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恶梦刚醒
恶梦醒来，猛然一惊，不知身处那里？刚从地狱出来，我该到那里去？啊！该回家了，回家本是同久别亲人团聚的旅程；是同父母亲人久别后的第一次拥抱；而我首先要向他们倾诉在地狱中险些丧身的经过。
灾难无缘无故降临给刚刚才19岁的我，我被丢进了地狱整整二十三年。在地狱里，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回忆。
从少年时代起，大陆就被苏俄控制，今天我们居住的这片海棠叶，无缘无故的碎裂成几大片，这那是我的祖国？我的家？生活的故土破碎成这样，大家都在反思，为什么过去的梦碎得这么惨？
我们家本来人丁不旺，小小的五口之家，以教书为业，教书匠本与世无争。我的父毌终生辛勤育人。却没想到，被口口声声以解放人民，建立繁荣富强新中囯的中囯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
1948年正是中华民囯国难当头，怀着对三民主义的忠诚，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我的父亲辞去杭州师范校长职务，毅然应顾毓秀先生之请，去南京接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之职。
就因此，三年后，他首先进了中共的大牢，从此音信杳无。当局向我们全家封锁了他的消息，连判决书都不给。
直到1984年，经我反复追查，才从四川省劳改厅证实，他已于1956年3月6日在劳改营中死亡。
从那以后，和平年代里我们的家，就在中共沦陷区里惴惴渡日，在黑五类的泥坑中净扎，在“阶级斗争”大火中燃烧。
我失去了抚育我长大成人的外婆；我再也听不到她讲述炮火连天的南京城里，我在国难中降生。少年时代她鸵着背同母亲一起挣扎在大风大浪中，艰难的带着我和弟弟长大。
二十三年前竹篱门前，她用苍白的鬓发吻别我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她的生离死别！
我的弟弟生性软弱，从小就负着“黑崽子”的重枷，饱受社会的欺侮。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三年前我和他在小龙坎的“团聚”，更没料到那次团聚又成我们的生离死别。
“文革”夺走了我唯一的兄弟，母亲因经不住这个打击和造反派的凌辱，烧去了仅存多年的老照片，准备跳水自杀。
今天，离家整整二十三年了，原先的家已被中共消灭，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母亲，她几经生死，而今不知如何？我现在正在回到她身边的归途上。
她能重新振作，同我一起再建我们的家么？我们能重新恢复过去的一切么？
从1949年起，在“无产阶级专政”暴力下，枪杆子逼着我做鸟托邦的恶梦。现在恶梦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到处还听得见啼饥号寒声，城市像经历战乱，满目苍夷。
“共产主义” 给大陆留下一场欺骗。现在每当阴雨夜晚，无数冤魂都会在夜空中发出索命的喊声令人闻之心惊。该牺牲的牺牲了，该得到的却没得到！
但是，对中华民族造下那么大的破坏，而中共好像并无反悔，反到若无其事的又在津津乐道宣扬“四个现代化”的胡诌了！当我艰难的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时，他们对我们悲惨的过去，并无丝毫同情。
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惨痛的现实中，怎么还无人发出从新振作的疾呼？为什么受压迫者至今还不敢喊出：“还我同胞的血！还我们百年来用生命争取的民主自由！”
难道恐布还没解除？恶梦还缠着大多数人？
旧梦既碎，我们的未来需要新的梦想。但是做新梦得讲新追求，中华民族追求什么？礼，义，廉，耻。然而大陆有么？今天的大陆人没有廉耻，更无礼义，梦都不知从何做起，大陆仍在沦陷中？原来我们都受骗了！
我已四十二岁，二十三年来，在狱中向中共独裁势力拚死斗争中，与我一起冲军边荒的挚友们，多被中共杀害，苍天将我幸存下来，我该怎样不负牺牲人们在天之灵的瞩托？不负中华民族的重托？
所以首先我该把这二十多年狱中所经历的都写出来，期望大家读后摆脱恶梦的缠绕，警醒过来！
第一节：归程
汽车在黄沙滚滚的公路上颠簸，这情井与当年我们从黄联关到盐源时并旡两样。不过那时是64年初春，而今已是79年深秋，风沙丝毫改变它的顽劣脾气，任性的吹到今年的夏初。夹着砂石的风沙打在脸上很痛。
到了骡马堡已是下午一点钟了，在路旁的食店里匆匆吃了中午饭便上路，下午便是翻越小高山这段全程中最艰险的一段。
汽车挂上一档，吃力的向山上爬，气温也越来越冷，我把预先准备好的棉衣从提包里取出来穿在身上。
渐渐的，路面开始变硬，汽车的轮胎在翻越几段隘口时开始打滑。现在从车窗里向前上方望去，在那白雾缭绕之处，隐隐现出白雪皑皑的山头，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之感。
司机把车停在山腰间的枯草坪上，从驾驶室的坐垫下面取出了预先准备好的“铁脚码”，套在汽车的轮胎上，沿着越来越窄的曲折山路蜿蜒爬进。
偶尔在山隘口或转弯的地方，出现一些屋顶很尖的茅草屋，看不清楚那屋里是否住着人，我想那一定是平时护路的道班偶尔歇脚的地方。大雪封山时，他们都离开了。
雪景渐浓，松树上挂着一串串的棒冰子，这景色是住在平地上的人们所难以看到的，也是我几次经过这里时没看到的，因为以往都是被枪押着，蹲在被雨逢严严实实封住的卡车车厢里，无法揪起蓬布去观看雪景。
现在坐在公共汽车里，从车窗回首下望那些尖尖的茅屋，像是在一片雪景上依偎在松树林的小风帽，很像我童年时喜欢的贺年片景像。
不过此时，在我脑海里给这景色着上了森严可怕的背景，那寒气逼人的松树，个个都像手中端枪的老管，它们站在马路两边，好像在监视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辆喘着大气的汽车，咄咄逼视着车里的每一个旅客。
无怪乎在我被监禁这里的十五年中，我们中因忍受不住这监狱非人折磨，冒死逃亡成功的甚是廖廖，就算是一路逃掉鹰犬追捕，在进入大山后，也难以翻越这丛山竣岭。饿死和冻死在这大山里的逃亡者不计其数，大山里留着他们的骸骨。当年选中盐源作监押的禁地，构思堪称奸诈。
汽车还没有爬完最高峰，天色已暮色苍茫，但山巅却成一片银白色的海洋，我的身上此时越发的感到寒冷，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此时想起从盐源出发前准备好的馒头和水壶，庆幸那水壶里的水还没有结冰，便从衣包里取出，揭开盖子，一口馒头，一口水，边吃边喝起来。
向下滑行的速度惭惭加快，两旁的雪景也渐渐消失，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便到了山底平地，此时天已黑净，车已驶近黄联关，气温也回升到原来的温度。
我伏在车窗上，想借那夜色月光，找到十五年前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但是两旁稀稀拉拉的平房中，却没有看见那兀立的烟冲了。问左右的乘客，知不知道这里原先的高炉群？他们说那早已拆掉。
人世苍桑，二十年前一轰而起的怪物，早就埋在荒草丛中了。
然而这一页历史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脑海里，毛泽东肄无忌惮拿中国百性作试验，役使他们，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暴君。当年许给老百姓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白白折腾几十年，饿死，整死几千万老百姓，中国人几代人的血汗变成一堆黄土，中国的百姓怎不潦倒？
汽车在茫茫夜色中向西昌急驰，道路也越来越平坦整直，路旁的建筑群也越来越高大，越密集，整齐排列的路灯一直伸向远处，一座繁星点点的城市在地平线上距我们越来越近。
那天边天幕烧成了半边红色，与十五年前我们刚到黄联关时，黄沙茫茫的景象大不相同，文革十年，恐怕也只有在这里大大变了样。
汽车驰抵城区，马路边巨幅的石刻语录碑上，赫然现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就是当年朱洪武的座右铭么？只是这“不称霸”真有些招摇撞骗。这里便是被一代“导师”所定的导弹发射基地。西昌因而成了中国西部军事重镇。
在盐源这几年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常常见到头顶上兰空深处，一缕灰白色的烟云划天而过，接着便会从牦牛山上，传来一阵隐隐惊雷般的闷响，文革大乱年代，林彪的爱将吴发宪曾奉旨在此，苦心经营多年。
在当时崩溃的中国经济沙摊上，兀立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尤如在骨瘦磷峋的劣马上驭着一个全付铠甲的战神。独裁者从极度贫弱的国民经济母体，挤出带血的奶，三十年灌养这尊全付铁甲的战神。
汽车在强烈的灯光和电孤光交相辉映下，驰进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地，这儿正在修建一个巨大的火车交换台站和站前设施。从车窗里我望见了那凌空跃起，盘旋左右的立交桥。
汽车驶过了这段工地后停了下来。火车站的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借着这如同白昼的灯光，我很快找到了车站旅馆，跨进了服务员为我安排的房间，壁上的钟已指着零点正。
墙外还闪着电孤光以及隆隆响声，我此时已疲倦至极，无心观赏，抓紧时间洗脸洗脚，很快躺上床，带着旅程第一天的疲乏，迅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从床上醒来已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车站购买当天去石棉的班车票。洗漱完结，跨出门外，望天空却是一个上好的睛天，昨晚旅途的风寒已经消失。买到车票后，循着昨晚原路，再次看这建设工地。现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太阳光下泛着一片银灰色，显得冷峻和杀气。
八点半钟，我已挑上了行李坐上了开往石棉的班车，这一天的行程，比之前一天已大不相同，气候特别暖和，不但棉衣穿不上了，就是穿夹衣都还有些热，公路两旁的田野上人们正忙着秋收秋种，气氛已不同于十五年前。
那时的农民，被牢牢钉死在人民公社的圈地上。饥寒交迫的人们，无力整治自己的家园，任田园荒芜，荒草丛生，比之任何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更凄凉。而北京的御用笔杆子还狂叫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曾狂热拥戴过毛泽东，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连篇谬论的邓小平，等毛归天后，断然“窜位”，取毛氏所钦定的后继人而代之，第一刀便割掉了那套在六亿农民颈上的绞索——人民公社。
这本是“民以食为天”的治国安民的基本出路，既谈不上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由此而迈入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传说，北京为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时，愤怒的石井山钢铁厂的工人，曾去怀仁堂请愿，要求他校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举动，将装在水晶棺中的这个魔头，挖出来放进练钢炉中焚尸扬灰，却遭到邓氏的拒绝，他说：“三七开吧，谁人孰能无过？我看他七分功绩三分过失”。
一捶定下了和盘接过专制政体的衣钵。毛泽东反了多年的儒家忠孝节义的“文化大革命”，丝毫没有反掉这个小伙计头脑中的“正统”观念，也许小伙计懂得这层道理：叛逆，叛逆，终将祸及自身！
汽车进入铁索挤，那傍桥而立的广场依然如故，只是那原先的露天看台已经封闭改成了一个游乐中心，那里还依稀可闻其间传出来打麻将的哗哗声，在这儿就业安家的“刑满释放犯”就此留滞在这里。当年中共享枪杆强迫留下来刑满人员，今天成了从内地来的“移民”，那里成了新移民区。
投宿石棉一夜后，翌日一大早，整个石棉城还倦缩在灰濛濛的月光下，我就登上了开往雅安的班车，开始了我回归的第三天里程。
我对雅安记忆所以深刻，是因为在流放边荒整整十七年中，留下过值得我记念的历程，这里有三元宫，砖瓦厂它们曾留下我们的反抗印迹。
眼前雅安城在青依江的环抱中无比秀丽，在宽畅湖心荡样的游艇，点缀着湖面，这画景虽不能与西子湖比美，身临其境仍有一种淘醉之感。但因为二十二年在黑牢中渡过，在我生活中烙下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忽然间听见一迭声“叮叮当”的清脆敲击声，远处一个汉子桃着一付箩筐，一边敲着刀块朝我走来，这是四川传统卖麻糖的叫卖声，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听见这呼卖声了，记得十三年前我去成都参观中就讲过一段观感，我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沿街叫卖的民间小吃，就证明我们国家被卡死的经济开始复苏了”。
这话听来有些粗俗，但细细想来，独裁者借对资本主义的砍杀，一并砍杀了人民求生的所有出路，独裁倒是建立了，但人民求生计的毛孔却被堵死了，他那管老百姓的生存呀！
我向小贩招手，他走过来，我便掏出了两块钱买了半斤，找到了一个石凳坐下吃起来。
迎着凉爽的秋风，看着马路上结伴相依的男女和牵着孩子的老人，在街心盛开的菊花丛中散步，这是多美的人间啊？为什么独裁狂，给老百姓留下这么长时间可怕的痛苦，为什么他这么仇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
于是我想“魔鬼可以使美丽的城市沦为地狱”。
沿途问道，找到雅安监狱的大门，1962年3月13日，三元宫被枪押送的流放者，用胸瞠抵着枪口在牢笼里喊出：“我们饥饿，我们要吃饭”，并且在全付武器的警察枪口下，赤手空拳一哄而抢。
这反抗暴虐的星星之火，从一开始就带进了刚刚建立的甘洛农场，它越烧越旺，持续十余年，当年带头抢馒头，吟唱带镣长街行的人，接着又高举起了“火炬”，他们一个个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这又多么悲壮。
毛认准了强迫农民在集体经济中，才能使独裁政治长治久安。
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八年历程，大陆中囯人为之付出了不低于六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毛泽东那套强奸民意的东西，再无法施行下去，才不得不改头换面。
当然，民主事业的成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路，还很遥远。
独裁和民主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困扰大陆的人们，“四个坚持”像一把高悬的利剑，随时都会落在被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化人士头上。仿佛离了这套，他们就坐不稳江山了。
“改革开放”今成中共的权宜之计，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回归之路，在连续四天更换的客车车轮下飞逝过去，当我座在飞驰在川西平坝上的汽车里时，我被那笔直的柏油马路和两旁高耸入云的杨树，以及一望无边的良田所吸引。这块沃土上的农家，比盐源来是桃园了。
然而即是天府之国，又怎经得起豺狼般统治者的几翻蹂躏？记得1963年初我们从成都发沛甘洛时，路经此地仍是一片荒凉！
车进入市区，入夜的成都市上空，被轻逸的歌声所环抱，这又与当年满城“红灯记”、“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 的腾腾杀气不同了，“好一朵茉莉花”，那柔美动人的歌声从那些刚建好的水泥方格里飘逸出来。
这一夜，我便在西城区找了一家旅舍住下，按照我归程的计划，路经成都，我首先要拜访张锡锟的母亲，这要先去寻找住在西城区大菜市的陈容康。
陈家和张锡锟是邻居，但是这么长时间了，张家已经搬迁，究竟搬到那一家？却没留下确切地址。
陈容康前一年回成都后，给我来信，说他已找到了张家，但并没有写地址，而是留下了他自己的地址。 所以我来成都先要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再由他带我去张锡锟家。
陈容康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后，我从旅店房东那里问明了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径，便直奔那里。一钻进菜市街，其“热闹”程度与十三年前来成都参观时差不多，商店里存放的干鲜货比之六十年代丰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样的狭窄，那样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样的旧，那样的黑，甚至可以说比之当年参观时更脏更臭。
共产党的老套，逢假节日或有人参观检查，预先就要向被参观地方打招呼，清洁做了又做，检查复了又复，直到某个地方官员点了头才可让参观者进入，所以即使骨子里又穷又烂，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会主义的面子”，现在距“国庆”还有好几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过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路，那巷子里到处堆积腐烂的菜根、菜叶，那道旁的阴沟里流着黑幽幽的污水，散发出令人呕心的臭气，虽已时值深秋，天气也有点冷，但爬在那些烂菜摊上的苍蝇却挺忙碌，一群群挥之不去。
我埋着头在巷子里几乎穿了半个时辰，忽然我在一个岔道口上，看到了一个背朝着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乱的头发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脚步来看他，他的面前放着一个酸臭熏天的潲水桶，他正用他双手，拂打着蜂拥在潲水四周的苍蝇，一边伸出一只拖着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潲水桶里摸着，摸着，摸出了半个泡得胀胀的馒头，他的眼光一亮，便将它狠狠地送到嘴里，好像在同四周的苍蝇争抢一样。
这一瞬间，立刻使我想起了从潲水里捞洋芋的邓自新，二十年中共的监狱真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同时也才让我们看清了中共。
我从他身边走过，深深叹了口气，不过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时在那潲水桶里，并没有向我伸出手来。
按着门牌的号数，找到了陈容康的门牌时，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头向里面望去，那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
正当我跨进去时，陈容康刚好从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我们已分别两年了，但他还是那个老样，瘦瘦清矍的脸上戴着深度的眼镜。我刚刚跨进大院他便认出了我，迎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大院左侧最里面的一间小屋，一面问我何时从盐源动身的，打算到那里去，今后干什么？
我回答他说，农场只给了我加刑两年的“平反”通知书，要等回重大后再看重庆法院怎么来收这场二十年冤狱戏？
拉开一方用白布做的门帘，他将我引进了小屋，屋里大白天开着电灯。像这样四壁没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开灯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里靠门的角落，一位大约与我的母亲年纪相似的花白头发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缝纫机上补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个补丁了，不用介绍，我便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向她行了一个礼。
我环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约十五平方，正中放着一家张旧式的八仙桌，两张小床以桌为对称中心，安放在那里。左侧墙边靠缝纫机是一个三开大立柜，右侧屋角一块打满布丁的兰布将屋隔出一角，里面放着煤油炉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这母子俩吃喝拉撒全在小屋里。不过房子虽小却收拾得挺干净，因为摆设的家俱只有那么几件，所以小屋里并不拥挤。只是那临街烂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苍却从那门缝处偷偷地窜进来。
陈伯母告诉我，她原来在一家街道办的被服厂上班，陈容康回家后，为让陈容康顶她的班，她已退休，并告诉我，她的退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元，陈容康刚顶班，工资每月二十四元，母子俩将就着这间小屋，相依为命的住下了。
我问道：这大院里住的人都同她一个单位吗？她点了点头说道，成都最打挤的就是住房，这周围几十家人除了她和陈容康外，那一家都住着三个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侧那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孩子，还不是挤着没办法，屋里安了两张大床外，家俱几乎只好全放在过道上，为此与邻居经常争吵不休。
陈伯母一边同我们聊天，一边又从“厨房”里取出一个大瓷盆，走出屋上街买早点去了。
我问陈容康离开农场时管教科对他作的结论是什么？他淡然一笑说“刑满释放犯，虽然名称很怪，总算让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满人员中的幸运儿了。”
我又问他：“四十出头的年纪了，总不能继续打一辈子光棍。”他摇着头，指着这小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妈妈的工资只够吃饭，还别想吃好的，那来的钱娶老婆？再说即便有人愿意嫁给我，又那来的房子住？暂时我是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心里为我们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毁了我们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还处于最底层，留着人生的基本问题不得解决，难道我们真的被压在最底层翻不了身，成了社会无人疼爱的弃儿？
接着他询问还有多少人留在农六队，问到陈孝虞，邓洪元、夏光然，邓自新等人的近况。我告诉他，他们都先后去了北鸟，有的回家了，暂时还没有联系。
正谈话间，他的母亲端着一大盆白糕走了进来，拿出三个碗从厨房里取出热水瓶，在三个碗里倒上了开水，三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陈伯母介绍他十几年的生活往事，占着离菜市场近，常能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时陈容康哥哥也跟着他母亲住在这棚屋里，小孙子才几岁，每顿吃饭时吵着要吃干饭，全家人为了保证孩子每顿单独蒸一小碗饭，剩下的粮食，三个大人就把它搅在菜羹里吃。
全国老百姓照样都得熬社会主义苦汁。现在不管怎么样，早晨还能有白糕一吃，总比以前好。
她唠叨起来，“比以前好”这种满足感，想起来真可爱，中国百姓的忍让力可说实在太强，只要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来，就很满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种土壤么？中国人为什么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那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那里去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