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2日讯】【编者的话】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真相，震惊了苏共全党，震惊了全世界。那么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杀害了多少人？
一、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大镇压的盖子
赫鲁晓夫是揭开斯大林时期大镇压大屠杀历史盖子的第一位功臣，居功厥伟。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会议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那个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盖子，震惊了苏共全党，震惊了全世界。由于该报告被以色列特务机关摩萨德的特工所获，西方报纸如获至宝，予以及时翻译转载，而刊载该文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传到中国的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有的具有阅读英文能力的学生，读后再加以传播，结果打了一大群右派。
今年，著名律师陈有西读了这个报告，心情激动地写道：“这是一篇我一直想读而没有读到的文章。感谢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他让这篇对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演讲，能够在今天让中国的普众看到。我还没有细看，先发上和大家共享。我边读边想：如果我们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956年就让全党、全中国的人民读到了这份秘密报告，我们还会有57年的四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民、还会有十年的文革大灾难吗?……”陈先生哪里能够理解50几年前的事啊!那时，这个秘密报告在中国虽然严加保密，但内容还是透露了出来，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中国，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保密，但墙缝里总是会露出光来。中共中央为捍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在1956年先后发表了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示反对批评个人迷信，反对批评斯大林，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我们小老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何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集权——极权统治。这是中共建政8年给予中国人民的感受。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在鸣放中贴出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开宗明义写道：“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请今天的人们注意，这是一个21岁的大二学生，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启迪下，对苏中两国极权制度的弊端入木三分的观察，一针见血的分析。其实，当时毛泽东的错误才揭开了冰山的一角，露出了端倪，反右这个婴儿还在毛泽东的腹中躁动，没有呱呱坠地，后来，经过文革，北京市和北大的一些党委干部，重读了王书瑶的这篇文章，只能遗憾地说：你比邓小平早说了20年。 1978年邓小平说了：“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个人手里。”邓小平说得晚，却成了金口玉言，成了金科玉律，而“超前”说了的王书瑶却把22年的青春付给了劳教，唯一幸运的是没有枉死在劳教中，但至今仍然得不到任何精神与物质的补偿，因为邓小平对反右运动作出了“正确的必要的”结论。今天，我们回头重读那些极右派的极右派言论，无不遭遇着与王书瑶相同的命运。
北大另一位物理系右派学生谭天荣说得好：右派是人类真正的傲骨。
其实，赫鲁晓夫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傲骨!
赫鲁晓夫在讨论二十大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该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洛希洛夫和马林科夫等都表示坚决反对。卡冈诺维奇说：“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
伏罗希罗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是一个口径劝说赫鲁晓夫：“会追究我们责任的。我们当年都是领导班子里的人，我们对一切都负有责任。”
赫鲁晓夫回答说：“罪过是有的……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人民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终于以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时期罪行的“秘密报告”。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如萨布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则支持赫鲁晓夫。在埋葬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邪恶之一的共产主义上，赫鲁晓夫成了先锋战士!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镇压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敌人就愈多。他首创了“人民敌人”这个概念。斯大林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两面派”、“间谍”。斯大林还狂妄地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如此等等，后来在毛泽东的实践中都亦步亦趋，都发扬光大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之初，有一句神秘叵测的名言：“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成了毛泽东至死也没有驱除的恶梦。
二、戈尔巴乔夫彻底清算斯大林的罪恶
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大镇压方面，仅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没有来得及全面清算，就被逼宫下台。彻底清算斯大林大镇压的罪恶是30年后由戈尔巴乔夫完成的。这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绝密，特别卷宗)。这个文件的中文本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卷中。这个文件把斯大林时期大肃反大清洗大镇压的情况作了全面调查综合总结，是一份真实可信无可怀疑的官方密档。标示“简要报告”，想必还有或准备有更详尽的“报告”。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报告写于1988年，正是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1985—1991)时期，与赫鲁晓夫的报告相隔32年，因此是戈氏改革的产物。中国有一些人视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的“叛徒”。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苏联解体是因为这个制度制造了人间罕有的罪恶，戈氏敢于彻底清算，表现了他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良知负责的态度。这种继承赫鲁晓夫的政治家的勇气，今天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
正如这个报告所说，斯大林“他们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越深入地研究，越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罪过不仅具有道德和政治性质，而且具有直接的法律和刑事性质。社会舆论合理地要求对此做出应有的评价。”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的党魁对于自己的党员，也就是自己的同志、战友，对于自己的人民，敢于无所顾忌地镇压屠杀，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连希特勒也自愧弗如。
在我们的记忆中，还记得那个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原来我们理解的苏联，是那首唱得心花怒放的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自由，自由，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走来走去，那真是一个人间的天堂。
后来事实证明，苏联的大肃反大镇压大清洗也在中国轮回了一遍，克隆了一遍，只是具体形式有“中国特色”而已，而且毛泽东最后20年发动的政治运动，包括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他的邪恶与罪恶就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因此我们读读这个“报告”，也有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这个“简要报告”，俄罗斯人民已经把斯大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苏联解体至今20年，没听说有人站出来要求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也没有人站出来要求回到苏维埃时代，反之倒是在中国还能够找到苏联的遗老遗少。
现在，我们首先根据这个报告分析一下斯大林大镇压枪杀的人数。
“报告”统计了在斯大林时期，1930——1953年间，镇压与枪决的总人数。请读下文：
1.关于“三人小组”、“两人小组”、特别会议、名册等等的反宪法性和反法律性。镇压案件相当大的一部分判决正是由这些非执法的和反宪法的机构作出的。
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现在尚未重新审理的案件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在这些案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39125人)。
苏联最高法院领导和多数法律学家注意到，对1930～1953年间由非执法机关作出的判决的上诉进行审理具有鲜明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建立、活动乃至存在本身都是违背宪法的，没有依据当时的任何法律条文。既然此类机关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那么任何由它们作出的判决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
上述统计，将执法机关判处的与非执法机关判处的人数区别。所谓非执法机关判处，大概如中国土改的杀人，文革中道县的杀人，工作队、区委、农村大队就可以决定，定右派则由党支部党委决定，这大致属于“非执法机关”判案。至于“执法机关”的判处，毕竟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法律手续。其次，上述统计，将受到镇压的总人数分为已经审理的案件和尚未审理的案件，这样受到镇压的总人数为：
3778234+2192130=5970364
这就是说，有六百万人受到镇压。何谓“镇压”?根据这个“报告”的解释为：第一种，枪决;第二种，监禁8到25年;第三种，8年以下监禁和驱逐出境。由于斯大林不是实行毛泽东式的将相当一部分五类分子放在劳教、劳改、监狱之外“改造”，也不是毛泽东对于内部肃反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所以，这些受到“镇压”人，除了枪决之外，大部分都是关在劳改营(即古拉格群岛)或监狱，还有“驱逐出境”的。至于枪决人数，缺少执法机关受理的统计。如果做一个推测，尚未重新审理的案件，涉及2192130人中，非执法机关判处了接近一半，那么剩余的那一半稍多的人，其中可能枪决的人数大概也差不多。因此，枪决总数约为
786098+339125+339125(估计数)=1464338
由此可知，从1930——1953年斯大林时期，苏联共镇压了约600万人，其中大约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被枪决。这个统计会不会有水分呢?我想官方不会故意缩水。遗漏的数字肯定有，而且不会很少，这是因为相隔久远，档案散失，甚至于根本就没有入档，所以无法做到精确无误。随后苏联解体，这项工作自然就停止了。既然无所顾忌的滥杀枉杀成风，根本就没有上报统计，所以遗漏在所难免。
查1953年的《世界知识手册》，苏联的人口采用1939年的普查数，为1亿9千3百万，因此镇压的人数约为总人口的3%，枪决人数则为7·5‰。
如果做一点对比，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下达的枪决指标，农村是1‰，城市是0·5‰，例如上海市有600万人，因此必须枪决3000人。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是杀人只下达指标，几乎自己不直接签字批准杀人，好像没有这种记载，而斯大林不怕手上沾满了鲜血。他是亲自签字，成百成千成万地要经过他签字批准枪决，他的政治局委员也个个有权签字批准枪决，好像杀人成瘾，乐此不疲。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伏罗希洛夫——他到中国来访问过，当时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欢迎。这位伏罗希洛夫积极参与了组织镇压的活动。经他批准，许多红军高级军事长官和政治工作人员被枪杀。 30年代5位元帅中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中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如此疯狂地斩尽杀绝红军高级将领，真不知他居心何在?难道伏罗希洛夫不是法西斯德国安插的奸细吗?
这个报告说：“除斯大林之外，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对镇压和违法行为也负有直接责任。”但在分述中，除斯大林，只提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安德列耶夫，加里宁、苏斯洛夫共10人的情况，没有提到贝利亚、布尔加宁和科尔秀3人，多了加里宁。
报告以较多的文字记载了赫鲁晓夫的责任。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20大上揭盖子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特别指斥了贝利亚。他说：“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极为卑鄙的作用。这个挑拨者怎样在党和国家中取得了这种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这个贝利亚当时就枪决了，他应当是重点的重点人物，罪大恶极，可是本报告没有具体叙述他的情况。
今天我们阅读这个报告已经没有什么震撼之处了，但是温故而知新，鉴往知来，要知道，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作出过负责任的总结交代，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禁止媒体报导历史真相。
（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