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07月24日讯】接前文：
《透视中共超限战（1）：与生俱来的邪恶基因》《透视中共超限战（2）：红色木马 掏空美国》透视中共超限战（3）：红色特战队在行动 《透视中共超限战（4）：红色代理人渗透全美（上）》《透视中共超限战（4）：红色代理人渗透全美（下）》透视中共超限战（5）：针对信仰的神魔大战（上）
三、宗教移民与美国的“信仰自由”
信仰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如同氧气之于生命。而只有在“信仰自由”的制度保障下，信仰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彰显。美国是第一个以制度形式确立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这不仅仅是一项宪法权利，更是美国文化的根脉所在。
回顾之前的整个西方历史，宗教与政权始终密不可分，彼此纠缠。政教之间从未真正建立起一道清晰分明的隔离墙。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北美移民创建美国的一百多年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合一体制，君主统治合法性基于“君权神授”。每个国家也都有官方承认的“国教”：如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奉行天主教，俄罗斯是东正教，英国则是新教中的圣公会。彼时，当一个国家在推崇某种宗教的同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它信仰实施不同程度的压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首创“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并以此建立全球首个宪政共和国，为西方文明开启了一条既超越宗教专断又避免宗教迫害的新型政教体制。
1. 马萨诸塞湾的“政教合一”与宗教迫害
美国是由不同宗教移民在北美创建的联邦国家。17世纪以来，大量来自欧洲的宗教移民将北美视为“属灵的应许之地”，希望在此摆脱旧大陆宗教专制的压迫。然而，由于历史惯性，他们所带来的宗教经验和信仰差异，反而在早期殖民地中引发新一轮宗教冲突。
当时在北美实施宗教迫害政策的正是在英国遭到打压而来此寻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清教徒殖民地，因而对宗教异议者实施严酷打压，其中尤以对贵格会的镇压最为残酷。
北美早期的移民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教派聚居格局：英国清教徒（Puritans）在马萨诸塞湾和普利茅斯建立了以“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社区；维吉尼亚殖民地以“圣公会”（Anglicans）为主导，发展了英国国教派政教合一的传统；天主教（Catholics）徒在马里兰建立自己的信仰庇护所；被清教徒驱逐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在罗德岛创立“浸信会”（Baptists）基地；遭到清教徒打压的“贵格会”（Quakers）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避风港……这种宗教地理格局反映了早期移民之间的教派冲突与排斥。
1650～1660年代，马萨诸塞湾通过法律，禁止贵格会成员进入殖民地，违者将受到监禁、鞭打、驱逐，甚至被判处死刑。期间至少4名贵格会成员被马萨诸塞当局处以绞刑。这是北美殖民地早期宗教迫害的典型案例。
与此同时，倡导信仰自由的理念和实践也正在这种严酷环境中孕育成长，罗德岛出现北美首个宗教自由区。
2. 罗德岛的“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
罗杰‧威廉姆斯是北美最早传播“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理念的先驱者。作为清教徒的罗杰‧威廉姆斯因反对“政教合一”治理模式被马萨诸塞湾当局驱逐后，于1636年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今罗德岛首府）创建自治殖民地，为少数派宗教团体提供避难所，罗德岛因此成为北美第一块实施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殖民地。
1640年签署的《联合与种植园协议》（the Combination & Plantation Agreement）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份明确提及“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的政府文书，依据该协议组建的“普罗维登斯庄园自治体”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第一个严格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的政体。
威廉姆斯在其著作《迫害良心的血腥教旨》（The Bloody Tenet of Persecution for Cause of Conscience）中系统阐述了良心自由与政教分离思想。书中指出，政权只能统治世俗事务，唯有上帝才能统治人类的良心；良心自由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任何试图立法干涉信仰的人，他都是在篡夺上帝的主权。
这本著作不仅成为美洲宗教自由思想的奠基文本，也是西方历史上首次全面提出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治神学著作之一。该书对美洲启蒙思想以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德岛的政教分离实践也为北美其它殖民地提供了范本。随后建立的新泽西、卡罗莱纳以及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都遵循了相同的治理模式。
威廉姆斯所确立的“良心自由”原则，是美国宪政精神的重要源头，最终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核心权利。
3. 信仰自由是美国立国之本
美国建国表面上看是十三个殖民地的政治联合，更深层次，则是不同宗教派别在“信仰自由”原则下实现的文化整合。“信仰自由”为建立合众国提供了两大自然法原则，成为《独立宣言》的法理支柱。
第一，信仰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探索人生终极问题，教会与个人在信仰地位上完全平等。如果北美地区需要一个信仰宣言来表达最大共识，那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普遍承认有一位创世主的存在——尽管在“谁是创世主”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二，信仰被视为个人与上帝（或创世主）之间的神圣关系，不应受教会或政府干预。因此，政教必须分离，政府的合法性不再源于“君权神授”，而是基于“天赋人权”。
1776年的《独立宣言》完整体现了以上自然法内涵。《独立宣言》承认有一位创造万物的创世主，祂赋予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unalienable Rights Endowed by the Creator），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这些天赋人权而组建政府，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授权。
信仰自由对美国如此重要，因此1791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列为美国居民享有的第一宪法权利。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深刻指出：“在美国存在的教派（不同的派系）数不胜数。在涉及由创世主引起的崇拜方面，它们表现得完全不同；但当涉及人对人肩负的那些责任时，它们的一致性立即就体现出来。尽管每个教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崇拜神祇，但所有教派都以上帝的名义来宣扬相同的道德法则。”
信仰自由缔造了美国，它不仅是美国最根本的宪制原则，首要公民权利，也是指引民主制度得以良性运作的伦理与道德根基。
植根于信仰自由的美国宪政体制，点燃了全球极其耀眼的人权灯塔。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因信仰受难的宗教与政治难民纷纷涌入美国寻求庇护。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美国庇护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中国法轮功学员。
今天，面对中共以超限战手段在美国大肆渗透，操控美国舆论和利用美国法律对法轮功实施跨国镇压，守护美国信仰自由的建国根基无疑已成为西方世界抵御共产极权、捍卫人类文明的最重要防线。
四、信仰的双重火种：中美文明的历史使命
1. 中美传统文化的精神契合与神性互证
当我们为美国在西方历史上确立信仰自由的宪政体制而感慨之际，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在大洋彼岸的中华大地上，早在几千年前，基于“天道精神”的信仰自由实践就已深深扎根于华夏诸邦的文化传统之中。
传统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没有发生系统性宗教战争的古老文明，从中华文明发端之初，各种修炼体系和信仰派别就在“遵循天道”的最大共识下和平共处。历代君主也都以天道为尊，既不设国教，也不会因信仰分歧而施加宗教压迫。
信仰上的自由开放与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恢弘气度，这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迅速与儒家和道家文化并肩，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儒释道”三大主流体系。
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但大多是出于削弱寺庙势力或增加财政收入的短期政治经济考量，且这些短期压制政策也只针对具体寺庙和僧侣，普通百姓依旧可以在民间信佛修持，社会整体的信仰自由生态并未被根本破坏。
中华文明基于“天道精神”的信仰包容与美国基于“良心法则”的信仰自由，在精神内涵上深度契合。中华文化以“天道”为最高准则，超越具体宗教教义，包容儒、释、道等多种信仰体系，形成了多元信仰平等共存的文化格局。美国则通过阐明“上帝对良心的统辖权”，确立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保障不同信仰实践的天赋权利，形成关于创世主信仰的最大共识。二者都是在尊重个人“神性体悟”的前提下，依据天道（神的法则）而构建的文化系统。
传统中国与美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两大核心，共同传承以“神性体悟”为本源的传统文化体系，这绝非巧合，而是神的救赎计划在人间的精心安排与宏伟布局。这样的文明结构，正是为应对魔鬼撒旦的毁灭计划而设下的“双重护盾”，是为了让两大文明体系在与撒旦的最后对决中，能够遥相呼应、彼此策应。
2. 撒旦毁灭人类的两条战线与终极计划
与之对应的是撒旦为毁灭人类而实施的一整套黑暗战略，包括A计划暴力革命、B计划文化渗透，以及全面升级和融合AB两条战线的终极杀招——超限战。
（1）A计划：以“极权暴政”直接摧毁神传文化
暴力革命路线（所谓A计划）奉行共产党原教旨思想，即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核心策略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极权，全面掌控一个国家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然后以暴力手段直接摧毁该国原有的文化与传统社会结构。
前苏联、东欧、朝鲜、中国、北越等国家，是共产党实施A计划的首轮实验场。在夺取政权后，共产党随即对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展开系统性清洗，为共产极权的意识形态霸权扫清一切障碍。
随后，苏联主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迅速崛起，并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展开全面对峙，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格局。
在冷战中，苏联采用的所有手段——包括军事对抗、代理人战争、间谍渗透、舆论宣传，以及经济与科技竞赛等——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范畴。而在传统对抗模式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信仰、文化与制度体系构筑的软实力优势愈发凸显，进而支撑起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持续领先。
相比之下，苏联依赖暴力与恐惧维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在软实力层面先天不足，严重制约了国家竞争力的长效发展。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与经济的崩溃，苏联的政治联盟也迅速瓦解，最终走向解体。
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在传统对抗路径上的战略失败。冷战的结局揭示了一个深刻规律：只要西方文明坚守其信仰根基，保持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与宪政制度，共产主义就难以在正面战场攻破这一文明防线。
单凭A计划的暴力革命，共产主义显然无法实现对西方世界的彻底颠覆。而撒旦的魔性图谋针对西方文明早已悄然启动了另一条更隐蔽、更具穿透力的战线——B计划文化渗透。
（2）B计划：以“变异文化”内部解构西方文明
与A计划不同，B计划不是通过暴力推翻政权，而是奉行“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借助“变异文化”的渗透手段，腐蚀西方社会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使其从内部堕落、解构、分裂，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宪政体制健全、国家实力强盛，长期以来是共产党暴力革命难以逾越的坚固堡垒，因此成为B计划渗透与颠覆的优先对象。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奠基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并不仅仅是其政治经济结构，更深层的力量来自文化传统与基督教信仰。葛兰西因此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战略：要摧毁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摧毁其文化根基。
1930年代，葛兰西起草了一套多达两千页的文化渗透行动大纲，逐条阐述如何从内部瓦解美国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他的理论后来成为共产党实施B计划的思想蓝本。
1958年，美国作家克里昂‧斯考森（W. Cleon Skousen）在其著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中，列出了共产党试图通过文化马克思主义渗透美国的45个具体目标，其中包括：
• 控制学校，弱化授课大纲，操控教师工会，使学校成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传动带”；
• 渗透新闻媒体，占据广播、影视界等舆论平台的重要岗位；
• 通过在书籍、杂志、影视里宣扬色情，毁掉文化道德标准；
• 把同性恋、堕落和乱性视作正常、自然、健康；
• 渗透教堂，以社会宗教替代天启宗教，让人们丧失对《圣经》的信念；
• 以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理由，取消学校祷告；
• 鼓励乱性并使离婚容易实现，让人们失去对家庭制度的信任……等等。
这些看似激进的目标，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荒诞的奇思怪想。然而，60年后的2008年，美国学者柯蒂斯‧鲍尔斯（Curtis Bowers）等人震惊地发现：这份渗透清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几乎已全部成为现实。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催生的变异价值观正在渗入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学课堂，左派政治议程的核心内容被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堂而皇之地主导了美国的主流话语体系。
当今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盘尚存，但社会认同日益撕裂，政治两极化加剧，左派与右派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价值鸿沟，美国面临倾覆的危险。
B计划的长期渗透使美国原本坚固的信仰与道德防线被逐渐腐蚀、松动，这一“价值空心化”过程，恰恰为中共的超限战打开了致命缺口。
（3）终极计划：以“超限战”毁灭美国
当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动的这场文化战争，造成美国价值分裂、认知混乱之际，撒旦的终极计划也悄然登场，那就是融合A、B两大战线，并全面突破其局限的新型战略模式——超限战。该计划的执行者中共因而成为撒旦终极代理人。
中共主导的超限战，既继承了A计划的极权操控与暴力胁迫手段，也吸纳了B计划的文化颠覆与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同时，中共更进一步将战争的形式无限扩张，将良知和伦理底线彻底抹除。
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际，当1990年代中共在美国开始构建其红色代理人网络时，新冷战事实上已经拉开序幕。相比于冷战的传统对抗模式，新冷战的对抗全面升级为超限战模式：既要发展军事实力，也要进行文化颠覆，同时还要突破所有界限，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摧毁美国。
正如文化马克思的颠覆性后果在共产党B计划执行几十年后才被美国学者察觉出来。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共超限战的后果在美国社会全面展现之际，美国的有识之士才意识到，美国和中共之间已陷入一场新冷战，中共已经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然而，此时的美国经过几十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渗透，美国的精神防线被大幅削弱，道德和信仰基础被逐步瓦解，主流媒体与教育系统被“政治正确”主导，传统宗教被边缘化，家庭结构受到严重冲击。
在道德迷失、政治左倾、媒体失衡、舆论失真、经济绑定……等多重夹击之下，面对中共超限战的毁灭性攻势，美国的战略反制能力还剩几成？无不让有识之士担忧。
由于信仰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严重裂变，即使近年美国的爱国者逐渐意识到中共的严重威胁，也常常因体制运行不畅而陷入左右为难、手脚受限的战略被动。
如果美国无法从根源上巩固信仰根基、重建核心价值，其冷战中曾有的体制优势将会逐渐丧失，美国也将无法真正遏制中共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摧毁性超限战。更准确地说，这是撒旦发动的一次全球性灵魂围猎战，如果民族和国家失去信仰，将无一幸免。
3. 中国神传文化的重生与美国的新希望
当撒旦的超限战全面展开，西方文明陷入重重危机之时，一股来自东方的神圣力量却在逆境中崛起——她深植于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沃土，不但将唤醒亿万中国人内心对“天道”的重新认同，也在全球唤醒人类神性的磅礴光芒。她，就是法轮功。法轮功的出现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神传文化体系对撒旦三大毁灭计划展开的正面回击。
在中国，法轮功正在重构“天道”信仰体系，使“敬天敬神”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神传文化的逐步复兴，也直接冲击了中共几十年来建立的无神论统治结构，从灵魂层面动摇了撒旦A计划所依托的极权统治的根基。
在美国，法轮功修炼者快速成长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正信群体，他们不仅揭露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真相，也系统揭露中共在全球发动的超限战阴谋，以及撒旦B计划对美国的渗透威胁，帮助美国社会透视共产主义邪恶本质。
在法轮功学员的推动下，《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等独立媒体迅速崛起，打破了中共在海外对中国话题的话语垄断，全面揭露中共的海外渗透和统战阴谋，逐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对中共威胁及其背后撒旦主义阴谋的广泛觉醒。
由美国法轮功学员创办的神韵艺术团，则以纯善纯美的古典艺术，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辉煌与尊严，直接对抗共产主义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信仰、审美与道德的异化与颠覆。神韵不仅重燃全球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也在帮助社会重塑道德坐标与信仰认同。
法轮功的信仰力量，是应对中共超限战最深层、最有力的反制力量，她在灵魂的维度构筑出撒旦势力无法穿透的一道精神防线。
作为神传文化的守护者，法轮功学员承传的中国“天道”信仰体系与美国的“良心自由”信仰体系在精神内涵上深度契合。她是中美文明体系在末劫中实现自我修复、自我救赎、互为支撑的合力之点。
撒旦布局百年，妄图同时摧毁东西方文明的神圣根基。而神早有安排，让这场正邪决战中，法轮功从东方复兴信仰，在西方点燃良知，使中美两大文明的薪火在末劫之际交汇融合，共同为整个人类照亮一条穿越黑暗与毁灭、走向光明与复兴的神圣之路。
五、信仰之战：创世主的慈悲召唤与撒旦的末日陷阱
纵观世界各大文明，无论外在文化如何差异，其内在价值观与基本逻辑却惊人一致。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信仰，那就是有一位创世主的存在，祂创造了人类及天地万物。世界各地的不同宗教和神话传说其实都是在为创世主的救赎计划做铺垫，为不同民族等待和寻找创世主做好文化上的指引。
二百多年前，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在《独立宣言》中庄严宣告，创世主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最高主宰者，美国是在创世主赋予的基本人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良心自由”为核心原则的宪政国家。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法轮功（法轮大法）带来了来自东方的创世主信仰。法轮功以中国佛家文化形式在世间洪传，传授的是人类共同等待的创世主救世真相。法轮功主要经书《转法轮》开篇《论语》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告诉修炼者——“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
法轮大法是创世主智慧的体现，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实际上是当代人类对创世主神圣恩典的珍惜与回响。
在人类历史中，神与魔始终并存。与创世主的慈悲召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撒旦的仇恨与毁灭意图。
撒旦是低层宇宙中败坏生命聚合而成的邪恶生命体，它的形象十分丑陋，《圣经‧启示录》中描述其为十角七头的红色大恶龙，法轮功修炼者称其为“共产邪灵”。这个红色大恶龙正是共产主义的来源及共产党在另外空间的真正主子。
大纪元发布的《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一书中对撒旦及其毁灭计划做出深刻揭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中共所推行的“超限战”，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撒旦毁灭人类的终极计划在人间的体现，其最终目的就是摧毁人类对神的信仰，使人类丧失神性与道德约束，在迷失中放纵魔性，最终被卷入深渊与撒旦一同覆灭。
中共超限战不仅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是对人类灵魂与文明根基的全面冲击，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和文明传承。
在人类的末劫之际，创世主通过法轮大法昭示“真、善、忍”的神性，撒旦通过共产主义灌输“假、恶、斗”的魔性。创世主想救赎自己的子民，用慈悲唤醒神性；而撒旦则诱惑人类堕落，以仇恨点燃魔性。
在这场以信仰为核心的终极较量中，真正决定未来命运的，正是每个人内心那份对“真、善、忍”神性的回响，是对创世主慈悲的回应。
这是人类命运的抉择时刻。唯有认清正邪，识破邪灵阴谋，回归神性，坚守信仰与良知，人类才能在这场终极较量中打开救赎之门。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