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06日讯】【编者的话】这里记下的，祇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祇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
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
一九四六年，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
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一、他要患难与“共”
他从乡间走来
高锡福，字仲膺，安徽巢县人，一九零二年生于巢湖边上的一个小镇──烔炀河镇。原籍安徽肥西三河，祖上亦曾是三河镇上刘、高、唐三大名门望族之一。因逃长毛之反，避清兵与太平天国那一场有名的“三河大战”，他家这一弱支，便南下逃至巢县境内，从此扎根在巢湖岸边，成为一户耕读之家。后来，其父虽是烔炀镇上颇有名声的塾师，却耕田自养。祇因家计艰难，长子高伯纯自小便被送到镇上一户杂货店里做朝奉，过着晨起晏睡的小学徒生涯。次子高锡福，字仲膺，因做朝奉的兄长一再坚持，才被送进当地刚刚兴办的一所新学“烔炀镇小学”读书。小学毕业时，镇上尚无中学可进，要继续读书，就必须去六十里旱路之外的合肥进中学。然而，高锡福一举而中，并且是第一名。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高家门前那一条细细的小炀河，流得无声无息，偶而祇会抖出一两点碎银似的光斑来。河对岸那一片望不到头的庄稼地，也像是睡死过去了似的，大气儿都不出。至于越过庄稼地就能看到的那一望无边的巢湖水波，平日里那总能听得到的沙沙的拍岸声，此刻竟也渺然不知所踪了……
高家在自家门前稻场上“召开的家庭会议”，在已经沉闷得太久之后，老大高伯纯终于恨恨地说道：“就是全家割芭根草，也要让老二把书念出头！”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乡下人，不仅传承着传统的读书做官的文化，而且已经从洋学堂吹出来的那一阵稀薄的文明之风里，嗅到了不读书就永无出头之日的“时代气息”……虽然高伯纯新婚不久的妻子闷闷地低着头不吱声，但高锡福唯一的姐姐还是冲着要读书的弟弟叫了一句：“爷、妈要是欠了一屁股债，看你将来怎么还得起！”
十三岁的高锡福，是家里唯一穿长衫的人。此时，却见他慢慢地从小木凳上站了起来，沉沉地冲着他姐姐还嘴说：“我将来保证能够把全家的债还得干干净净。”说完他便将捏在手里的长衫下䙓往后一撩。那样子，祇有戏台上的那些官爷才会有。
高锡福的母亲，这位真正的一家之主，一直都在盯着丈夫的脸，就像要把那一张老苦的脸，盯得要往地下钻去似的。这时，因听到了小儿子那句不凶不狠、却沉甸甸斩钉截铁的话，她心里不觉一颤：“莫非他真是一头虎！”她心里突然想。因为锡福刚刚落地时，婆婆就要掐死他。理由是：锡福属虎，他的祖母也属虎，犯冲，相克。
高锡福终于上合肥读书去了。他心里顶顶感激的，便是大了他十岁的长兄高伯纯。他甚至为此感激了他一辈子。
高锡福终于熬到了中学毕业，长成了一个十分清俊的青年，并且以全省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武汉大学，当时南中国最有名的学府。
高锡福成了烔炀镇上第一个大学生。但他心里却从此藏着一绺永难消散的遗憾：家里穷，不能报考自费的北京大学。武大全部免费，进校时每人还发五十块光洋，送两套制服。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高锡福来说，不仅是上了大学有了前程，而且解决了上学也需要吃饭的大问题。在北洋军阀当政的岁月里，在军阀老爷们连年累月地打过来又打过去的时世里，居然没有人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更没有将“出身不好”的贫下中农子弟们踢出校门，反而如此厚待，实在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人，在狠批历朝历代的“反动派”时，难以想像的了。
难识城头“革命”旗
一九二二年夏天，高锡福拎着一只比书包大不了多少的柳条箱子，沿着巢湖东岸向南走了整整一百八十里旱路，穿过了巢县、含山、无为三县，走过了当年伍子胥曾一夜急白了头发的昭关，才走到了长江边上。然后，他乘小火轮过江到了安徽的江南重镇芜湖。那时，他自然没有想到，后半生的坎坷与苦难，竟然就与这座江南的名城难解难分。
高锡福从芜湖搭轮船溯江而上，在五等仓里消磨了两天两夜的时光，更在船舷边看饱了那看不够的楚天水光山色，便终于在汉口的江汉关码头下船了。
高锡福学的是生物，学制是五年，吃穿都是学校的，零用大都是他的同窗好友李木三、丁善新供给的。原因便是他家穷。但他人好。因为他厚道、勤勉，又遇事沉着，不茍言笑，成绩又总是名列前茅，因此，不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几度赴庐山实习的日子里，成绩差的同学少不了他，常受欺侮的同学离不开他。那些岁月，虽然是军阀混战的岁月，却又是现代中国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的儒释道，东洋的武士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还有那个正在被迫东渡的“幽灵”──那个产生在西方专制没落时代的复辟哲学──就是披着共产革命外衣的马克思主义，都能够在中国找到一席之地，或是辩论之坛。就不用说是在南中国这所最富名声的高等学府里了。年轻的同窗们常常为这个主义、那个思想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要动干戈，唯高锡福不动声色：既不与人争，也不与人论。因为彼时他心里祇有一句话，就是“读书、做事、挣钱、还债、养家”。
这十个字，既是他的座右铭，又是他的紧箍咒。因为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父母兄姐们如今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那个穷家，为了能够供他读中学、读大学，已经欠了多少的高利贷了。偶而接到哥哥寄来的那几块钱时，他的心都会沉甸甸的。然而，第五学年伊始，他身下的课椅，也像是要长出芒刺一样，让他竟也有些坐不住的样子来了。
高锡福毕竟是一个大学生，虽然身后的穷家才是他沉重的大心事；但国事和天下事，他当真就能充耳不闻、睁眼不问？他当然知道，蒋介石在广州解决了中山舰事件，闹得苏俄和共产党都非常狼狈，随后广东革命军就开始了北伐。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势如破竹，不数日就攻克了湖南，接着便鏊战在江西。当他得知北伐军终于三夺汀泗桥，大炮就要对准武昌的洪山炮台时，他的心竟也像是油着了火似的，砰然地燃烧起来了……
因为他知道，中国之乱，就乱在这一批军阀身上；北伐打倒军阀，重建共和的中华民国，他当然举双手赞成。他甚至在自己用白纸订成的粗糙笔记本上，不知不觉地写下了“军阀不亡，中国难安”八个大字。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武昌城，去欢呼北伐军在双十节那一天攻陷了武昌。
然而，这个几年来深居校园、不识武汉三镇“革命”风情的书呆子和农家子，却在他刚刚走出校园，走上街头，走近那一路路高举着标语口号的游行队伍之时，突然发现了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小旗子上面，竟有写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更有“打倒大军阀蒋介石”的横幅。一时间，他岂但是莫名惊诧，而且百思不得其解。汀泗桥、武昌城不都是蒋介石指挥打下来的吗？报上的消息难道都写错了？特别是报纸上登的，那一张蒋介石冒着枪林弹雨站在武昌城下指挥攻城的照片，难道也拍错了？他可是北伐军的总司令……
后来，他才在他的同窗好友、刚刚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郭述申那里，知道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阴谋背叛革命”，北伐军中的共产党人要反对他背叛革命……他素来佩服郭述申，过去也听说郭述申是地下的共产党。在学校里埋头读书的，大都是他这样贫苦的农家子；像郭述申那样，喜欢讲主义，讲革命的，反而多是些不曾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地主少爷和富家小姐。他曾经非常小农意识地对他们下过一句断语：“他们有钱”。但对他们讲的那些共产主义的道理，心中竟也不觉有些神往。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名言：“俄国农民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这一句话，在中国农家出身的青年身上，同样适用。
一九二六年的双十节，虽然给了高锡福太大的疑团，郭述申的解释又未必解透了他的疑团，但是，他在自己那个穷家的压迫下，还是“浅问即止”了。还有一年，就要毕业，毕业了，找到了事做，能寄钱回家时，再关心也不迟。他这样想。
然而，武昌城头急速变幻的“革命风云”，却使他的最后一年大学读得颇不安宁。因为，就在武昌被克不久，也就是年底，苏俄顾问鲍罗廷忽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的“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接着又由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在蒋介石不在场的情形下，解除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一些在广州“整理党务案”之后下台的共产党，又重新在国民党里做起了大官……有人说是国民党里的“左派”重新掌权了，有人却说武汉的“国民政府”其实不是中国的政府，而是“俄国的政府”，连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自己都这样说。于是，他开始每天读报纸，凡看不明白的地方，他都想找郭述申。然而，郭述申已然是一个挂着学生头衔的党国要人，轻易找不到他了。而那几个在他之后考进武大来的烔炀学弟，特别是西关祖家的祖山竹、祖三权兄弟俩，因参加了共产党，而对他不屑一顾。他也懒得问他们。直到有一天，当他忽然看到报纸上赫然登着蒋介石已经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并誓言要继续北伐的新闻，接着又看到报纸上登着武汉政府非但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而且指责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申言要讨伐南京的消息，他着实惊诧不已，居然从未有过地奔出了校门，去汉口湖北省党部找到了郭述申。一路上，他看着乱糟糟的游行队伍，听着满大街闹哄哄的口号声，还有那些戴着纸糊的高帽，挂着若大的木牌，被工人纠察队和农民纠察队押着游街示众的工厂老板和乡绅地主，特别是当他看见成百上千的妓女，竟然也高举着“打倒蒋介石”的花花绿绿标语上街游行示威时，他心中的惶惑和不解，竟使他一见面就冲着郭述申质问起来：“郭兄，这就是你们的革命吗？你们的革命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呢？”
然而，他的郭兄今天居然十分耐心地陪他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临了，还在江汉路一家西餐馆子，为他开了一次洋荤。他从郭述申的话里，大致地明白了：国民党的革命，是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革命，就是成功了，天下的老百姓、工人和农民，还是要继续受他们的苦；共产党的革命，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的革命，革命成功了，将会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人间天堂……过去，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实行第一阶段的革命。这个革命，可以称做反封建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要先共同打倒军阀，然后再革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命。但是，今天，国民革命军北伐刚刚成功一半，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就立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要对参加了北伐的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人反攻倒算；所以，我们共产党祇好被迫先革国民党的命了……至于连妓女也要被共产党组织起来上街打倒蒋介石，郭述申则解释道：“这就是群众运动，不要大惊小怪。在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里，就非常明确地说过，他此次在湖南农村考察了三个月，发现过去一向被认为是农村的地痞、流氓、恶棍的人，恰恰才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1 所以，连农村的流氓地痞都能够成为真正勇敢、彻底坚决的革命者，妓女为什么就不准革命、不能革命呢？她们不也是被这个社会凌辱和剥削的一群吗？本来，她们还要全部裸体参加游行，是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反对，才没有呢……”2
“仲膺兄”，郭述申在高锡福听得依然一脸迷惑的时刻，这末亲切地叫了他一声，然后才说：“你是真正的贫苦农民出身，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你必须明白国共两党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实在是牵涉到了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命运。今天，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你一定要支持共产党，要参加共产党，和我们一起奋斗……”
彼时彼刻，高仲膺虽然没有回答，但还是被打动了。然而，他那一个穷家，依然像磐石一样压迫在他的心上。他似乎想说出什么来，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这一次与郭述申的长谈，着实在他的心底引起了相当的震撼。更何况，中国农民及其知识分子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确已给他带来了对共产党的好感……
当然，他不知道，也不会知道，甚至连郭述申都搞不清楚的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策划和指挥之下进行的。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共产专制政权，竟怀着要发动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望，更怀着沙皇时代就对中国所包藏的种种野心。不仅由他们一手建立了中国的共产党，更在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名义之下，命令全部共产党员或公开、或隐秘地参加国民党。对内，要在国民党里发展共产党；对外，则公开地挂着国民党的牌子，暗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号之下，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然后便是命令中共要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刚刚获得成功的后方，发动工农革命，呼喊“一切全力归农会”，直到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推翻刚刚建立的各地国民政府。可以说，自从他们反对北伐不成之后，从挑起“迁都之争”，到开除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从发动“南京事变”，到发动所谓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阻止北伐、号召南伐打回广东，到企图“东伐”、就是讨伐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至为阻止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斯大林竟然干脆发出“五月训令”──命令中共立即公开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可以说，没有一件倒行逆施不是由苏俄和斯大林直接命令的。而蒋介石和他的真正国民党的战友们，正是因为识破了苏俄的阴谋，才终于下决心对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内的亲俄、亲共的所谓左派进行反击……
他要患难与“共”
在高锡福就要毕业的那个初夏，虽然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但高锡福和共产党人郭述申的友谊却日见其深。他不止一次地去找过郭述申，郭述申也对他信任倍增，甚至介绍他与共产党大人物董必武见了面。直到有一天，报纸上突然登出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也决心“驱俄分共”的特大号新闻，武汉三镇转瞬之间便是风声鹤唳之时，共产党员郭述申突然回到了武大的校园里，并且直奔宿舍，找到了高锡福。高锡福看着他有些慌乱的神色，连忙问道：“述申兄，你怎么了？难道有了什么变故吗？”
郭述申并不急着说话，祇是急切地对他问了一句：“这里有没有别人？”
当他从高锡福的脸上看出了肯定的答案后，又小心地后退两步，用自己的脊背将房门压紧了，还转身将门扣上了，这才急速地从长衫里面掏出了一本厚厚的小折叠本本，对高锡福说：“仲膺兄，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我现在就交给你藏好。等到外面平静下来，你就去汉口走一趟，找到汉正街186号。如果发现三楼的窗口上仍然放着一盆兰草，你就敲门进去，把这个东西交给三楼的主人──他就是董必武同志，你见过他。如果那盆花不见了，你就千万不要敲门，而是转身就走。以后，祇要一天没有人来取，你就要好好地将它保存下去。这是我们湖北省委机关全体共产党员的花名册。汪精卫正在派人搜捕我，我马上就要离开武汉……”
那一刻，郭述申说得急切，高仲膺听得紧张。他没有想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郭述申会将这样重要的文件，交给他来保管。一种被朋友、被共产党真正信任的感觉，使他心里发热。
然而，他祇是默默地接过，并马上放进了自己内衣的口袋里，却盯住郭述申的脸，突然问道：“现在我能够参加共产党吗？”
他的话虽然说得十分沉稳，就像徐徐落下的一块生铁，但还是叫郭述申满脸一震。郭述申盯着高锡福的脸，有一刻儿才突然用双手握住了高锡福的双肩，说：“在我的心里，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心里，你早就是我们党的人了！现在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一天之内，叛变的、告密的、自首坦白的，真不知道有多少……”
他忽然中断了自己的话，因为他立即意识到眼下不是发感慨的时候。因此，他话锋一转，看着高锡福说：“仲膺兄，我们党信任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许多共产党员的信任。但现在不是你入党的时候。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你完成入党手续的，因为你在思想上、感情上早已加入我们的党了……”
他忽然将手从高锡福的肩头上放了下来，又紧紧地握住了高锡福的双手，紧紧地握着，然后，祇说了两个字：“珍重”，便转身打开门匆匆地走了。
高锡福看着他迅速离去的背影，心里虽是烫烫的，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愈加地沉重了。他不觉用手按了按自己的左胸，按着那一本硬硬的花名册，等到猛醒过来想追出去再送郭述申一程时，郭述申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校园的柳树荫中……
高锡福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和共产党员郭述申此生此世的最后一次见面。
注释﹕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发表时，曾有这一段话；第二次发表时，被陈独秀删去。
2、参见中国大陆出版的爱泼斯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一书和其他一些回忆宋庆龄的文章和书籍。
3、参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一书。
（原名《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