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文革”尾声
第三节：寻找光明
1969年，毛泽东清除刘少奇的阴谋顺利结束。在四月份召集了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接班人的身份，写进了新的党章，演完了这场戏以后，毛泽东总算解除了多年的心腹大患，国内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
但就在这一年，因珍宝岛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已剑拔驽张，毛泽东号召备战备荒，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对苏的战争准备上。
1970年初，云南通海发生大地震，接到报告后，皇上忙令新华社会封锁消息。不但不组织抢救，还拒绝国际救援组织的人道救助，只对灾区运去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枚毛泽东的像章，可怜几十万通海同胞，连呼救声都被禁止传出，便活活地活埋于地下了。
（一）地震棚里
当时，距通海并不太远的盐源，除了感到了大地在摇动外，并不知道通海老百姓所遭受的灾难。
忙于争权夺利的中共各级官僚，只要灾难没有降临他们的头上，依然故我，对毛皇上备战备荒的指令穷于应付的各级政府，哪里还有精力组织灾后救援？
六年后，唐山被大地震夷为平地，使数十万人丧生。这一次大地震发生在北京附近，远比通海惨烈，北京受到强烈震撼，中共才如梦方醒，立即向全国地震区发布统一号令，震区城乡以竹木为骨架，草席作围墙，帆布和塑料薄膜作房顶，一窝风地搭起了“地震棚”。
地震棚顶就像纸一样，大风一吹就会掀去，无法遮风避雨，至于建立预测地震的设施，防止灾难的种种措施，那是吼给百姓听的瞎咋呼，并无实际行动。
戒备森严的监狱也不例外，只要围墙足以保证犯人不趁机越狱逃脱，盐源农场也驱使奴隶盖上了地震棚，并将我们赶进了地震棚中，将原来的监房统统上了锁。规定没有经过队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打开监房自由出入。
从此以后，所有犯人除开饭外，仍按老规距在坝子里站队集合，工余时间大多都卷缩在地震棚里。
地震棚内用一些破草席分隔成了许多“房间”。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互通的大帐棚。雨季期间，没有大风破坏，还可勉强应付，到了风季，狂风大作，整个蓬顶就像会被掀掉。
简陋的地震棚，等于将全队人员集中于一个大监房中，倒方便了大家互通信息。流放者各自将白天所获得的信息，到了晚上传送到地震棚的所有角落，每天，分散在各组的火炬成员，将收集到的情况交流后，立即传给大家。
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两大派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在这种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形势下，监狱方面也加强了戒备，院坝里的武装执勤，由原来的一人增加为三人。院墙外的巡逻频次几乎增加了一倍。
林扯高被停职反省后，林何之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权力斗争，何庆云重新执掌了农六队的管教大权，但从盐源县传来的各种“谣言”，却使何庆云越来越担心，中共上层的分裂，使他失去了安全感。
他怀疑所依附的“当权派”，能否确保局势渡过这段动荡时期？他的内心既没有底，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在场部子弟小学当老师的老婆，几乎天天在他的耳边吹枕头风，要他在这种政局不稳时期，做事不要太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等。
当时，流传在盐源老百姓的谣言空前活跃：例如“红天已暗，白日正显”；“夜观星象，东北方紫微星为黑气所蔽”；“东方定有一异人收拾毛氏江山”；又说“当今政府犯了地煞，故地震不断，几年内必有血光之灾降落神洲，到时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表面上看，这是一些毫无根据的民间谣言，其实正反映了民间渴求毛泽东专制及早灭亡的心愿，渴求一个民主政府上台，以解人民于倒悬。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正是各种谣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时候，例如东汉末年太平道，就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步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濒临死亡边缘的农民，往往借助一些宗教传说来号召和组织人民起义。
今天，处在封闭状态的大陆，与封建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民也像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相似，借助迷信和谣言反映他们的要求。在盐源这种十分落后的地区，现在出现大量谣言就不奇怪了。
当时，正是各种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的时候，由于中共对国境外的反共活动一向戒备森严，更由于中共的反渗透措施，中国的民主运动几乎没能与境外接触。
而国内的地下组织，基本上是一些由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政治上的反毛派，他们立足于夺权以反毛泽东独裁外，并没有形成民主建国的政治纲领，但是，形势正要求国内的反独栽力量联合起来，没有统一目标、行动纲领、组织方式等，就不能反抗表面仍然十分强大的独裁势力。
六队的政治犯，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谋求向外界寻找出路。当时我们寻找的是反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地下组识。
为了分散当局和士兵的注意力，刘顺森在地震棚的中心地带摆了一张小桌子，捡了一块楠竹片当作惊堂木，开讲评书。他以在少年时代积累的丰富历史知识，用他天才的智慧和出色口才，借古讽今，那时，他讲的是姚雪艮撰写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红莲教”。
每天晚上，在刘顺森的评书桌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听众，在人群后面，还经常站着当班的巡逻士兵，这些士兵与其说受人指派来监视刘顺森，不如说被他精湛说书所吸引来听故事，听讲的人筑起的人墙，成了火炬成员交换情况，分析形势的最好掩护。
(二) 逃 亡
火炬成员交换了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后认为，中共独裁势力和“走资派”的较量，己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四.五”运动的信号表明，北京城里因权力倾轧而酿成的全面内战随时都会爆发。
在这个时候，被关押的政治犯，随时都可能遭到统治者的毒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这种情况出现前早作打算。
所以，应该有人越狱，去寻找那些处于地下、并有相当民众基础的民主组织。
根据大家收集到的情况，决定派人去重庆寻找活动频繁的“人民党”，对于这个组织，当时只是耳闻，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在狱中，我们不可能知道祥细情况，一致决定，由刘顺森同熟知重庆的孟平和杨汉群一同越狱，去完成这极其危险的使命。
在这以前，农场的流放者，经历过无数次逃亡，但这些逃亡，仅抱着个人目的，而没有某种政治目标，这次是农牧场建场来，第一次为寻找地下组织的探险行动。
1970年，蒋正君为首的那次大逃亡，就因为缺乏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估计错误，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最后，很快被破获，几十个人都成了当局无情打击的对象，当场被处决的人就有五人，留下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
火炬战士们把平时省吃俭用每月仅两块零用钱聚集起来，交给了刘顺森作为路费，大家同刘顺森商定好出逃路线，研究出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
预定逃亡前，铁匠房的沈官科和蒋真富，利用全天在铁匠房的机会，先将一个木梯子预先送进三号监房，计划借夜幕的掩护，利用恶劣的天气，来掩护出逃第一步的成功。
九月初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家正在地震棚里“读报”，蒋真富在小解时，用钢丝钳迅速下掉了三号监舍的门锁，预先藏在厕所里已整装待发的刘顺森三人立即跟出，迅速地进入三号监房。五分钟后，在厕所里的皮天明，从容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将下掉的锁重新锁上，以麻痹巡逻哨兵查哨，不致于马上发现刘顺森等出逃的痕迹。
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皮天明回到地震棚以后，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火炬战友都舒了一口气。
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借着风雨声和夜幕的掩护，将预先放在三号房里的梯子抬到上铺去，很快架上了房顶的横梁，杨汉群第一个爬上去，利索地揭开了房顶的瓦片。
瓦片揭开，狂风卷着大雨向他头上灌压下来，三人各自扎好紧身的小包袱，顶着大雨，迅速登上了房顶，顺着瓦沟匍匐着向下方的屋檐爬去。
突然，岗哨上的探照灯打开了，强烈的光束射穿白茫茫的雨雾，从房顶慢慢地横扫过来，三人紧贴在瓦沟中，借屋顶的掩护，等探照灯光从身子上方扫过去。两分钟以后，探照灯熄灭，整个的房顶又重新淹没在雨夜之中。
三人侧耳静听，岗哨上并没有任何动静，屋檐下的围墙通道里也没有巡逻兵。便迅速地从屋檐上跃起，跳在围墙与监房间的过道上，很快找到预先埋藏在那里的铁锹，用它在墙上挖开一个洞，三个人爬出洞口，来到围墙外的那片包谷地里，在大雨中直起腰来，检查了一下随身携带的小包，互相拉了拉手，庆贺越狱计划的第一步顺利完成。
三人站在大雨中猛吸着新鲜空气，这是他们入狱来第一次站在墙外呼吸“自由”的空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再回头望了望那耸立在大雨中高高的围墙，判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立即蹿进了茂密的包谷林中。十分钟以后从这片包谷土里出来，踏着松软的泥土，走上三号梁子的弯弯梯田。
三人不敢逗留，顺着出工的机耕小道，迅速越过二号梁顶。身后隐约传来地震蓬中的嘈杂人声，判断是学习完清点人数的时候了。
他们知道，自己的“失踪”，已为留在监舍里的人掩蔽过去，放心地沿着山梁上的机耕道走去，找到平时洗手洗脚的山水凼，在那里清洗了满身的污泥，立即顺着马路直奔盐源县城，当他们看到了盐源县城的轮廓时，大雨也停上了。
三人敞开被大雨湿透的衣服，借着下半夜吹来的凉爽晚风，吹干了衣服。又辩了辩方向，直奔预先联系好的县城郊区一家院子，天还没亮，登上卡车离开了盐源。
(三) 追 踪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当农六队的囚奴们从地震棚里出来时，严管二组的组长樊有才才发现刘顺森失踪。他不敢迟疑，立即去队部报告。
他明白昨晚例行查房时，还在稀里糊途报告全部到齐，仅此一点，他就负有“谎报人数，掩护外逃”的责任，经过紧张思索，向队部谎报说，刘顺森于黎明时分失踪。
正当樊有才向何庆云报告刘顺森失踪时，严管一组的冯俊伯也气急败坏的跑来报告说，他们组跑了孟平和杨汉群，说刘顺森大概是在大家都熟睡时逃走的。
但哨兵却向何庆云报告，说三号监舍房顶揭开了瓦，室内发现架在屋顶的楼梯；监狱围墙也被打了一个大洞……根据脚印判断，大约是在大雨开始时出逃的，有些脚印已被雨水冲掉……这与冯俊伯和樊有才两个奴才所报告的情况完全不同。
“火炬案”爆发后，林扯高虚张声势，企图把何庆云多年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但严密搜查后，却一无所获。结案时，已被抓住的“火炬”线索，像一把无法抓牢的短发一样滑掉了，倒使何庆云缓了一口气。
为了证明自己在六队的工作成绩，在场部，何庆云赌咒发誓，拍着胸口保证：“六队绝不可能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反革命集团’，也没有可能与社会上的任何‘反革命组织’存在过联系，张锡锟等人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写出什么‘火炬’刊物，充其量不过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在队部严密监视下，组织集团，既不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
张锡锟被处决后，六队短期相对“平稳”，”火炬”似乎随之熄灭了。
现在，何庆云听到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越狱的报告后，使他感觉问题远比估计的严重。
对火炬重大嫌疑人刘顺森突然出逃，何庆云又该怎样向场部交待呢？特别令人气恼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前，居然没有一个人向他报告过一点迹象，当刘顺森等人跑了足足八个小时以后才跑来报告，还隐瞒了真像。
何庆云猛拍桌子，对冯俊伯和樊有才厉声训斥：“你们监督到那里去了？不但事前没有任何报告，就连逃跑初的实情也是假的，你们是不是同刘顺森串通好了，来欺骗政府？如果一旦证实你们欺骗政府，决不轻饶。”
眼下的事件证明，原以为已熄灭的“火炬”，又在六队燃烧起来了，何庆云不得不对张锡锟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正气所镇慑，叹服“火炬”的顽强。
张锡锟啊张锡锟，你一个文弱书生，你的精神和灵魂力量，竟是这样坚强。！张锡锟啊张锡锟！你宁愿一人独担罪名，从容走向刑场，也不招供任何一个同伙，这太可怕了！
想到这些，何庆云不禁心惊肉跳。
这个可怕的“火炬”啊，他们不露一丝证据，证明他们比以往更成熟，更严密，逃亡前经过了周密策划，现在许多细节，突然的摆在何庆云这个老牌特工的面前，使他感到十分棘手。
三号监舍的房门是谁打开的？以后又是谁锁上的？梯子是什么时候拿进去的？又是谁拿进去的？昨夜点名是谁在点名时虚报人数？“火炬”有多少人？预先又怎么商定的？出逃的目标是什么？会不会与外界的某一组织和政治集团有联系？是怎样联系的？
一连串的问题困挠着何庆云，而他原先确实是过于自信了。
夜深了，何庆云头脑中仍然是一团乱麻，他怀着重重心事，辗转反侧。这些天来，老婆反复地向他唠叨，劝他看清形势，不要把坏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还说如果中共政局发生变化，他何庆云未必不会被清算，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丢下她和孩子怎么办？
老婆的话语虽属“妇人”之见，却触到了他的灵魂深处的隐痛，是继续追查下去？还是就此收手？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出逃的第二天，农六队出奇的平静，静得让人担心。好像大亊就会出现。我们都在为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祈祷，估计他们已经在这么长时间，走出了当局布在西昌地界的第一道封锁网，如果行动顺利，一天一夜的功夫，可以到达石棉的地界了。
但在这种平静下，更需要大家警惕，并密切注视队部的反应。不仅可以从中判断刘顺森等人行动的成败，更要警惕何庆云耍花招，多年的经验证明，何庆云比林扯高狡猾得多。
晚上集合点名，何庆云拿着点名册，仍像往常一样的清点了人数，随即很平静的样子讲了话，他说：“昨天晚上的几个亡命徒，趁着雷雨的机会跑了，六队跑人已不是一次两次了，黄学全还敢在小监里掀开房顶逃跑呢？李克嘉那么厉害，最终还不是落网了。所以队部一点都不担心，用不了三两个月，短则十天半月，三个人就会伏法。”
接着，他话锋一转，口气强硬地警告道：“现在社会上有些谣言，这不足为奇，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中的极少数人，不要以为一点谣言，便天下大乱了，因而跃跃欲试，刘顺森便是其中的一个，实话告诉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是永远不会垮的，像刘顺森这样敢于向铁墙上硬碰的人，到头来都要像张锡锟那样，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这一套陈词滥调，我们听得多了，早已不起作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藉以掩盖他心里的紧张而已。点完名解散以后，何庆云便把樊有才叫到了办公室。他是何庆云最近指派的严管二组组长。
现在何庆云对“火炬”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他与林扯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不得不承认，利用奴才监视“火炬”的方法是正确的。他放弃了对火炬份子采用说服教育的“陈腐”做法。
经过多年考查证明，像冯俊伯、周学祝这类人，已变得十分油滑，往往阳奉阴违，在需要时，表面上助威呐喊，而对记功减刑的空口许诺不再相信，尤其看到陈贤士等人的下场后，更趋于明哲保身，并不想把坏事做绝。于是，在何庆云的心里，已失去了利用价值。
而樊有才是一个刑期只有十年的刑事犯人，初来六队，并没有接触“火炬”，也没有什么政治观点，这样的人，盲从性极大，极容易被狱方许以小利加以利用。
此人长着一双三角吊眼，一双转动得特快的老鼠眼睛，给人一种“十五贯”中娄阿鼠的形象。就凭这种脸型，就知道此人心术不正，适合用作鹰犬，所以何庆云把樊有才当成咬住“火炬”踪迹的如意人选。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樊有才对这种地狱般的煎熬，高强度的苦役，以及半饥半饱的猪狗食，使他筋骨散架，度日如年。这种生活，才过去两年。还有漫长八年，怎么熬？
何庆云把樊有才叫进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在刘顺森逃跑的当天晚上毫无察觉？是不是把队部交给他的任务当成了耳边风？昨夜为什么没有按部队布置在地震棚集中学习？声色俱厉质问樊有才，说队部多次向他敲了警钟，说刘顺森的评书中必有名堂，要他注意刘顺森借说书搞什么活动，但是他却没有放在心里。
接着何庆云便一连串的提问：昨晚狂风大作时有那些人离开了地震棚？是去厕所解手还是干其它的事？刘顺森是什么时候了离开地震棚的？三号监房里的楼梯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三号监舍的门锁是谁预先下掉的？
樊有才本来对刘顺森这次逃跑的事一无所知，事后怀着鬼胎千方百计撒谎，掩盖清点人数时的失察。充当了刘顺森逃跑的掩护人，现在，他似乎有些后悔。
自从何庆云叫他重点监视刘顺森后，他只把注意力放在刘顺森写什么、传什么、传给那些人上面，却没有注意到刘顺森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作好了出逃准备，比如说刘顺森出逃的路线，路资的筹集，出逃的目的，可能的去向等等，樊有才实在是一无所知。
至于何庆云问到樊有才当晚二组在清点人数时，是谁在冒名答应？樊有才几乎没有丝毫察觉，并且直到他们出逃十个小时以后才发觉。
看到樊有才紧张困惑的表情，何庆云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他。
其实樊有才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自从他被何庆云委派接替陈贤士的角色以来，目睹对“张锡锟案件”告密立功的人都先后暴死，六队陡起的张锡锟英魂不散的传言，猛烈冲着他，在充当何庆云密探的几个月里，有人用“做坏事要遭报应”来警告他。虽然他向何庆云报告过，但何庆云只是好言安慰而已。
何庆云的好言安慰并不能解除樊有才的心理压力，古人云：“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苍天报应”论多少制约着他。
当天晚上，何庆云对樊有才进行一番教育后，接着就是更进一步的许诺。
在强烈诱惑的驱使下，樊有才从何庆云办公室出来以后，便陷入紧张的思索之中。
第二天中午，樊有才便去找冯俊伯。对前天夜雨前后离开地震棚的人进行逐一排查。最后定下了八个人。除了刘顺森三人在逃，还剩下五个人。当然不等于说开锁、上锁、打掩护的人一定就是这几个人。也不排除其它人的可能性。
第二天，樊有才和冯俊伯便将提供的八人黑名单，摆到何庆云的办公桌上。何庆云根据两人提供的情报，最后将重点调整为三个人。怀疑他们是给刘顺森逃亡的策应者，作为重点监视和审问的对象。
第四节：强弩之未的猖狂唤醒皮天明
从油库弯撤下来的第二个月，1977年的春节后，有一天早上，何庆云宣布上午延后出工两个小时。
(－) 刘顺森不幸捕回
等待出工的奴隶们，被叫回到各自的监舍中，眼睛盯着大监的铁门外。十点钟左右，三个戴着刑具的流放者，在四个带枪老管的押解下，在铁门前露面。
我惊得差一点喊出声来，原来三人正是我们日夜悬念的刘顺森、孟平、杨汉群。他们出现时，刘顺森走在最前面，上身穿着黑色的灯芯绒上衣，手上戴着手铐，苍白的脸上留着一路的风尘，但并没有丧气，仿佛在思考着自己的失误。
孟平和杨汉群反捆着双臂，紧跟在刘顺森的身后，他们三人从大门进来后，并没在坝子里停留，而是径直关进了对面的小监中。
从他们出逃至今，还不到半年时间。一种不祥的结局，正在向我们袭来。
在何庆云脸上，流露出一种得意的冷笑。他不像林扯高那样虚张声势，他要对付的是有“经验”的反改造老手。
当局在破获蒋正君集团案中尝到了甜头，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抓回来的三个人，以摸清出逃时的掩护者，和火炬的悬疑内情。
第三天，刘顺森便被单独送到盐源看守所，以便对这次逃亡，进行分隔审理。各个击破是他们破案惯用的绝招。
根据陈力的先例，我立即预感到刘顺森凶多吉少。
三人被抓回的当天晚上，何庆云在集合点名时，阴险的警告六队的火炬份子，他说：“刘顺森的逃跑，涉及六队的一大批人，在出逃当晚为他打掩护的人就有好几个，现在这些人赶快站出来坦白交待，凡是主动交待出问题的，可以从轻发落，如果属于他人交待出来的，后果自负。”
他一边讲，一边用他鹰隼一样的眼光一扫视着大家，好像在捕捉猎物。
其实，早在刘顺森出发的第二天，何庆云便根据樊友才所提供的黑名单，一直没有放松对掩护者的追查，令他感到奇怪的是，黑名单中的人，并不是他平时最关注的火炬份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监不久的年青小伙子，这使他意识到，“火炬”的影响在扩大。
按照樊友才提供的情况，何庆云最终将目光收缩在三个人身上，这就是皮天明、赖开明和蒋真富，其中以皮天明为重点。
皮天明是两年前从古柏逃跑而送到这里来的年青人，根据樊友才报告的情况，有人曾看到刘顺森出逃前几天，皮天明曾将楼梯抬到熬药灶的旁边。
根据这个线索，皮天明最先受到何庆云的提审。
何庆云说：“麻雀飞过都留着影子，你不要以为你做得秘密，就可以蒙混过去，你好好交待吧！”当即遭到了皮天明理直气状的否定：“那梯子是大家用来晾衣服的，谁都用过它，搬来搬去，全看哪儿晾衣服合适，怎么能因为我搬过梯子，就一口咬定我参与了帮助刘顺森逃跑？”
皮天明的回答，使何庆云难以继续追究他，同时皮天明来六队才一年多，火炬的黑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谈不上是火炬的追随者，更谈不上是火炬成员。
按照何庆云的判断，干这件事的人，应当另有其人。
尽管如此，何庆云并没有否定樊友才提供的情况。他觉得六队的全体政治犯，都会成为火炬追随者，这让他感到既可怕又担心。
“火炬”果然像一个可怕的幽灵，不但没有随着张锡锟的处决而消失，反而在六队到处游荡，刘顺森虽然被抓回来了，但他外逃的目标、任务和组织关系，至今一无所获。
（二）二胡情谊
皮天明押到六队，是1975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那天他身穿一件花格子衬衫，衣服上沾着很多泥巴，手臂上留着两道被绳索勒过的黑印，脸上还有伤痕。
他才二十来岁。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在两弯浓黑的眉毛下，瞪着一双倔强的大眼睛里，闪烁着不甘受人侮辱的刚烈性格。看到他的样子，便联想到我自己，我也是这个年纪来到盐源农牧场，至今已是三十九岁的中年人了。
皮天明随身携带的破烂行李上，插着一把断了一截龙头褪色的旧二胡。一身装束，很像一个走江湖的落魄艺人，脚上穿着一双旧皮鞋，前面已经裂开了口，从裂口中露出脚的大姆指。
那天值班的钟花脸，将皮天明带到严管二组的门口，并把当时的陈贤士喊出来，要陈贤士安排皮天明的铺位。没过几天，我们才知道他叫皮天明，是从林业队逃跑抓回来的“犯人”。捕前是重庆一所中学的学生。
他们的可塑性极强，当他们一旦了解世界后，就会与自己贫穷处境作对比，从不成熟开始，犮展成毛泽东的坚定反抗者，场部拖拉机组的孙明权就是一个例子，皮天明又是另一个典型。
他初到六队正“火炬” 案犮的时侯，他亲眼目睹张锡锟案的处理经过，张锡锟视死如归的人格魅力，使他深深折服。当他受到刘顺森的影响后便开始认识社会黑暗的原因，很快成为火炬的追随者，从初入监狱时的“逃”变成“反抗”。
自我学拉二胡后，耳朵里常回荡着母亲当年演奏的《二泉映月》，而今我在铁窗下演奏它，便用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我不懂乐理，人们评及我拉的二胡说：“你在琴中哭泣”。
我深信音乐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垓下一战，汉军的竹箫楚歌，吹散数十万楚兵，可见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表达的感情，即使在文革最疯狂的时期，连生性暴戾的士兵，听到李克嘉演奏二胡时，也会闻琴而静，没对拉琴粗暴干涉。
工余时间，他迷上了二胡。从二胡中所表达的内心独白，沟通了囚奴们的心灵。靠二胡我结识了李克嘉，后来又邂逅冷军，现在又碰到皮天明。
有一天，我正在独自调整二胡的音调，一曲“良宵”还刚刚开头，便见皮天明站在我的床头看。我停下了弓，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
他称我老师，很大方的向我请教二胡弓法。想到皮天明初到六队时他带着一把二胡，那身江湖艺人装束，理应对它了如指掌，怎么会来向我请教弓法？在六队，当二胡老师非李克嘉莫属，我哪敢被人称作“老师”？。
我连忙挪动了一下身体，请他坐下向他说：“我是初学的，拉得不好，不敢妄自为师，还请你指教”。
皮天明摇了摇头，显出他的天真，说道：“你别误会，我根本就不会拉二胡，但听到你和李克嘉的琴声，我几次都想拜你们为师，极想学会这门乐器，可是李克嘉送进小监了，所以我只能拜你为师了。”
那时因四个洋芋人，李克嘉第三次关进小监。
我好奇的反问他：“我看到你才到六队带着二胡，我以为六队又增加了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呢。”
“唉！说来话长，那是一件纪念品，我从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便一直带着它，这是一位我在中学时代铁哥们的遗物，”皮天明回答我，眼睛变得灰暗起来。接着向我讲了一段有关那把二胡的故事：
“他比我大三岁，那时，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我就是从他那里才知道‘二泉映月’的，听他演奏这首曲子，常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有一天下午，我在他的寝室里听他演奏二胡，天色渐渐黑下来，突然听得校门口人声鼎沸，来了一群与我们观点敌对的造反队员，个个手里操着大刀，我们还没看清楚他们的脸，他们就已杀奔我们的寝室来了，那时重庆武斗正在高潮中。”
“三个大汉见到我们，不由分说便朝我们俩乱砍乱杀，我俩还来不及夺门而逃，寝室的灯也熄了，黑暗中，只听到他惨叫一声，就扑在我的身上，我只觉得血从他的身上流到我的身上，听见寝室里有人在乱翻，我在他身下不敢动弹，只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都被收拾了，快走吧’！
“我在黑暗中等了几分钟，听听四下没有动静，便挪开压在我身上的哥们，黑暗中只觉得他浑身是血，已经说不出话来，摸他的鼻子，还有一点气，便赶紧摸着黑，连背带爬的把他背到了附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死了。”
“我回到学校，找到了他丢在那里的二胡，想昨晚的可怕经过，若不是他压在我的身上用生命保护了我，我恐怕也不在人间了，我拿起二胡一看，龙头被折断了，就将这把二胡留作我永生纪念品吧，便把它带回家，收藏起来。
“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下午，我们集合了更多的同学，向昨夜袭击我们的组织发起了大规模反击，我在那次反击中，怀着满腔怒火，只想替已经死去的哥们复仇，进入阵地拼剌刀，我见人就砍，自己也多处负伤，那时我才十五岁”
皮天明停顿了一会，好像还陷在往事中，“没几天，警备区清查那次血斗的凶手，我就被抓了进来，临出家门时，我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这一把沾着哥身上血迹的二胡。”
“文革”中像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把被折断龙头的二胡，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今，当我面对皮天明的请教，反而让我为难起来，弓法和指法，我是讲不出来的，想了半天，我只能用“练”来回答求教者：“凭着你的听觉，用你的心去指挥你的两手，反复修正，以求达到手和心的一致。除了‘心领神会’之外，我确实讲不出多少奥妙。”
于是皮天明回到他的监舍，取出了那“纪念品”，坐在我的对面，跟着我调好音调，紧了紧二胡的弦把，便开始拉起来。
初学二胡的人，包括我在内，最怕初拉出来的杀鸡杀鸭声遭人耻笑，所以总是把卡子取掉，依依呀呀的先拉给自己听，一面修正自己的弓法和指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哑练”，达到可以让人听的程度后，才敢将卡子安上。开始时拉弓的手极轻，发出很低的声音，绝不敢放肆，以招致闻者的非议。
然而皮天明则完全不同，一开始，便将卡子安得高高的，拉弓的手，下得极重，共鸣箱飞出的声音，就像一头公牛在昂首高叫，对别人的耻笑，甚至干涉，他全都不予理会。
我从他不怕耻笑专注而勇敢的态度，看出他极强的个性。看到他聚精会神的正襟危坐在那里，不觉暗自惊叹：一个理直气壮不护短的人，坦诚到连自己的失误都不加掩盖的程度，表明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而没有任何虚伪加以掩饰。
也正是这勇敢和专注，才是最快学好一门乐器的捷径，他说，这可是他那忘年之交的哥们生前告诉他的。但是，皮天明这种毫不加掩饰的真诚，却被鬼蜮之徒所伤害，失足于他们布下的陷井中！！
从此以后，每当奴隶们收工回来走到六队的围墙外，就可以听见皮天明十分剌耳的“杀鸡杀鸭”二胡声。但是，即便满院子充满他憋脚的琴声，总比打骂呻吟声好听得多。
看他的拉琴姿势，并不拘泥，坐累了，就跪在铺位上，凝神聚气十分虔诚，开始还有人对他的琴艺评讽讥笑，时间久了，开初讨厌他琴声的人们也渐渐听惯了，没有人对他再加嘲讽，反而还有夸奖他的琴技进步很快。
于是，我对皮天明的坦诚、勇敢、执著的性格产生了好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的内心，我常主动找他聊天拉家常，渐渐地，从他对身世的介绍中，我发现了他那双倔强的大眼睛里，包藏着一眶人间的辛酸：
他的父亲是早先银行里的一名普通职员，他出生于1954年，五岁就失去了生母，因为家庭贫寒，继母很不喜欢他这个前母留下来的孩子，自从继母生下弟弟后，什么家务事都要他做。
文革开始那年，皮天明才十二岁，父亲去世不久，继母带着才满四岁的弟弟，离开了家。从此他拉过板车，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后来在一次打群架中，结识了他的哥们。
文革武斗中。皮天明的哥们被打死，他奋起复仇，落入监狱。年仅十五岁的皮天明，落到以少管所为家的地步。
在大陆这个大监狱里，人们的悲剧太多，人们遗忘的事情也多，在这个人口太多的国家，像皮天明这样渺小的生命，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这些被文化大革命遗弃的渺小生命，被少管所收留，在少管所里，他饱尝了拳头和虐待，监狱像一个消化弱者的垃圾箱，消化了他们弱小的生命。
“我发誓，我要毁掉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也在所不惜。”皮天明在介绍完自己的身世后，一字一板的说道。从他那倔强的眼里，使我看到了又一个孙明权式英雄影子。
我作为“反右”的牺牲品，而皮天明则是‘文革’牺牲品。虽然年龄相差整整十六岁，但仍有共同之处，黑暗的社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经过练教二胡，我们的心距离越来越贴近了。
（三）掩 护
皮天明调来六队时，张锡锟刚牺牲。他十分尊敬张锡锟，听到“火炬”的前前后后，他伸出大姆指说：“无怪乎那么多人都钦佩张锡锟。他虽然死了，但死得值。他才配得上顶天立地的好汉！”
他十分崇敬刘顺森，用心听他讲解历史，很快成了他狱中的新“哥们”。这不光因为他们先后在重庆“少管所”关押过，刘顺森的正气以及他渊博的知识，让皮天明的眼界日益开阔，从而把刘顺森当成了良师益友。
刘顺森在作越狱的准备时，曾征求过皮天明的意见，因为他是在文革武斗白热化时才离开重庆，比我们离开重庆要迟得多，更加熟知文革变化以后的重庆。
皮天明在得知刘顺森将到重庆去，拿出了自己身上的十五块钱，并且表示愿意为刘顺森出逃作掩护。
出逃的那天晚上，皮天明潜入厕所中，预先下掉3号监舍的门锁，当三个人成功的进入3号监房后，又由铁工房的另一名铁匠将锁锁上。六个人配合得很顺利，使专门盯梢的樊友才，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刘顺森抓了回来，根据樊友才的告密，何庆云为缩小怀疑圈，最后锁定在皮天明身上。因此何庆云把皮天明再次叫到队部去，作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教后，随即叫樊友才立即调整皮天明和赖开明两人睡铺的位置，将皮天明的铺位调到紧靠着樊友才的位置上。
并在小组上宣布，从即日起，皮天明、赖开明两人不得单独行动。无论是上厕所，洗衣服，到医务室拿药，都必须事先通知樊友才。此外，还作了一条特殊规定，原先由全组人轮流扛全组农具的任务，从即日起由二人包干。
从此，何庆云每晚都要把樊友才叫去，听取他对两人的反应。特别强调要他搜集皮天明、赖开明两人同其它人接触的情况。何庆云还想在他们身上发现隐藏的线索！
在下班扛工具的时候，皮天明遭到了押队的枪杆子几次暴打。樊友才对他的岐视性的规定和老管们的暴力，使皮天明压抑着怒火。血气方刚的皮天明，立即作出强烈的反抗。
1977年4月，以“反革命越狱集团”立案的“刘顺森专案”，上报西昌法院正式预审。西昌地区派出的专案小组，在盐源县和六队两处监狱中同时开审。
越狱集团的成员首先被定为皮天明和赖开明。何庆云想从两个年青人身上牵出更多的人。为了放长线，暂时没有把二人关进小监。
皮天明被队部传讯。当他坐在那张被审人专用的小板凳上时，他双眉紧锁，目光却炯炯有神地盯着面前的预审人员。
皮天明虽然第一次登上重案犯的坐位上，但态度冷静。
预审人员问到：“你是何时何地参与了刘顺森反革命集团逃跑计划策划的？”皮天明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道：“你们既然都早已认定了，干吗还来问我？”
两个预审人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失望地问道：“你知道在你们的逃跑计划中，本次逃往的目的地是什么吗？”沉默！
“你在这次逃跑中所分担的任务是什么？”
皮天明重复着他已经回答的话：“不知道。”
看来，靠这样的审讯一无所获，审讯者同何庆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何庆云对皮天明说：“我们对你作的交待，已算仁至义尽了。你应当明白，抗拒从严的后果。”
于是，预审的开场白又回复到政策交待第一步，在上级法院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能，使何庆云感到十分羞愧。
对于樊友才的步步相逼，皮天明开始都默默地忍受下来，他来六队时，最瞧不起这条癞皮狗。铺位调整后，他从来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同樊友才讲话，会污染自己的嘴巴。
每天下班后，皮天明照例端坐在他的床前拉二胡。他用这种表面上的若无其事，来隐藏内心的痛苦挣扎。
随着对刘顺森的审问加紧进行，樊友才对皮天明盯得更紧，也更猖狂。除了继续在劳动上对皮天明施加压力，还当着皮天明的面，幸灾乐祸说“现在刘顺森已被立案，案子马上就要水落实出，刘顺森的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谁掩护过他，少说也得摊上一个无期徒刑。现在有人不但不悔改交待，还要抗拒，大概是嫌自己的刑期短没有过瘾，真想弄个无期徒刑，守着吃一辈子牢饭吧。”
当夜深人静时，他抚着隐隐作痛的伤疤，回顾他走过的这二十六年的人生之路，好像走得太久太累，他感到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与其无端遭受着樊友才这只疯狗的撕咬，不如一拼了之。
然而没人察觉出他即将爆发的怒火！白天，他仍显得那么平静，即使在工地上挨了打，回到监舍，也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拿起他那破二胡用力的拉着，借那乐器声，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这是一场爆炸到来之前的潜伏期，他那琴声中好像是一种对于亲人的祈愿，也好像是万马奔腾般的内心在怒吼，好像率挂着远方的亲人……每天清晨起来，他的眼里残留着泪痕。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看到他将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被痛苦深深折磨，我只能暗暗地为他感到难过。
（四）怒劈狗腿子
出工的时候，樊友才不断对皮天明怒喝。呵责皮天明动作迟缓，磨磨蹭蹭。
当大家已站好队列报数的时候，皮天明还在捆全组人的锄头。
当樊友才再次向他吼叫时，皮天明狠狠地瞪了这条老狗一眼，看着樊友才洋洋得意的样子，一股热血冲上了皮天明的脑门。
杀！杀死这条狗！杀死这条为虎作伥的家伙，铲除这个污物，伸张那被压抑得太屈辱的心灵，有时用杀戮对付狗腿子迫于奋而自卫。
正因为这样，当舞台上的武松杀死西门庆时，换得观众的是掌声和喝采。这段时间里，皮天明的二胡拉出万马奔腾的声音，我听出那琴弦里飞出来的决心，不禁心中一怔，但那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第二天清早，他以修锄头为名，向木工邓世全借了一把磨得锋利的斧头，趁大家不留意，便在早上出工时顺手放在门边的角落里。位置正好正对着樊友才的铺位，当门打开时，斧头被遮住，而当门关上时，顺手一操就可以捏在手里。这是他想了又想作出的决定，对累累咬伤他的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时候到了。
1977年5月的盐源，这天时值初夏农忙时节，太阳特别的大，天空没有一丝的云。
中午，刚刚从工地上收工回来，大家等着开饭，樊友才端着一盆水坐在铺前弯下腰去，正冲洗那颗沾着汗水的秃头，这时，皮天明从监舍里缓缓地向门口走出来。
突然，皮天明把门关上，从墙角边操起了那把利斧，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对准樊友才那水淋淋的光脑袋挥起斧头，朝着那脑门猛砍下去！
樊友才听到关门声，抬起那秃头，正与那利刃迎了个正着，那一瞬间，一股血带着白花花的脑浆从樊友才的秃头里飞溅出来，直扑在门板上，墙上和床头上，一股血腥的气味飞向监舍的所有角落！
樊友才“啊”了一声，便倒在床上，血像打碎了开水瓶一样，染红了他的铺。
而此时的皮天明，眼球几乎要瞪出大眼眶，举起斧头向正在上铺吓得缩成一团的王维松喝道：“听着，你这条癞皮狗，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肮脏事，今天本要用你们两条命抵我一条命，看在你家有老父，姑且饶你一命，记住，今后不得作恶，否则就是这条老狗的下场！”
王维松，这个向樊友才提供皮天明掩护刘顺森出逃的人，此时吓得魂不附体，缩在墙角瑟瑟发抖，面如土色，大气不敢出。
这突如其来的事发生后，全监舍的人惊得雅雀无声，大部分人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皮天明。紧闭的门被皮天明把守着，亲历这场恐怖事件的人，还来不及作出反映，一时间，整个监舍静寂无声！
皮天明手执斧头，冷冷的看着那在血泊中挣扎的樊友才，持续了两分钟，微微一笑，猛然地捏紧了手中的利斧，毫不犹豫的对准了自己的脑门心砍去。
鲜红的血向那门上飞溅开去，在那上面划上了斑斑印记，这时他才打开了大门，摇摇晃晃的跨出门坎，便跌倒在门前的水沟边。
被人扶起来的皮天明突然清醒了过来，他挣脱了扶他的手，独自踉踉跄跄地从水沟边爬起来，走到院子中间，面对着在坝子里的囚奴盘腿坐下，鲜血已染红了他的上半身，在阳光下显得特别的红！
老管们面对他这种行动，一个个呆若木鸡，看着他盘腿坐好后，大声地唱起歌来！他唱的歌辞是：“天地有正气，杂然付流形……”歌声同他的琴一样，开朗激昂，正是他心地光明的自然流露，还增添了一股视死如归的气慨。歌声冲决了牢房的铁门，冲破了封锁六队多年的沉寂。
听见他的歌声，我才领悟到，无论是平时拉的二胡，还是此刻唱出的歌，都是他对这人间地狱的控诉，在皮天明这短短二十六年人生中，罪恶的人间使他清醒，他既然没有力量砸烂这个罪恶的世界，就除掉一个恶鬼吧，现在就借着歌声走向解脱。
告慰他短短二十六年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做了一件除恶的义举。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我用心聆听他的歌声里所要表达的最后嘱托。
人们这时才从恶梦中惊醒，过道上的人一阵惊叫，监舍里的所有人闻声涌到了二号监舍的门口。有喊报告的，有唤唐启荣的，有喊抢救的，顿时乱成一团。
沈官科大着胆子，从监舍里一跃而出。从倒在血泊里的皮天明手中夺下他还紧握着的利斧。有人向岗哨上尖叫道：“杀人啦”。
所有狱中难友全都自动集合在院坝里，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神情肃穆，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眼前这一幕。
皮天明在六队找到了同他心心相印的兄弟，他对刘顺森的出逃抱着极大的期望，现在他的兄长被抓回来了，等待刘顺森的凶多吉少，偏偏像樊友才这样的人，还想踩在他的身上立功求赦。
哨楼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显然在发出某种指令。
此时，正是收工的时间，刚刚回来的流放者不断涌进大门，院坝里的人越来越多。何庆云、徐世奎和老管全都来到了现场，老管们都下了岗楼。唐启荣正指挥着几个严管组的人把樊友才扶上了急驰而来的马车，也把皮天明扶了起来，鲜血染红了监舍的门口和水沟。
新来的中队长余胖子，同何庆云，徐世奎和钟花脸一语不发的站在往日点名集合的台前，余胖子张开大嘴，露出发黄的大牙，傻乎乎地看着皮天明发愣。
过了好一阵子，余胖子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吩吩唐启荣和几名组长，把樊友才从血泊中抬到医院去。
皮天明因为大量出血和过分的剌激，昏迷了过去。他侧歪著身子，倒在自己盘腿唱歌的地方。太阳照着皮天明，好像在他的身后布着一圈金光闪闪的光环！
那天集合开饭，大家默默地吃饭，没有人说话，也不知道口中的滋味。人们似乎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回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有人在悄悄议论着什么，也有人担心皮天明的安危。
半个小时以后，唐启荣从小监走出来，并向队部办公室走去，半个小时后，才将樊友才送去医院抢救，从农场医院传来消息：两个生命垂危的人，都急需血浆。
中午饭后，人们看到皮天明被几个人扶着关进了小监，聚在坝子里的人，才开始散去。
余胖子得到场部指令，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樊友才，因为陈贤士的死已在就业人员中闹得拂拂扬扬，如果樊友才成为第二个陈贤士，那么今后还有谁敢公开靠拢政府？至于皮天明也要救活，让他押赴刑场充当“反面教员”。
在下午出工时，余胖子在全中队征求自愿的献血者，报酬是为献血者每人发给十斤粮票。当余胖子向六队的流放者征求献血者时，当天下午就有三十多人报名愿为皮天明输血，而申请为樊友才输血的，只有两名组长碍于队部的淫威而勉强报了名。
大约三点钟，医院专门组成的抢救小组，带着输血用的血袋和鉴别血型的设备赶到了六队，他们被限制在小监那阴暗潮湿的房间，对已经昏迷的皮天明进行了“抢救”。
医生看到皮天明昏睡在稻草垫起来的囚铺上，于是对这种恶劣的卫生条件提出抗议，说他们无法在这么肮脏的地方救活这个生命垂危的受伤者，但两个最先献血者，早已躺在皮天明的身边了。
邓扬光守在场部管教科，表面上装得十分冷静，但内心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孙明权与彭干事同归于尽的事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这些年轻的“反革命”，不同于一直坚持用非暴力手段与他们斗争的老一辈犯人。
文革中捶练出来的年轻人，奉行以暴易暴的手段，而所有的狱吏，可不愿牺牲于亡命者的手下，这正是邓扬光所不敢面对的“人性危机”。
所以文革以后，他们的残暴相对的抑制着，而把施暴的事转交给年轻的老管们。刽子手到了这时，内心的虚弱才充分流露出来。
晚上集合点名时，余胖子一再鼓吹政府的人道主义，把他们对皮天明出于政治目的的施救吹嘘得天花乱坠，队列中立即响起了各种议论，油库湾那近似夺命的劳累还没有完全恢复，皮天明被樊友才步步紧逼的前前后后，都是大家亲眼目睹的，还好意思拿人道主义往脸上贴金？
给皮天明输血的人何尝不明白，救活皮天明，就是让他在刑场上去死，但出于人类同情的本能，不希望看到他因失血而死，皮天明的冲天义举激发了人们朴素的感情。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两个医生忙碌着，不停的为樊友才测血压和脉博，一口袋血浆高高的悬在他身边的铁架上，樊友才躺在病床上，他的头部进行了消毒处理，迸出脑浆的地方，蒙盖着一层白色的纱布，医生们明白，就是手术成功，大难不死，樊友才也是一个白痴。
可惜，尽管所有的措施都用尽了，下午六点钟，只见樊有才在病床上痉孪了一阵，随即脸色变青，呼吸弱得像一丝快断的线，心脏也渐渐停止了跳动，他没有挺过这最后的一夜，死神牵着他下了地狱。
而皮天明却在肮脏的四号小监活了过来。
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故事，一时成为盐源农牧场各中队最热门的话题，人们谈论皮天明时，总要联系他可怜的家世和遭遇，就连那个逃过死劫的王维松，也以敬佩的心情向人们介绍皮天明的家人，他本是皮天明的邻居。
人们谈到他拉琴，都交口称赞他的毅力和意志，他的一言一行，成为六队人们敬仰的偶像，大家敬仰皮天明的义举，赞扬他除了一条害人虫。
三个月以后，西昌法院以“反革命报复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又是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1977年7月27日，是一个睛朗的日子。上午九点钟，我们正在监狱大门口前的垃圾堆中筛碳灰。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鸣着警笛，驶过小木桥，朝着六队的公路急驰而来，停在大铁监门外。
四个身穿白色民警服的人从卡车上跳下来，手里提着一副手铐走进了铁监门，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清脆的脚镣声，皮天明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铁栅门中。
那天，皮天明穿着蓝色的劳改服，手上戴着手铐，脚上还拖着一副十五公斤重的死囚镣。在他苍白的脸上和额头上，留着两条长长疤痕，使人想起了三个多月前他盘腿而坐的那一幕，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依然那么屈强、自信，显出他永远都不会被征服的心灵。
四名警察跟在他身后，皮天明出了大门，略一停顿，抬眼环看了一下四周，眼光迅速扫向正在垃圾堆中筛碳灰的我们，于是嘴角边涌起了一丝微笑，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过头挺起胸脯，拖着脚镣向那辆卡车一步一步移去，铁镣在他脚下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所有筛垃圾灰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向着皮天明的背影伫目而望，看到他的身影渐渐远去，脚镣发出的撞击声也渐渐远去！
（五）永别了，二十年后再见
皮天明明白，他就义的时刻到了，他用坚定的步子向他的归宿走去，虽然他的肉体将永远拥抱着这荒凉的边漠，但他的灵魂在升腾。
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的怯懦和哀怨，只有慷慨就义前那种苍凉和悲壮，正如他坦诚率真的男子汉性情！
他的喊声，仿如洪钟大吕，撞击着山谷中这死沉沉的地狱，也好像一个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巨人猛然惊醒，发出仰天长啸，他的喊声犹如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浪，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所有的目击者心潮起伏，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此时，我心中涌起一曲送别的悲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与壮士的这个最后的照面，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突然的想起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我发誓要毁掉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绝不后悔。”
十五公斤重的铁镣拖在他身后，发出有节凑的响声。他走到了汽车边，四个民警两个人在上面拉，两个人在下面举，将他连同铁镣一齐举上了车箱。随着一声脚镣撞击车箱板的响声，他已经站在那卡车上了。他转过身来，脸朝着我们，高高的举起那带铐的双手向我们再次拱手致意。
“永别了，难友们！别了，二十年后再见！”
后来有人十分忏悔地回顾道：看着樊友才欺负皮天明，扛起全组人的工具，一路跌跌撞撞，却没有帮帮他，甚至看到皮天明遭受老管的皮鞋脚尖时，也无动于衷，对皮天明拉二胡也横加干涉……倘若时间可以倒流，一定要用自己的一切来弥补这些过失！
汽车启动缓慢地向前驶去，皮天明还在向我们招手……
汽车驰过了路边浓荫履盖的苹果园，正是早熟苹果成熟的时候。从绿叶中露出一个个微红的果实，吐出一阵阵诱人的芳香。
“给我摘个苹果吃！”皮天明向着白制服说。
汽车停下了，两个白制服埋头钻进了密林。不一会捧着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向皮天明递去。
皮天明接过苹果，毫不犹豫的大口嚼了起来。他毕竟才二十六岁，生活才刚刚开始。生活的甜头他没有来得及品尝，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突然听到距我三米远的陈孝虞的抽泣声。这最后的生离死别时，我们才感到与他两年多的相处太过短暂，才感到与他血肉相连，难舍难分。
我远远的伫立在垃圾堆前，一直泪眼蒙蒙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大口吞嚼苹果的样子，忍不住泪水往下流淌，一滴一滴的滴在脚前的泥土中！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耳朵里总是回荡着他拉二胡的声音，脑海里回旋着他那开朗的音容笑貌：“你教我拉二胡吧！”他真诚地请求我，“音乐是心灵的语言，随心所欲吧！”我这样回答他。
记得有一次，他坦率地问到我，人的一生该追求怎样一种理想？我含糊地回答他：“你还年轻，怎么在一生中选择自己奋斗的目标，只能用心去考察就是了。”
想到他的决定，未免匆忙，不声不响，没同任何人商量，暗暗下定了决心，令人心疼，也令人钦佩！
三个月前，他盘腿危坐在院坝中间，血流满面，引亢高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响在我的耳中！“永别了，二十年后再见！”这摧人泪下的告别，使我无法入眠。
第二天，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钟，盐源农牧场的全体流放者，再次被押解到农七队的那片大坝子里。走进这个坝子，就有一股血醒气扑面而来。
盐源农牧场的狱吏们在这里留下了多少血迹？那围墙后面的草坪上，一个个敢于反抗迫害的奴隶，就在这里纷纷倒下，然而反抗却前仆后继，一次比一次更为壮烈。现在又一位喋血英雄，就要在这里从容就义。
进入会场，四周的墙上照例布置着黑洞洞的枪口，各队带队来的干部们，三五成群的在那长长的廊沿下，各侃各的龙门阵，会场里闹轰轰的。
大会一开始，依然杀气腾腾地把将被枪杀的人扭上主席台前，受刑者依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四人帮”虽已粉碎了大半年了，可毛泽东的衣钵几乎被全盘继承下来，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中国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所不同的是，主持会场的人，却换成了盐源县法院的院长，他口吃的讲话，少了些文革时期的杀气。
这段曲折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杀人还将继续下去。
厕所的一角，夏光然找到了农二队的当年同皮天明同案处理的张磊。两人便蹲在那里悄悄地交谈着：
“知道皮天明家在那里吗？”夏光然问。
“好像在渔洞，我和皮天明本来并不认识，只是在一次抢砸一个百货商店时，结成了一伙，那一次，实际是两个造反组织联合干的。”
夏光然思考了一下，继续问道：“农二队还有其它人知道皮天明吗”？
张磊思索着回答道：“倒是有几个，但他们知不知道皮天明的家就很难说了。”
夏光然拜托张磊一旦打听到皮天明的下落，一定通知一下六队捡牛粪的邓洪元。
火炬成员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尖刀上与统治者作拚死的斗争，随时都可能遭到杀害。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每一个火炬的成员，都有义务弄清楚他的家人和地址，收拾好牺牲者的遗物。一旦有机会，将死难者的事迹告诉他的亲人们。
在监狱中，我们虽然没有组织刚领和规章，但是生死相依的情谊，比任何组织章程更使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惜皮天明案来得太突然，事前也没有预先同其它人商量，更没向任何人托付他的后事。
在毛泽东时代的监狱中，稀里糊途被冤枉整死的人太多，若不是生前的好友为之代劳，许多人就算不明不白死去，也无人知晓。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人入狱，诛连全家，加剧了骨肉分离的悲剧。
就在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当天，就有细心的火炬成员为他保存了他带到六队的那口破皮箱和那把他一直痴心演练的二胡，暂时收藏在邓洪元那里。
如果遗弃他的继母和兄弟还在重庆，在得知皮天明壮烈牺牲后，能为他点一束香，也算让他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后来，我回到重庆以后，专门两次去渔洞寻找刘顺森和皮天明的家，望着街上的行人，我茫然四顾，刘顺森留下的地址早已人去屋毁，至于皮天明，更像是无根的树了。
当年这一血案早已埋入地下，所有的当事人先后的离开了人世，对于寻找他们的家人，我始终没能如愿。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