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引文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1
四十二年前，一九六零年的深秋之夜，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虽然饥肠辘辘，却怀着无限的崇敬，将这一首无题的“革命烈士诗抄”，抄录在他那本心爱的小本本里面。而他在这个小本本里写下的第一首诗歌，题目便是﹕“党啊，我的母亲！”。自然，这个党，就是那个正在逼他饿饭、并早已指斥他是一个“小右派”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他饿着肚子抄录下来的这一首“革命烈士诗抄”，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烈士诗抄。
所谓光阴荏冉，岁月如梭。一晃便是二十九年过去了。二十九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深夜，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昔日文学少年”，居然就面对着他那个正做着大学校长的哥哥──一个满怀着对弟弟的担心，来劝说他再也不要“上街”的哥哥，噙着满眶的眼泪，大声地吼叫着说﹕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2
这，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所写下的著名共产革命诗篇。而作家含泪脱口嘶叫出来的诗句，竟也把当时在场的本省一位“著名诗人”，感动得眼泪汪汪。第二天，诗人便把他的“壮举”传遍了那个缺少文化的中共文联大院。
那一夜，他几乎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痴痴地坐了一夜。清醒时，曾惊讶自己怎么就会面对着他的哥哥，嘶叫出那样的“共产革命”诗句。他明白，他的哥哥，一定是十分地伤心。而他，则已经怀着满心的羞愧了。因为，他在哥哥面前的表现，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就像白天声讨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的游行队伍所高唱着的，竟然是杀人党所唱的“国际歌”一样……因为，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饿饭时代的那个少年，彼时，他正在独自年复一年地清扫着历史的尘封，更在为胜利者所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里面，辨识着当代中国人民无穷苦难的真正历史来由。
或许，就是在那个漫漫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六四”长夜里，他也才突然地思考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这几代人，他们对“共产党进步派”的天生热爱，究竟来自哪里？而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天生仇恨，更是从何而来……？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学自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
一个不争的世界文学史事实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而在欧洲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上，除掉宗教的经典、史诗和教会的文化以外，几乎没有个人创作的文学可言，甚至连中世纪之前的罗马希腊文学，都几乎与庞贝城一样，被深深地埋葬在欧洲的大地之下。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悖反的历史差异，其最为重要的缘由，大概就是中国的专制君主们，因不曾实行过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文学创造的相当自由；相反，恰恰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实行了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所以，才因思想的绝对专制，而将人民文学创造的自由剥夺殆尽。
另一个不争的中国文学史事实是，中国的文学，恰恰又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产生了一次大发展和大普及。其原因，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型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他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地担负起反对专制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才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3也就是说，正是伟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才将文学的创造推向了一个更其高远、也更加普及的崭新历史境界。
然而，一个争论不休的文学史事实，却伴随着辛亥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伴随着前苏联要命令和指挥中国共产党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和武装出卖中华民族，更伴随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侵入，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应运而生，而产生了在辛亥之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因回首百年文学发展而已经能够“盖棺论定”，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甚至是在辛亥之后军阀混战的年头，才产生了真正的好文学和真正的大作家，但是，迄今为止，由于一部部中共“中国新文学史”，依然要从那一部部用尽谎言编织的中国现代史“出发”，继续编织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没有文学自由”的历史性谎言，继续地讴歌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甚至将他们在外敌的命令和指挥下背叛国家民族的历史罪行，继续当作一篇篇大无畏的文学英雄的史诗来横加歌颂，这就不得不迫使着我们要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辨识了。
（一）
我们辨识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国民乃拥有着极大的出版自由。甚至这个自由，迄今都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文学家们，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
而所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一般地说，应该是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因一期北伐胜利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开始；准确地说，则应该从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和中国获得初步统一及和平开始。因为，正是从彼时起，中国国民党才在她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历经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并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之后，又进行了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才终于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并真正地建立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政权。但正是这个因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才不得不实行“训政”的“第二共和”政权，却在她一开始，便被苏俄和中共将它定性为“国民党反动统治”。
但是，就是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文学不仅继承了辛亥以来的自由，而且享受着只有在一个真正共和的国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的自由，所谓文学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话。对此，当年的共产派文化人竟在后来对它回忆道﹕“……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的人物……乡居无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刚过，他竟忽发奇想，决定到上海办一种《时事周刊》……于是，老师就带着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居然轻而易举地就把《时事周刊》办了起来……”4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经统治了五十年的大陆，岂非只是一个“神话”？
而另一位共产派文化人，则更其详细地追述了他们后来便再也没有享受过的这种自由了。他说﹕“……刘呐鸥愿意拿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与我合作……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了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为《无轨列车》，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便在《无轨列车》上公开发表了……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叫做《第一线书店》……”5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文化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
但在当时，甚至那两个已经有了革命作家名声的丁玲和胡也频，竟也要“摹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从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6他们的幸运，是否直到今天，都还是当代中国文学青年所梦寐难求的？
（二）
我们辨识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那个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同样给予了若大的自由。因为，由各类新文学史家所提供的史实，实在是证明了了这种自由的确实存在﹕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一群共产党及左倾青年，从武汉回到上海，开设了《春野书店》，创办了《太阳社》，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办了《太阳季刊》，宣扬‘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主要人物有蒋光慈、钱杏村，杨村人、洪灵菲等……”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如此说道。7
一九二七年八月，当郁达夫将创造社的出版部交给成仿吾之后……其机关刊物，先是《创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创办《文化批判》，“……中共党员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词’，强调‘没有革命的力量，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已属共产党腔调……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编，于创刊号发表‘流沙前言’，称﹕‘……文学是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则如是说。8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思想运动。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9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于此，虽然没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情，却对中共文化人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倡导“要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如此“欣然于怀”的歌颂。虽然，他们五十余年来，除掉继续敢于歌颂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文学以外，还敢于歌颂过什么样的文学呢？
“国民党反动派”们是用实际行动来给予中共提倡“共产革命文学”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居然也十分情愿地对此“作证”说﹕“……口号提出以后，很快便得到了两个社团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先后出版的《流沙》、《战线》、《戈壁》、《洪荒》、《我们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东月刊》等杂志上，都曾展开热烈的宣传和讨论，从而形成了盛大的声势……”10
于是，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会这样兴高彩烈地为着别人的自由写道﹕“在大革命失败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的历史转折阶段，正当知识界和文学界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犹如在白色包围的环境中树起了一杆鲜艳的红旗，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11
“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学上对于“要革自己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非但允许他们“结社、结伙”以宣传和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甚至允许他们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联盟”，并允许这个共产党的“作家联盟”来创办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以宣传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即﹕“来革他们这些反动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能意气昂扬地告诉我们说﹕“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12然而，这对于五十余年来从来就无权享有任何文学结社自由的中共文学史家们来说，岂非是一个“致命的嘲弄”？
有计划、有步骤地要颠覆中华民国的苏联共产党，其时，不仅正在命令着和指挥着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和革命，而且还在谆谆地教导着中国共产党，为了促使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和成功，还必须将文学当成“整个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苏维埃俄国的“马教”文艺理论，来武装中国的共产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因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13因为，“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14因为，“……我们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已经获得了极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立之初，就谨遵教主列宁的教导，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被列宁称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优秀著作”的蒲列汉诺夫理论，特别是他的“马教”文艺理论，进行了急切的翻译和介绍。
于是，在国民党刚刚开始的“反动统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即于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它包括﹕
冯雪峰翻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艺术之社会基础》；苏汶译的，苏俄──波格丹诺夫着的《新艺术论》；冯雪峰译的，苏俄──蒲力汉诺夫着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文艺与批评》；冯雪峰译的，苏俄──梅林格着的《文学评论》。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后﹕鲁迅译的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亦在光华书局出版，并首先发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后，苏俄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也都在这套丛书中相继出版。
“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的自由实在不可谓不大。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给予自己的敌人以这样大的自由；因为，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专制政权不用说从来就没有给过他的敌人以这样的自由，而且也没有给过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这样的自由。
（三）
我们辨识的第三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给予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种种自由，而且还给予了他们“批判和斗争”其他文学的完全自由。
当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家们对此倒是羞羞答答地说过﹕“……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他们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鲁迅……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16
虽然，曾被他们指骂为“二重反革命”的鲁迅，在中共已经意识到彼时非但不能得罪，而且还必须团结、尊重，甚至必须“利用”之后，中共的文化人们不仅立即收回了他们的投枪，而且立即把鲁迅捧上了中共左翼作家旗手的宝座。于是，一边在国民政府领着三百块大洋月薪的旗手，一边也就原谅了那些曾向他投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甚至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17
好一个“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幸运的是，鲁迅本人无命熬到“苏维埃的政权之下”，但是，那些所有熬到了“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中国文学家、文化人，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化打手们，又有几人没有被那个“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整治得死去活来，其中无数被这种方法送掉了性命的，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远无以治愈的伤痛，早就“血溅文史”了！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制造阶级斗争”和“制造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来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所以，哪怕你并没有想做他的敌人，他也会寻找出敌人和制造出敌人来，以便制造阶级斗争，更使之尖锐化。
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这些敌人很容易就被他们找到了。而这个敌人，就是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正在遭遇苏联的公开侵略和颠覆，并正在遭遇着日本帝国就要大举侵略中国的威胁之时，由执政的国民党或曰亲国民党的文人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而他们的主要文学理论便是﹕“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为了某一个民族、并由某一个民族产生的。其目的，不仅在表现那所属民族底民间思想，民间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时在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因之，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于是，号称“没有祖国”，呼叫“只有苏联才是我们的祖国”，而且在苏联侵略者已经武装占据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居然还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发起全国暴动来“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及其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对于这个“文质彬彬”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自然是“怒火中烧”。于是，他们立即便将一顶“法西斯主义文学”的帽子扣到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头上，而指责“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鲁迅，竟然用尽了“辱骂和恐吓”，来辱骂和恐吓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是“文化流氓”，是“洋大人的宠儿”，不，是“宠犬”，直至指责那些主张民族主义文学者，都是“上海滩上沉沉浮浮的流尸”。18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岂止是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亲国民党、爱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这样一个敌人，并将他们辱骂得灰头土脸，斗争得体无完肤，而且，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绝不容忍其它任何一种文学存在的专制本能，更使得他们对与自己有着不同观点的“新月派”和其它文学流派，大张鞑伐，必置“敌”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不仅将主张人性文学、反对鼓吹阶级性文学的梁实秋，辱骂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将他辱骂成“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无人豢养，饿的精瘦”的“野狗” 了19
至于由他们自己为了扩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而制造出来的“与文学自由派和所谓第三种人的论争”，其结局，便是在他们果然夺取了政权之后，便立即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那些曾假扮成与他们有“不同文学见解的同志”，整治得死去活来。20
（四）
如果今天有人要问，为什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派作家，和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居然就能够“横行”在中国的文坛之上，想出版革命文学，就能够出版革命的文学；想结社结伙，就能够结社结伙；想宣传马列洋教，就能够大肆宣传马列洋教；甚至想辱骂和恐吓谁，就能够辱骂和恐吓谁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给了他们太多的自由！
所以，我们辨识的第四个结论，就是号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中共文化人，他们所索取的绝非仅仅是文学的自由，而是对文学自由的利用，即利用这一自由，来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煽动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甚至是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直至嘶喊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然而，就连这样的“自由”，“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也还是给了！
后来曾被中共文化界打成右派、更被中共文革整治得家破人亡的三十年代共产派文化人柯灵，就曾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得意”地说过﹕“……《明星半月刊》的文字，都与电影有关，却又不是为电影而电影，为艺术而艺术……锋芒所及，政治现象，社会风气，艺术问题，凡与电影直接间接有关的，借题发挥，无所不评，无所不谈……为介绍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凡当时对推动革命（按﹕共产革命）有重大意义者，《半月刊》曾尽其所能，任宣扬之劳……21至于这家《半月刊》所发表的“何必枪口对内”一类的漫画，就更是为公开地拥护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和揭露国民政府“打内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欺骗作用。
至于共产派作家胡也频在他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中，无情地嘲讽三民主义，肉麻地歌颂马列洋教，公开地侮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就只能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所谓的五烈士中，真正有些文学才华的柔石，在他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之中，就更是将那个社会描绘成了一个“为残暴者把持所有”和“四周是怎样地黑暗”的“万恶世界”，所以，他才要“在黑暗之大神的怀中挣扎”，“要痛快地破坏这存在中的一切”。而他的这些“文学语言”，却是在中世纪一般真正反动和黑暗中生活了五十年的几代中国大陆作家们，死都不敢下笔的“呓语”！
但是，三十年代享受了太多自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由于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暴动造反之间也”，所以﹕
他们笔下的文学主人公才会这样地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扩大地唤醒他们，把他们吸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革命的队伍……”22
才会这样地喊着﹕“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23
才会这样地叫嚣着﹕“……因为这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所以，“我自然是要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再一次将我们的全民激动起来是不可能的……”24
于是，五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也确实是富有一定文学才华的殷夫，便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歌唱道﹕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血字》1929，11）
我们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
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暴徒，
……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
我们的旗帜显明：
斧头镰刀和血迹……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1930，5）
在这里，无论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表现了如何真诚的信仰和如何动人的才华，然而，我们却正是从这些号召“革命”和“仇恨”的诗句之中，听到了“中共第一代红卫兵”就要开始杀人的疯狂叫嚣，看到了中共从“杀人镇反”、“杀人土改”、“杀人文革”直至“杀人六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杀人历史画面……而这位三十年代的中共红卫兵诗人，为了“推翻和杀光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而写下的另外一段“文学诗句”──
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
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
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
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
（《五一歌》，1930，4，25）
──就更只能令所有遭遇过中共历次杀人政治运动的几代中国人，“闻诗而丧胆”。
然而，他们竟然就能够作为“文学作品”，而公然地发表在和嘶喊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而这类公然用墨写下来的要号召杀人的“血字”，竟然就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中，无处不遇──在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之中，那个与一位共产党“革命家”通奸的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徐大齐的太太，不仅立即觉醒到，“只有到莫斯科去”，才能为她那个被处决的奸夫报仇，而且她还“……立刻便觉悟了，觉得纵任把徐大齐杀死，于她，于洵白，都没有多大益处，因为像徐大齐这般人，甚至于正在等着候补的，是怎样地多啊。她觉得她应该去做整个铲灭这伙人的工作，否则杀死一个又来一个，这不但劳而无功，也太费手脚了……”25
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倘使一旦激起了五十年来无辜死于无产阶级铁血专政下的无数冤魂，甚至是激起了他们亿万亲属的巨大觉醒，岂不是又要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制造一场──
“今日他们的天堂，
明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血字》，1929，11）
的巨大人间悲剧吗？
（五）
我们辨识的第五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不仅有号召杀人的自由，而且，当他们非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而是因为参加叛乱叛族、特别是因为中共自身对他们的出卖而死之后（参见下文），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居然还能够拥有对他们的悼念权、宣扬权，甚至是藉他们的死来继续公开号召发动中国马教共产革命的权力﹕
“五烈士”刚被处决，时已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的鲁迅，这个只因为传统的本能未泯，晚年的欲望太过，而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伟大作家，就敢于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样一篇悼念文章，从此将“五烈士”“非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事实，公然制造成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历史性谎言。
“五烈士”死后两个月，中共的《前哨》杂志（后改为《文学导报》公开出版），又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书”，鲁迅更为美国的杂志写出了“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不仅敢于公开地攻击国民政府，而且敢于公然地欺骗世界舆论，以骗取国际间的同情。
“五烈士”死后不过七个月，沈从文，这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被整整剥夺了三十余年创作权和知名权的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竟敢于写下长篇传记《纪胡也频》，而当时的《上海时报》亦胆敢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起便开始连载了。
“五烈士”死后两年，即一九三三年初，鲁迅又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再一次藉追悼“五烈士”而煽风点火。而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不仅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为发表这篇文章，我还编了一页文艺画报……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又配上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还加上了鲁迅的照片……”26
一九三三年七月，胡也频的同居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中共左联的书记丁玲被捕，居然能够轰动中外，就是因为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不但无数民间的自由报刊敢于报道她的被捕，而且民间的大报《国闻周报》犹敢立即连载沈从文迅速为她写成的长篇记实文学《记丁玲女士》。而沈从文，这位后来被共产党的作家协会领导丁玲同志“弃之如蔽屣”的真正文学家，那时还敢于在《记丁玲女士》的跋中写道﹕“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出的，同这个社会的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和鲜血……”
我们姑且不论一九四九年之后，也就是沈从文所谓的“那一叶较新的历史”写成之后，成千上万被无产阶级专政无辜斩杀了性命的中国人，非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为他们写下一篇悼念的文章，甚至连一句同情的话都不敢说，有的更要在冤死者的尸体前，用声嘶力竭的批判和斗争，来向共产党表达他们的无比忠心。我们单单只说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屠城当中，和在屠城后的屠杀中惨遭横死的青年，于今已经十三年过去了，但在号称拥有数千名大小作家的当今中国文坛上，迄今又有哪一位“新时期文学家”，敢于为其中的任何一位写下一篇悼念与追思的文章，就不用说更有哪一家中国的报刊敢于发表这样的一篇悼念文章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真正“黑暗无似”的时代，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还要在他们叙述中国新文学史的“学术著作”中，歌颂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诋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于一些当代作家们，他们居然还能够在挥洒着国中人民的血汗，于海外招摇过市之时，竟然就能厚着脸皮地嘶喊着说﹕“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由过……”（姑隐其名）。
（六）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辨识的第六个结论，就是三十年代的“反动派国民党”，确实也曾“限制”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宣部就曾颁布过一个《宣传品检查条例》，规定对于“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之反动作品，要分别予以查封、查禁或究办，违抗者加重处分。各级党部如发现反动刊物，得请当地政府先行扣留查勘。出版物与宣传有关者，并应送请审查。
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出版法》，规定发行新闻纸及杂志应向政府登记，禁止出版品意图破坏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违者，出版品得予以扣留或禁止其发行，负责人得科以罚金、徒刑或拘役……而任何出版品，凡牵涉到国家的对外事务和国民政府重大政策者，需在出版后，寄送本地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各两份云云……
由是，“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封闭了创造社，于一九三零年查禁书刊288种，多数为中共书刊，但中共却改名另印，或秘密发行……”27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当真是为对付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制造了这样的“恶例”、颁布了如此的“恶法”吗？
注释﹕
1、这首“共产革命烈士”诗抄，原无作者，传为左联五烈士作。1982年经本文作者查实，原为前中共安徽省委付书记、付省长张凯帆作。1960年，张凯帆曾因亲眼看见安徽盛产稻米的粮仓无为县饿死大批农民，而开仓放粮，旋被毛在大会上公开点名为“坏人”，而身陷囹圄二十年。
2、殷夫的诗﹕《别了，哥哥》。
3、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一章第九二页。
4、柯灵﹕“文学生涯第一步”，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柯灵卷。一九九七。
5、施螫存﹕《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螫存卷。文华出版社，一九九七。
6、丁玲﹕《胡也频》，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丁玲卷。一九九七。
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142页，香港平明书店出版。
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料稿》，中卷第132页。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出版。
9、10、11、12、13、佚名﹕《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14、 施螫存﹕“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螫存卷，一九九七。
15、同上。
16、同9。
17、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8、同上。
19、同上。
20、参见胡秋原和施螫存等人的文学回忆文章。
21、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柯灵卷。一九九七。
22、胡也频﹕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胡也频小说精选》第18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9月第一版。
23、同上，第119页。
24、同上，第114页。
25、同上。《胡也频小说精品》第79页──《到莫斯科去》。
26、同14。
27、同8。
28、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转引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原标题：
（待续）所谓“左联五烈士”（上）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