的后续部队,全在炸弹轰炸下成了齑粉。

侥幸存活的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火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冷静下来后,身处异囯的他,却在寻思为什么而战?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爬进了他的脑海。

不久韩战结束,他复原回到了重庆。

复原回到重庆后,陈力被安排在位于化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两年中,1955年,他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的论述,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等文章。他对工厂党委会包揽一切、大权独霸的作风产生了很深的反感。

陈力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被党委书记抓住,上纲上线,残酷斗争,除批斗外,还将其开除。说他们利用公家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

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厂因管理不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在天井里銹烂。设备因没人及时保养,很快变成了废铁,工人的消极情绪在普遍滋长。他同党委书记就企业管理产生了争执。争执多了,两人之间的承见日渐加深,这种承见,很快招来书记对他的挟私报复。

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早期启蒙,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怀疑。陈力在1957年的在大呜大放中,犮表他对工厂管理的见解,在鸣放会上斥责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

同时他抛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独立行使管理的办法。
那一次犮言,他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右派帽子,从此削掉了他的“官职”,并被开除党籍。

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理想化为灰烬后,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陈力认识了中共是一个是非不明、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

紧接着,陈力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荒唐闹剧,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国人民的灾难。生活的经历,使他从对中共的迷惑中清醒了过来。

当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看到了中共的骄横拔扈,看到了中国百姓被奴役和饥寒煎熬的现状,看到了人们连挨饿都不敢直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对中共的敬仰、追随,转变为怀疑和敌视,经过慎密的思考,成为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战士。

1959年,因为继续的反对工厂党委,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使他的“反革命”日益“升级”。

有一天,有人发现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刻写着“打倒共产党”五个字。监狱管教如临大敌,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字迹鉴定。

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武断认定这一“反动标语”系陈力手迹。

在提审他时,陈力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断然加以否定。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

他说他会公开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蠢事。

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申辩,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的头上。并以此作为铁证,宣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监狱后的半年,陈力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发配甘洛农场,成为500名“流放大军”的一员。

在途径雅安监狱的抢馒头案件中,陈力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

我在西西卡中队同死神较劲,同“张棒棒”肉搏时,陈力也在斯足中队公开的拒绝劳役。我俩因为公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遂被当局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者,是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陈力却留在二道沟地区。

同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陈力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小监。直到九月,我们合并一处不期而遇。

从此以后,我们俩便成为农场中人人注目的“反改造分子”。并戴上了一顶时髦帽子:“国际修正主义的急先锋”。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俩放回到大监中。

1966年5月,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飚初起时,在农六队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公开为文革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视若禁区,而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对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很大的摧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老鼠在足有40厘米厚的泥墙上穿洞。我俩便依靠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信息,而今想来,他的文章记载了监狱的暴行,揭露了中共的虚伪,抨击毛泽东复辟专制主义等等,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其主要内容了。

记得当年在报纸上读到“燕山夜话”的文章时,讽刺高产卫星为“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遮掩真像的“皇帝的新衣”;劝戒主观武断的“领袖”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

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而是直抒胸怀,痛斥毛泽东,斥其祸囯殃民,痛快淋漓。

他在狱中写下的五十万字,每一个字都是射向独裁统治的一颗子弹,每篇文章都是一柄直刺独夫民贼的利剑。

记得有一篇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饿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娘。老大娘来到埋葬她年仅十六岁的儿子的墓前哭唱的吊亡诗,情节哀惋凄凉,如泣如诉,我当时边读边流泪。

这些年来,当局强逼老百姓从每月十八斤吊命粮中扣掉两斤,还美其名曰:自愿献给社会主义建设;毛贼忍心看着百姓穿补疤衣、吃观音土,却“无私”施舍为他唱赞歌的国际乞丐霍查希尔之流;他评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从饥寒交迫的百姓身上抽出血输给疯狂战麾下的狼群”。

点明,原子弹才是中国的独裁狂用来唬人的“纸老虎”,除了使周边弱小民族不敢对中国的胡作非为表示异议外,无异于“玩火自焚”。

在陈力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残暴、比杨广还昏馈的暴君。是一个连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思想灵活,妙笔生辉。陈力借一个因饥饿求生被置死地的中国人的愤怒控诉,为死于运动的中国数百万冤魂呐喊。淋漓尽致,痛快之极。

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文,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哀,表达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舒发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中国未来的忧虑。这就是陈力的文风。

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无法保留这些东西。

1966年7月,当何庆云将我从农六队粮食库房的小监,转到大监一个星期后,一辆蓝色吉普车开到了农六队的监狱大门边。陈力被两名警察从临时小监里押了出来。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一只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蓝布包,从容不迫走过农六队前的大坝。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陈力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环顾四周,频频点头致意。与我们一一告别。

当我俩的眼光最后一次碰撞以后,便成了留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褪掉的记忆。他那坦然平静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给我传递着难以割舍的情谊,还暗含着永别的嘱托。

陈力昂首而去了,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一步一顿的坚定步履,走向刑场。为他的信念和正义而献身。陈力一步一顿地走出了农六队的大铁门。大铁门边,留下了陈力永远无法消退的身影。

这么多年来,为了保护我们追求真理的神圣心扉,我们习惯了在棍棒和绳索下同监狱当局对话,习惯了长期伴着镣铐渡过寒冷的冬夜,习惯了在阴暗的小监中写下对独裁者口诛笔伐的檄文。我们不会奢望当局会赐给我们自由,也从不幻想个人的前途。在如此深重的灾难之下,面对当局的种种诱惑,我们只是报以轻鄙一笑。

我们曾为相隔千里、十年不闻音信的亲人倚窗舒怀,也曾为这种发自肺腑的牵挂而吟诵断肠的哀歌。但此时此刻,陡增了一种与难友生死永别的悲伤。

我曾目睹许多与自己生死相许、患难与共的伙伴从容就义,并多次从饮弹刑场的同伴身旁擦身而过,每到此时,都难以控制内心的哀伤!

公判大会会场之惨烈,常使我恶梦连连。血腥的恐怖笼罩着全国。陈力在盐源县城被枪杀,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形,难友多方打听见证人,才大致获知如下一点情况:

1969年8月21日,在戒备异常森严的盐源县看守所里第5号监舍,一大清早,陈力像往常一样漱洗完毕,然后整整衣着,再将被脚镣擦伤的地方用绑脚布重新包扎好,便正襟危坐在铺满乱草的“床上”闭目养神,静静等候着狱卒来给他打开铁门。

十天以前,在县法院一间秘密的审讯室里,审讯官向他宣布了西昌中级法院对他所作的死刑判决。判决书说他“疯狂地、明目张胆的反对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

审讯官宣读完毕,便把判决书递交给他道:“现在允许你提出最后要求和遗言。同时,请你告诉法庭,你的死刑宣判应当通知你的什么家人?”并宣布给他十天的上诉期限。十天上诉期不提出上诉,便在第十一天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地回答道:“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共产党人手里。”

对于这个宣判,陈力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在他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剩下十天了,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尤其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独夫民贼毛泽东死后中囯犮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陈力的母亲已经亡故,父亲是巴蜀中学的国文教员。家教自幼熏淘和老父的悉心指点,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流畅犀利的文笔。文革狂飙如火如荼的时期,他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学校的“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朝不保夕。

陈力坚信,他的狱中著述,会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最后十天中,陈力唯一的心愿便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的著作保存完好,以留给后来的人们。

后来这些遗著不知是焚毁了,还是封存在档案中了。同我在狱中的著述一样,至今也不知保存在那里。

八点钟光景,通往小监的铁门被打开,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监舍门上传来了开锁声。监门打开以后,两名押解士兵急速地跨了进来。

陈力从容地从铺位上站起来,两名如狼似虎的士兵已经窜到了他的身边。一左一右,猛然地将他掀翻在地。并且死命地将他的头按到地上,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

一阵强烈的剧痛后,他的嘴巴被撬开,舌头被割去,满口鲜血。原打算在生命最后一刻振臂高呼的想法成了泡影。

陈力拚命的用脚上的脚镣,向按捺他的士兵猛烈的撞去。然而这一切都成徒劳。他被紧紧地压着没有动弹余地。

十分钟以后,陈力被反捆着双臂,由那两名士兵挟出了监舍。那间收拾得很整洁的“监房”,现已乱成一团。

两名士兵挟持着五花大绑的他,走出住了三年多的盐源看守所,将他推上门外停的一辆军用卡车上。在六名士兵簇拥下,他站在车厢的中间。

卡车启动,向盐源县城的主干马路驰去。车头上的大喇叭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嘶叫,这时,陈力满口是血,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耳朵里,突然响起了牺牲在北京西城菜市口谭嗣同,题于狱壁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天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那视死如归的壮烈场面,已用他的血将要讲的话留给活着的人了……

街道两旁拥挤看热闹的人群,上了年纪的市民并不认识囚车上的人,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

囚车很快地驶出了盐源的街道,随即直奔公判大会会场。

上午十一奌鈡,在一处高高的山岗上,在一处可以看到山下的小金河蜿蜒流淌的开阔地上,陈力被枪杀在这里。

(2009年4月10下午,我们雇车找到陈力被害的刑场,那里已是一片茂密葳蕤的白桦林地。林下仆倒一块断成两截的水泥石碑,石碑上大书“刑场”两个大字。这次重返盐源,我才从文天华、李禄云、吕洞良等幸存难友的口里知道,陈力被杀害前,已被割掉了舌头。行刑前,行刑的兽兵强摁陈力下跪,但陈力仍然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兽兵遂用刺刀从陈力背后刺穿了陈力的膝弯,再将其杀害。)

陈力被杀害后,我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身陷囹圄,旡法与他见靣,“献身愿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陈力被杀害后多年时间里,我都没找到他五十万言遗著。

但我发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会将我们这段同狱吏斗争的历史,告诉中国的下一代,请他们知道毛贼东独裁的残忍本性,再不要相信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花言巧语,牢记只有民主才是中囯今天所要实现的目标。

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反抗暴虐统治的精神永存!以慰籍他在天英灵。

(二)杀蒋正君和刘志和

同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一样,盐源农牧场接连召开了好几次“杀一小批”的宣判大会。就刑的人有越狱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图越出国境线的人,有斥骂专制魔头的政治犯,也有纯属为了揍数的莫明其妙受害者。

枪杀陈力前一天下午,何庆云和荣老头站在队列前宣布:“全体人员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扫清洁。明天盐源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要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何庆云还特别强调:“从宣判大会开始,直到宣判大会结束,禁止六队的任何人外出。”气氛更加萧杀恐怖。

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了一卡车士兵。不一会,岗哨上面以及周围的围墙上到处都是戴绿色军帽的人头。南边的和西边的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到处都是伸向六队院坝里的黑洞洞的枪口,一进入会场,就能感受到恐怖的杀人气息。

九点钟以后,各中队相继进入农六队的两扇铁门里的指定位置。

“杀一小批”运动以来,这样大规模杀人宣判会,已是第三次了。我和刘顺森、蔡先禄等被当局重点“敲打”的人,安排在紧靠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目的是让我们看清死刑犯临刑前惨不忍睹的每一个细节,以扩大恐怖效果。

当押解待处决犯人的囚车开进了农六队的两扇大铁门时,全场的眼光都朝囚车看去。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里不断传出“安静、安静”的喝令声。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喧哗。

疯狂的“杀一小批”运动,撕下了改造政治犯的遮羞布,仅这一次宣判会,就夺走了八名反抗者的生命。

蒋正君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从娘胎里出来,就属于毛泽东划定的黑五类,是被这个政权永远踩在脚下的人。

他天性软弱,在没有被当局逼上绝路前,他努力地逃避着政治。他徼幸逃过了反右派的打击,然而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他原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雕塑和绘画天赋,在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为他造福,而是最终把他送进了地狱。

大跃进后,书已无法读下去,1960年的大灾荒中,他背着画板卖艺求生,流浪各地。但是在那个饿殍遍地年代,人们只关心能果腹的食物,谁又有兴趣请他绘画?穷困潦倒中,他扛过苦力,拾过破烂。

拾荒中,有一次捡到了几根铜丝,拿到废品收购站时,被怀疑偷盗电线,将他送进收容所收容审查。

收容所里的管教员组织了斗争会,逼他承认捡到的电线是有意的反革命破坏,饥寒交迫的他求生不能,转而求死,横下一条心,破口大骂收容所里的管教人员,于是他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得到一张蹲监八年的判决书。

判刑劳改不久,蒋正君被送到盐源农场。开始,他被编在农二队,当局发现他会画画,让他绘毛泽东人头像。那时文革已进入军管时期,蒋正君自告奋勇雕塑了一个毛泽东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塑成,获得了军管会的赏识。于是将绘制“毛主席在安源”的巨幅油画任务交给了他。

蒋正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绘制成一幅高3米宽2米巨幅油画,摆在场部办公大楼的前面。

从此各中队都相继请他作画,在军管会特许下,蒋正君背着画板出入各队部,成了一名专业“画师”。他每到一个中队,享受着干部食堂免费就餐的待遇,在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这已是相当丰厚的报酬了。

蒋正君在画画过程中,在各中队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文革派斗中的失败者。他们充满了逃向国外的幻想,认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过上自由富足的生活。

不久,各中队毛泽东塑像告一段落,出乎他的意外,他没有被招回场部,而是重新回到了农二队。蒋正君疑神疑鬼,怀疑他在各中队商量外逃的事情被人检举。

就在这个时候,蒋正君碰到了当年在孙家花园里的两个“老前辈”,请他们分析他被突然召回二队的原因。两个“老前辈”是看守林业队苹果园的,一个在国军中担任过中校军医的黄孝德,一个是任少校副官的陆存虞。从此他和两位老人结为朋友,互通消息。

他在绘画期间积攒了些钱和粮票,因为听说距云南边界上的李弥残部就在附近,便向两人询问那里的情况。有一次两位老人向他画了一张李弥残部所在地域的示意图。没想到这张随手绘制的草图,在“杀一小批”运动中,竟夺去了五条人命。

没出几天,传来了蒋正君逃亡的消息。并说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逃亡队伍。这次盲目出逃,很快就被抓获,军管会硬说两名国军军官是这次投敌判国的黑后台。

于是,一个以蒋正君和黄孝德为首的判国集团的案卷,便报到了西昌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桌上,这一“叛国投敌集团案”的涉案人员达四十余人,在本次宣判大会上拉出去枪杀的达五人之多。

当时,枪杀一批人是不用经过最高法院核准的。直到十一年后,他们自己复查的结果,这个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全是屈打成招罗织出来的大冤案,不过是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瞎吹。但是人头已经落地,事后的“平反”又有多大意义?

另一个被杀的人刘志和,更令人惊叹,当局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也推上了断头台。刘志和捕前原系重庆的一个街道派出所所长。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当过警察,还掩护过中共重庆地区的几个地下党员,他应该属于中共潜伏在国民党警察里的地下人员。

中共夺得政权以后,给了他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官,文革初期的四清运动中,他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们揪出,认定他是一个“隐藏极深”的国民党特务,将他判了十年徒刑。

刘志和入狱后,老婆改嫁跟了他人,三个孩子无人照料流落街头,他经受不了这些精神打击,被逼疯了。从此口中常念念有词,一上工地,便坐在工地上唱歌,见人就傻笑,任凭老管怎么打他和捆他,都没有任何改变,且病情越来越重。

寒冷的冬天里,刘志和将自己的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送给别人补衣服。同病相怜的同难制止他,他除了傻笑外,还将棉絮撕碎抛向天空,说是九天玄女来接他了。

晚上,刘志和裹着烂棉被,冻得瑟瑟发抖。然而毫无人性的老管罚他站在霜雪铺地的坝子里,看他狂喊狂跳以此取乐。

开饭时,刘志和拿过罐罐饭,往里面抓泥沙,再用手抓着连泥带饭的往嘴里塞。何庆云迷缝着近视眼武断地说,刘志和在装疯,用装疯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仇视。并狠狠的对他说:“你真疯的话,为什么还知道排队拿饭?”未经医生鉴定,便把他关进了小监。

刘志和被关进小监后,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他从小监传出来呼喊报告声。到了深夜,听见他高声的吼叫和唱歌。

巡逻的兽兵听得厌烦了,从办公里取来小监门上的钥匙,打开他的监房,给了他一顿暴打。夜半传出的惨叫声十分凄厉。我常常担心,总有一天,刘志和会被活活的打死在小监里。

有一次,老管打开刘志和的监门叫他出来倒屎尿,他突然将手伸进自己屙的屎尿中,抓出来住自己脸上一把一把的糊,一边糊一边还向老管们浪笑说:“抓屎糊脸,抓屎糊脸!”兽兵用枪托拚命的打他,并逼他抓屎吃,只见他一面吃自已的屎,一面浪声大笑。

监狱主管明知刘志和精神失常,不但不对他治疗,反而更加紧了对他的虐待。有一次,一个兽兵用铁丝套在他的颈上,牵着铁丝驱赶着他,好像在耍猴戏。逗得围观的兽兵哈哈大笑。作孽啊!人到了这种地步,还受到这般折磨。

最后残暴的监狱当局竟把刘志和凑成了“杀一小批”的人数,稀里糊涂地把他送上了刑场。以免他再在监狱中叫喊不休,落得个耳根清净。

枪杀刘志和的那天上午,两个戴着大口罩的士兵,像拎一只小鸡,把他拎到行刑判决的位置上。只见他披着一身巾巾挂挂的破布,满身粪迹。所经路上,洒下一路恶臭。

枪决刘志和的死刑材料上认定:他以“长期以装疯作掩护,大闹监狱,肆意诋毁共产党的改造政策,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刘志和站在车上,脸色铁青,拚命地想抬起头来,仿佛要从地狱里扒开一条缝隙透口气似的。为使他临刑前变得安静些。听说给他注射了镇静剂。

只可怜他三个流落街头的孩子,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不?他们若能幸存下来,得知他们的父亲在狱中因思念他们成疯,后来又被惨绝人寰地虐杀,不知道他们将作何感想?

阿弥陀佛!从今往后,六队再也听不见刘志和那凄厉的狂喊乱叫了,再也听不到他三更半夜里的哀嚎了,看守和兽兵总算六根清静了。

在这一批加刑的人中,还有一个人因说话没忌避“毛”字而判刑的。因为他平时说话常说:“你这人得坏了毛病!”“你别毛手毛脚的!”“你这毛脾气”……竟往“伟大领袖”身上扯,成了给他加刑“法办”的依据。

立案者问:“中国字有那么多,什么字不好用?偏要用这个‘毛’字?”“你知不知道‘毛’字是谁的姓吗?这一次念你没有见识,算从轻发落。以后再不注意,就要掉了脑袋。”

五十名被判刑的人到齐,每个赴刑者在两名军警夹持下,五花大绑被推到台前,排成长长的两列。他们早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紧紧捆在他们身上的绳子入肉三分。

手臂和肩头已呈青紫色,不到五分钟,“绳刑”发作,他们便前仰后翻地痛苦挣扎起来。
我坐在会场的最前面,清晰看到他们脸上的痛苦痉挛,清晰听到他们的痛苦呻吟,不敢正视。

主持人紧一声慢一声地宣读着每一个人的判决书,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每宣判完一个判决,高音喇叭里立即响起歇斯底里的口号声。

我只能默默替受难者祷告,盼望尽块结束这场恐怖的酷刑。

陈力被害后,我想在共过患难的同难中寻找他遗留的物品和遗笔,可惜没有收获,直到十年后,我得平反回归重庆,去到化龙桥弹簧钢厂和巴蜀中学,想找到他的旧址,都失败了,被中共封死的大陆只有中共的颂歌,大量血惺的罪悪,被封杀得旡影旡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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