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警惕“非人化”语言的敌意

【新唐人2012年2月10日讯】 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

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资刊登侮辱内地人的广告,把内地人暗喻为“蝗虫”,甚至还编了“蝗虫歌”。有文章批评唱“蝗虫歌”的,说是“与香港开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实,就算在不那么开放包容的地方,把人辱骂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极其恶劣的“非人化”行为,在道德和伦理上也是不能允许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将一些人或一部分人类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与单纯将人比喻为动植物(如雄鹰、骏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像动机和心理往往是敌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许多战争的宣传动员和心理准备,它把“敌人”想像和描绘成“异类”,在人类等级上低于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这些战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阶级或政党之间。

将别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人性伤害,使他们变得残忍、暴戾、非理性、充满仇恨、丧失人性。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Montagu)、麦特森(FloydMatson)把“非人化”比喻为“启示录第五骑士”。《圣经•启示录》描绘了末日审判,“启示录”这个词因此用来指代世界末日,按“启示录”的说法,分别有骑着白、红、黑、灰四匹马的骑士,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万象失调,日月为之变色,随后便是世界的毁灭。“非人化”这个第五骑士带来的便是仇恨,它同样可能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和毁灭。

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称赞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科霍(RobertKoch,肺病病菌的发现者),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恢复健康。”有一段时间,非人化语言也曾经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烂狗头、引蛇出洞、关牛棚以及割尾巴、翘尾巴、小爬虫、害人虫……这样的语言剥夺了“敌人”作为人的属性,使得仇恨和虐杀成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觉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无负疚之感。

与“非人化”相反的是对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这种想像的动机和心理则往往是爱和怜悯。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轻》共有7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后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条叫“卡列宁”的狗。卡列宁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达一种人道主义和爱的“博大人性”。

爱是一种人类的美德,但只爱自己的同类(为此将他者非人化为异类)并不是真正的爱。有一天,特丽莎独自坐在那里,“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人类把动物看得低人一等,因为动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动物、不把它们排除在爱之外的人们,才能说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当医生托马斯看着妻子特丽莎抱着狗儿卡列宁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博大人性的爱,“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失败。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伕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伕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异类来敌视和仇恨,还是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真正受到考验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性。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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