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2日讯】在今天的山东邹平县南有白云山，隋朝时称为长白山，当时在这里诞生了一支反抗暴隋的农民革命军。他们的领袖叫王薄，大兴七年即公元前611年，王薄占山为王，聚众造反，自称“知世郎”。此知世又如解，意为知世间万事的先知，或说王薄知隋将亡，世间又要改朝换代。王薄的反隋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当时长白山一代有了一曲歌颂革命力量的民谣，即《隋大业长白山谣》，唱道“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是一句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和老百姓普遍的反战心理。与其被人家抓壮丁一样投入辽东战场，还不如起来造反。去了辽东是死，造反一旦失败也是死，宁可做故乡的鬼也不做异乡魂，狐死首丘，反正都是一死，那就在自己的家里战死。隋炀帝在大业七年到大业十年间出兵攻打高丽，劳民伤财，三次又都是无功而返，狼狈不堪。暴隋没有平等尊重过民意，用强制的手段征兵去辽东，侵略另一个国邦，无非是他好大喜功，想成就一番不朽的功业，结果长途跋涉，天时、地利、人和都失利于隋朝军队，他们只能成为死神夜宴里的食物。
可在后来取代隋朝的盛唐初期，依样画葫芦，对周边长期用兵，不同的是唐人比隋人更效死力。这种积极还有忠诚可以看出两个朝代的皇帝治军不同，政策不同，特别是在赏功，抚恤，刺激武风这一方面，唐政府比前朝做的更尊重生命。这又见证了暴隋不同于盛唐有人性、博爱，本来杨广成为合法接班人就用卑鄙手段极不光彩，他的一生都是在劳民伤财，无论是征辽东还是凿大运河，都是用抓壮丁的手段，从不把人民当人看，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都不愿满足老百姓。比如凿大运河，百万农民工的工钱也不能兑现，一路上还毁人坟地，破坏山林田陌，饿死累死的农民工竟无人掩埋。杨广下江都时所乘巨船，不知多少纤夫在岸上哀不绝耳，可背上又不知受尽了多少鞭挞之苦。如此，隋炀帝还不是一个暴君吗，他的时代还不是一种暴政吗。
知世朗王薄的造反在输送这一种信号，政府可以发动或煽动任何一场战争，但人民有自己的权力选择是否参战。如果是一场侵略别国的不义战争，又是屠杀与自己无怨无仇的异国人民，这种法西斯的行为当然可以放弃，甚至用反抗来作为对政府好战的打击。可是当暴政一旦计划着人民要成为战争的炮灰时，这个统治阶级的核心便成天鼓吹他国威胁论，似乎所有的地缘国家都在扼制他的崛起，他们爱煽动一种仇外的民族情绪，让无知的少年变成暴政偏安的炮灰。隋王朝要崛起大家都不会反对，可一旦是牺牲老百姓一生的利益，对内不顾老百姓死活，对外又穷兵黩武，鼓吹盛世或崛起，这样的政府寿命不会长久，有千千万万的知世郎用造反来宣告隋王朝的灭亡。
打江山和坐江山无非是确保民生，让人民的生活井然有序，幸福美满，而不是加深民怨，民苦，让天下到处是动乱，到处是不得安宁。隋炀帝不是曹操，也不是李世民，前者和后者对辽东用兵反而可以势如破竹，军民效力。因为隋炀帝缺少给人民一个承诺，比如战后对人民的抚恤义务。当隋炀帝将人民的死活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于是他也有了另一种打江山者的病态思潮，谁打下江山谁就可以支配当下的人民去死。这种人到了坐江山的时候，人民的一切生死他也是不屑一顾，死不足惜，人民全是他的战利品，不是死在异国他乡，便是让人民惨死在国内，这才是血色殷红的中华大地。暴君挥霍着人民的死，不亦乐乎，谱成一段暴君们的交响乐章，这更是血色殷红的中华大地。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