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讯】50年过去了，朱全森仍无法忘记那持续多年的饥饿体验。
1959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省达县专区（现为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着《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也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达州市志》称，1959年～1961年，达县专区连续三年旱灾，1959年6月30日起，达县、宣汉等地持续伏旱49～67天，1960年，各县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干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县54天），使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不过，朱全森更愿意用“人祸”来形容这场灾害，他和达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对南都记者说，那三年，栽秧时节水稻田里是有水的，那点干旱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给那段惨痛历史做注脚的数字是，1962年，达县专区总人口354.2254万人，比1958年减少30.4396万人，年均减少7.6099万人，年均递减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长态势的，年均增长率为16.81%（据《达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统计是否准确，仍有很多争议。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著《中国共产党达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时，就回避了该县死亡人数，仅提及“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出现水肿病。”据达县县志，1961年达县人口88万余人。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对南都记者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与推论不符合，死的人应该更多些。”
“达县专区饿死人的情况，在四川算严重，但不是最严重。专区内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领导的领导水平如何，有的领导更过火，有的手软些。达县专区11个县，灾害最严重的是宣汉县，而宣汉县内也不平衡，基层执行并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说。
这一段饿死人的故事，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
周永开，生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大跃进”开始时，他是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1958年，巴中县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农民抽走，农田里没劳动力了，粮食都没收回来，红薯在田里都烂掉了，但后来还算到总产量里去了。”周永开对大跃进的回忆，从农田荒废开始。他对南都记者说，在1958年之前，全国经济上升，大环境很好。而转折就发生在1958年。
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被提上日程。总路线、大跃进与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开始在全国大力度推行。
“大跃进”语境下，达县专区也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业上号召“超英赶美”，组织了大约85万人的钢铁大军，建成土高炉上万座，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被拿去炼钢了。仅宣汉县，就有4557间农民住房、5997间牲畜圈舍和1659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农业上，则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统一劳动和吃饭供给。
“大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烟做饭，农民也没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没有三面红旗，农民要好过得多。”时为达县专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宗全对南都记者说。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公社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后的灾害埋下了伏笔。
朱全森说，为响应“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那儿就把两个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小李家沟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沟吃饭。开始时，有的妇女觉得还可以，因为不做家务了。后来从觉得不合口味开始，慢慢问题越来越多。”
但在1958年，吃饭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按受访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有农作物腐烂在农地里没有收割，但这一年的事实粮食产量较1957年为多，这一年并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起干劲搞生产”。也是在1958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全国流行。“粮食都估产很高，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周永开说。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大跃进上颇费心思。“他讲要亩产万斤，有一次，温江一位地委副书记说，达到亩产9800斤了。四川省委书记说：只9800斤，一万斤搞不上？这位地委副书记说，没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书记说：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周永开提及这段往事时，也注意到现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刚刚突破900公斤。
“不相信农民会种田”
为了达到高亩产目标，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达县专区也采用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划分了很多试验田，并在耕种方式上力图革新。比较带有时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这和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相去甚远，但举国上下强制推广。
朱全森记得，1959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种植试验田。“干部在一边指手画脚，叫我种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种了。区委书记表扬我，说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问我是否会‘梅花秧’种法，我说会。他让大家都这样种，我们七八个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后来没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产粮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个共同点是密植。
密植不产粮食的现实，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朱全森说，到了1960年，四川省又发起“三个一”运动，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试验田种地都要拿着尺子，一边量一边栽，“太密了，不仅费种子，而且耗工误农时，十几个人一天也就载一亩秧。”更关键的是，影响收成。示范田，大家要严格按要求密植，非示范田就好些。
深耕的经历同样惨痛。1959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庙乡组织机关干部和右派分子40多人，去中心校后面一块田地种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层挖。然后种植油菜。这是最荒唐的事，后来颗粒无收，油菜根都烂了。但到了1960年，还继续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劳作到凌晨2点，大家头发都被露水打湿，也感觉非常疲惫。一位干部提议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响应。他们回去洗洗刚躺下约半个小时，就被哨声唤醒，原来上级检查来了。大家赶快起来，又赶往田头。
“一晚上没怎么睡，怎么办？早饭后，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门外挂上锁，谎称下乡去了，自己则在屋中睡大觉。其他人或者去农民家，或者在山间找块空地，补回头晚的损失。
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强迫超时劳动现象，普遍的饥饿让这种劳动强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民众在可能的空间内寻求解脱。朱全森说，1958、1959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战”，到1960年上半年随着水肿病越来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庙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营生产队送木料，看到管理区一个副队长正组织大家披着蓑衣去农田“野战”。“没下雨，怎么披蓑衣？”朱全森内心奇怪，偷偷跟了过去，原来他们只是在应付上级检查，在附近一个空房子内地上铺着蓑衣睡觉。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经在背地里痛骂：这样背时的政府哪能……，这样搞生产哪能有吃的？只是那个时候，这种声音只能在私下讲出。“没人敢说真话。”朱全森说。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跃进之前，“整风反右”等运动，噎让人们懂得管好自己的嘴。
那时，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达县专区的样板公社，另一个魏家公社是达县的样板。朱全森记得，魏家公社上报的亩产是6000斤，临近上级检查时，就从附近的麻柳乡挑长势好、抽穗的谷子拔出来，用汽车运来，堆种在试验田里。“结果秋雨来了，谷子不透风，检查过后，没有长熟就捂烂了。”
朱全森说，类似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农业六十条》发布，“这才终于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
“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
四川省虚报的高额粮食产量，给了中央超额征购粮食的理由。
“中央传达指示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7天粮了，四川要调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巴中县一天有四五千辆车，连续不断给中央运粮。本来粮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粮就慢慢减少。”当时主管农业的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说，国务院给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省委书记再给各地县电话，要求必须调粮，头等任务就是要保证运到中央。周永开经常参加省委电话会，经常一天有两三个会议协调调粮，有时还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干部。周永开说，公职人员最初的口粮是每月每人30斤，后来慢慢减为27斤、21斤，最低时仅18斤。不过，那时领导干部有特殊照顾，所谓大灶、中灶、小灶的区分。周永开每月能额外多分些肉蛋。严宗全1961年是副科级干部，曾享受了三四个月的特供食品，他记得一个月有一条烟、一斤黄豆等。
最惨的还是农民。“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周永开说，那时缺油少盐，农民还要超负荷重体力劳动，一人每天最少要1斤粮才能吃饱。但干部还有定量口粮，农民就没人具体管了，交完公粮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开彼时主抓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和征粮，他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主要是粮食压力，就是要保证把仓库里的粮食运走。”他说，总体上而言，那时候的老百姓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巴中是革命老区，人民尤其听话，特别是听说调粮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较配合。“那时的政治宣传到这种地步，中央一声号令，别说要粮，死都愿意。”
老百姓的听话程度，在调粮过程中展露无遗。达县专区位于大巴山区，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粮行走山路。朱全森说，1960年，济南军区派出一个营来到达县，用汽车往外运粮。在汽车不能抵达的乡村，只有动员饥饿的农民上阵。
从金石乡背负粮食到通车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听说，有一个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饿死在路边。但也有农民会借此机会偷偷吃些米。碑庙乡一位副区长唐成之，就曾看到一个农民用自带的铁皮罐头盒子，在桥边舀来水，就地煮米饭吃。不过，唐成之并未揪斗此人，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去煮。这种不完全执行中央与地方命令，暗中同情农民的官员，被朱全森称为好干部。
达县专区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记得，那时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粮的任务，不得不完成，村里连老婆婆都动员起来，背粮走80里山路到毛浴镇，那里通公路了，再远处，广元的火车站有专列在等着向外运粮。
1960年，达县专区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去。“那是水肿病最厉害的时期，死人最多是在1960年中国新年前后，尤其是农历正月、二月的时候。”朱全森回忆。
“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
饥饿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
12周岁的何光宇读四年级了。放学回家时，因为肚子饿，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动，用手撑在地上一点点挪动。在公共食堂做饭的母亲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给他点吃的，所以他身体比一般同学还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来有100多人，后来因食堂合并，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来吃饭，也搬过来住，形成200多人的规模。而他们原来的居所就在空芜中慢慢败坏。
将家中茶壶都砸烂去炼钢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敞开肚皮吃饭”的好景也不长，1959年的饥荒袭来，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级稀饭”。吃饭时，“每人一勺稀饭，和炊事员关系好的，一勺干些的稀饭，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猪能吃的人也吃。”
读小学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6斤葛根，上交食堂。这个东西深埋在地底，要动用钢钎、锤子，费好大劲才能挖出来。何光宇的一位同龄同学何光森，因患有癫痫病，身体差，完不成任务，就被生产队的干部殴打。“用湿树条打他。他回家后没吃的，过两三天就死了。”
伏家坝生产队一共饿死了4个人，其他三个是饭量大的精壮劳力。死人相对较少，因为附近的树皮草根比较多，可以充饥。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迁过来的占有优势，晚上生产队长会偷偷与大家私分些食物。
巴中县玉山区官公乡英雄大队就没有那么好运。虽然英雄大队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土地平旷，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产粮也多。但正因其产量多，在极左干部的强迫下，征购粮也格外多。“结果大队1100多人，死了约200人。这是巴中县死人最多的地方。我们就批，死这么多人，哪里是英雄，是狗熊！”周永开说，他去这个村视察，村民反映上面应该给村民拨粮，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浮夸和工作作风粗暴上，对县级干部都不予批评。
大家普遍患有水肿病，女人则闭经和子宫脱落。“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何光宇说，他的哥哥在不远的洪口乡教书，那里死人相对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而在沙溪公社文胜乡，还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
“执行的背时，不执行的也背时”
饥饿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常常綳得更紧。在达县公安局档案目录上，南都记者看到不少这一时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儿教”等名义的小范围预谋暴动，很快即被镇压。
对“三面红旗”心怀异议，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伏家坝大队有个叫王成木的社员，因为对统购统销征粮过多有意见，在1958年时就被生产队长打成“坏分子、右派”。何光宇记得，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在学校会议室里开会，书桌都被移到一边，屋里燃起一堆火，他听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把反对统购统销的坏分子王成木抓上来”，立刻就有几个积极分子从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台，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对王成木的批斗持续约半个小时，给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给王成木平反时，发现档案里没有坏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产队长自己说他坏分子、右派。”
在达县金桠公社，有个地主成分的杨光金，因为向《四川日报》写信，对粮食政策有意见。1960年被“抓获”，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与大跃进。
“三面红旗，只能说好，不能批评，否则，想斗你就斗你。”朱全森说，面对自中央传达下来的指示，基层干部也常常不知所措，“执行的背时（倒霉），不执行的也背时。”
不执行中央决策者，完不成征购粮食任务，要受到处分；严格执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债。1961年，政策开始有所转向，体现在达县专区基层的，是“反军阀作风”运动。部分干部因推行强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斗。朱全森说，达县安云公社双河口村支书郑道福，因工作积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而升迁为公社副书记，但在反军阀作风运动时祸临己身。“他人比较耿直，想不开，就在达县县委宾馆厕所里上吊死了。”
在达县专区，反军阀作风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连县级官员都很少触及。朱全森特别提及，饿死人最多的宣汉县，县委书记在群众中印象很差，最后只是调到专区某部任副部长而已。
饿死人的现象在1962年开始缓解。这得益于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周永开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最终听到了四川省委书记在饿死人事件上的检讨。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